二、努力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涉外經濟體制改革邁出堅實步伐，初步建立了符合自身國情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開放型經濟體制。但總體看，我國開放型經濟體制建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比較突出，有些體制不適應國內外形勢和開放型經濟自身發展的需要。比較而言，外貿體制改革更深入一些，利用外資和對外投資體制改革相對滯後；沿海地區開放型經濟體制比較成熟，內陸地區相對滯後；企業改革步伐較快，政府職能轉變和中介組織建設相對滯後。因此，要把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作爲進一步對外開放的主攻方向。
第一，要明確全球貿易規則變局。國家發改委張燕生研究員認爲，關於全球貿易規則變局，可以概括爲以下幾點：一是推動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名義上是要打造世界高標準自由貿易區（FTA）範本，其實質是美國要將本國規則轉化爲全球標準，爲未來全球治理改革建章立制。二是推動雙邊投資協定2012年範本（BIT2012）、服務貿易協定（TISA）。前者納入負面清單管理和准入前國民待遇等條款。後者要求所有服務部門，包括未來可能出現的新型服務業，都要對外資一視同仁。要求取消設立合資企業的各種要求，不得限制外資控股比例和經營範圍，新的開放措施一旦實施不得收回等。名義上是要打造高標準投資自由化和服務貿易自由化範本，其實質是重新打造不對稱規則優勢，爲美國投資和服務業進入全球市場打開大門。三是制定“競爭中性”等國際新規則，限制政府利用優惠政策扶助國有企業戰勝民營企業的能力。同時，大力推進更高標準的勞工與就業、環境治理、知識產權保護、政府採購、競爭政策、國有企業、產業政策規則。其特點是從以前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轉向競爭政策和產業政策。四是推動全球再平衡調整。美中經濟安全與評估委員會（USCC）2009年度報告提出，這場危機的根源在於全球經濟失衡。中美各自應爲失衡承擔一半責任。其後來的年度報告中還指責中國操縱貨幣，導致美國出現鉅額貿易逆差，從而損害了美國的製造業和就業。爲此，美國要求中國通過擴大內需和消費、擴大進口和開放、擴大人民幣升幅和非貿易部門改革，更多地承擔全球再平衡責任，爲美國擺脫衰退困境做貢獻。
第二，堅持積極有效利用外資，推動服務業擴大開放，打造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使中國繼續成爲外商投資首選地。建設好、管理好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的體制機制，並開展若干新的試點。擴展內陸沿邊開放，讓廣袤大地成爲對外開放的熱土。要放寬外商投資市場準入。現階段利用外資不是簡單的引進資金，更重要的是吸收國際投資中搭載的技術創新能力和先進管理經驗，這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升級至關重要。30多年來，我國製造業的整體競爭力得到極大的提升，躍居全球第一大製成品出口國，得益於製造領域實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對外開放。相比之下，我國服務業開放程度低，競爭力弱，仍是經濟發展中的一塊“短板”。壯大和發展服務業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重點是推進金融、教育、文化、醫療等服務業領域有序開放，放開育幼養老、建築設計、會計審計、商貿物流、電子商務等服務業領域的外資准入限制。
第三，創新利用外資管理體制。多年來，我們採取逐案審批和產業指導目錄的外資管理方式，同時，在一些領域對內外資企業實行不同的法律法規。這種管理方式的優點是產業政策導向性強，缺點是審批環節多，政策穩定性不足，容易導致“玻璃門”、“彈簧門”等問題，行政成本和營商成本都較高。而世界越來越多國家採取“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的外資管理方式，將禁止或限制外資進入的領域列入清單，未列入的領域外資均可進入，
內外資企業享受同等待遇。這種管理方式有利於規範和約束政府行爲，爲企業創造一個穩定、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我國外商投資管理體制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借鑑這種管理模式，最大限度減少和規範行政審批，糾正“重事前審批、輕事後監管”的傾向，賦予各類投資主體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的機會。建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黨中央在新形勢下推進改革開放的重大舉措，不僅擴大了服務業市場開放，而且試行了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外資管理模式。今後國家將在試點基礎上，選擇若干具備條件的地方發展自由貿易園（港）區，爲在全國推行這種管理模式積累經驗。
第四，改革對外投資管理體制。從貿易大國到投資大國、從商品輸出到資本輸出，是開放型經濟轉型升級的必由之路。近十年，我國對外投資以年均4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長，累計對外直接投資超過5000億美元，躋身對外投資大國行列。但總體看我國企業走出去仍處於初級階段，特別是對外投資管理體制建設相對滯後，不能完全適應對外投資加快發展的新形勢，在投資審批、外匯管理、金融服務、貨物進出口、人員出入境等方面存在諸多障礙。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關鍵是深化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放寬對外投資的各種限制，落實“誰投資、誰決策、誰受益、誰承擔風險”的原則，確立企業及個人對外投資的主體地位。對此，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三個允許”，即“允許企業和個人發揮自身優勢到境外開展投資合作，允許自擔風險到各國各地區自由承攬工程和勞務合作項目，允許創新方式走出去開展綠地投資、併購投資、證券投資、聯合投資等。”這是廣大企業和投資人的熱情期盼，充分體現了國家支持企業加快走出去的政策導向，必將推動我國對外投資邁上新臺階。
第五，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與多邊貿易體系的開放相比，自由貿易區有對象可選、進程可控的特點，可以起到以局部帶動整體的開放效果。目前，我國已經簽署了12個自由貿易協定，但與發達國家相比，總體水平不高、規模有限。今後，我們要繼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在全球貿易發展中的主導地位，同時要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形成以周邊爲基礎、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拓展改革開放和國民經濟發展空間。要抓緊打造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升級版，進一步提升區內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積極推進中韓、中日韓、中澳（大利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等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推動亞太經濟一體化進程；適時啓動與其他經貿夥伴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2014年“兩會”期間，習近平同志強調，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是黨中央爲推進新形勢下改革開放提出的一項重大舉措。要牢牢把握國際通行規則，加快形成與國際投資、貿易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基本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既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要大膽闖、大膽試、自主改，儘快形成一批可複製、可推廣的新制度，加快在促進投資貿易便利、監管高效便捷、法制環境規範等方面先試出首批管用、有效的成果。要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引進國際先進經驗，提高服務業能級和水平。在自由貿易試驗區要做點壓力測試，把各方面可能發生的風險控制好，切實防範系統性風險特別是金融風險。
第六，從戰略高度推動出口升級和貿易平衡發展，統籌多雙邊和區域開放合作。要穩定和完善出口政策，加快通關便利化改革，擴大跨境電子商務試點。實施鼓勵進口政策，增加國內短缺產品進口。引導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支持企業打造自主品牌和國際營銷網絡，發展服務貿易和服務外包，提升中國製造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鼓勵通信、鐵路、電站等大型成套設備出口，讓中國裝備享譽全球。要推動服務貿易協定、政府採購協定、信息技術協定等談判，加快環保、電子商務等新議題談判。積極參與高標準自貿區建設，推進中美、中歐
投資協定談判，加快與韓國、澳大利亞、海灣合作委員會等自貿區談判進程。堅持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實現與各國互利共贏，形成對外開放與改革發展良性互動新格局。
第七，擴大內陸和沿邊地區對外開放。當前，我國內陸地區開放型經濟發展面臨歷史性機遇，但由於既不靠海、也不沿邊，存在開放口岸少、物流費用高、區域轉關難等諸多亟待破解的制約因素。擴大內陸開放是一篇大文章，要從體制機制、政策環境等方面下工夫，全面夯實內陸開放型經濟發展的基礎。要創新內陸加工貿易模式，推進整機生產、零部件、原材料配套和研發結算在內陸地區一體化集羣發展，使內陸地區成爲沿海加工貿易鏈條的承接地。要統籌推進內陸地區國際大通道建設，加快建設面向東南亞、中亞、歐洲等地區的國際物流大通道，支持內陸城市增開國際客貨航線，發展江海、鐵海、陸航等多式聯運，形成橫貫東中西、聯結南北方的對外經濟走廊。要推動內陸沿海沿邊通關協作，實現口岸管理相關部門信息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擴大“屬地申報、口岸放行”等改革試點，使內陸地區貨物進出口逐步實現“一次申報、一次查驗、一次放行”，提高口岸通行效率，降低通關成本。我國同14個國家毗鄰，陸路邊境總長2.28萬公里，沿邊139個縣級行政區國土面積合計約200萬平方公里，居住着45個少數民族。加快沿邊開放，對優化對外開放格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建設繁榮穩定的邊疆具有重大戰略意義。近年來，沿邊地區對外開放邁出了堅實步伐，但受歷史、自然條件和周邊環境等因素的影響，沿邊地區開放型經濟規模總體偏小，經貿合作層次不高，與周邊國家合作機制不健全，經貿和人員往來便利化水平亟待提高。目前，我國加快沿邊開放的有利條件在增多。周邊國家人口衆多，能源資源富集，近年來經濟普遍發展較快，與我開展經貿合作的願望強烈。習近平總書記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分別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引起相關國家的強烈共鳴，爲我國加快沿邊開放帶來了重大機遇。推進沿邊開放要堅持統籌規劃、因地制宜、互惠互利、共同發展、東西互動、內引外聯的原則，在“邊”字上做文章，從合作機制和開放政策上尋求突破。要創新沿邊開放政策，允許沿邊重點口岸、邊境城市、經濟合作區在人員往來、加工物流、旅遊等方面實行特殊方式和政策，提高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水平，培育特色優勢產業。要發揮金融對沿邊開放的支撐作用，建立開發性金融機構，加快同周邊國家和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爲沿邊開放提供良好條件。要鼓勵邊境地區與毗鄰國地方政府之間建立高效務實的工作機制，及時解決毗鄰地區經貿和人員往來中的問題。
第八，改革行業商（協）會管理體制。行業商（協）會是現代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隨着我國開放型經濟規模不斷壯大以及政府職能加快轉變，制定行業標準、規範行業秩序、開拓國際市場、應對貿易摩擦等方面越來越離不開商（協）會的作用。但受法律地位不明確、職能定位不清晰、管理機制不靈活等體制因素的制約，我國商（協）會存在發展活力不足、服務不到位、行政色彩濃厚等問題。發展和規範商（協）會，要從思想認識、政策環境、機構建設、管理制度等方面消除障礙，把本不屬於行政範疇的職能還給商（協）會，政府可通過購買服務等多種途徑予以支持。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限期實現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真正脫鉤，重點培育和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成立時直接依法申請登記。”這是經濟社會管理方式的重大創新，對今後商（協）會改革與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隨着大批面向市場、依法運行的商（協）會涌現出來，政府和企業之間的聯繫將更加緊密、暢通，政府宏觀管理和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都將大幅提高。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