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莫羅上校在起訴發言時異常激動和憤慨。法庭爲了表現出司法的客觀性，幾次打斷了他的話。但要讓他有所剋制是困難的，因爲恐怖、殘忍的獸行在燒灼着他。他繼續激憤地說道：
“南京是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它在一場違反國際法和幾個世紀以來形成的全部戰爭法規的不宣而戰的軍事侵略中淪陷了，被洗劫、炸燬和燒光了。中國戰俘成羣地被綁起來，然後進行大屠殺。”他說，這一古城的居民深陷在極大的痛苦和暴行之中，他們無端地慘遭搶劫和殺戮。
首席檢察官季南認爲，坐在這裡的20多名被告同希特勒之流攜起手來，對民主主義國家計劃、準備並發動了大規模的侵略戰爭，結果使幾百萬人喪失生命，資源遭到破壞。他有充分的理由和足夠的證據斷言：“南京陷落後，緊接着是對數以萬計的俘虜、和平居民和婦女兒童的殺戮、欺凌、摧殘以及對毫無軍事意義的衆多房屋的破壞。這些事件被稱爲現代戰爭史上獨一無二的南京大屠殺。”
季南說：“在侵華戰爭中，日本軍一直是節節勝利，但是，在1937年8月13日開始的‘淞滬會戰’裡，日軍遭遇到了中國軍民的頑強抵抗，他們原來吹噓三個月滅亡中國，半年滅亡中國，可這一個戰役就拖了日軍三個月。到了南京，他們就用大屠殺的手法來摧毀中國軍民的這種抗戰心理，他們就是要製造恐怖，讓中國人不再敢抗拒他們。這就是南京大屠殺的原因！”法庭上旁聽者都神情肅穆地聽着。
季南繼續道：“辯方律師一直在攻擊和否認我們檢察團所提供的證人和證據，他們堅稱南京大屠殺是虛構的，從來沒有發生過，那現在，我手裡有一個證據，這是一份電報。”他揚了揚手裡的電報：“這份電報來自於法西斯陣營內部，也就是與日本結盟的納粹德國。這份電報是德國投降後盟軍搜查德國外交部機密檔案庫發現的！”
鬆井石根和其他罪犯都有些坐立不安了。
“這份電報是當時德國駐南京大使館的羅森博士拍給德國外交部的，它詳細記錄了日軍在南京的種種罪行，現在，我給大家念一下最後一段——犯罪的不是這個日本人，或者那個日本人，而是整個的日本皇軍。它是一部正在開動的野獸機器。”
向哲浚遞了份文件給季南，季南舉起來給大家看：“這是我們的中國檢察官在日本陸軍總部的檔案資料裡發現的證據。這是日本《東京日日新聞》上的報道和照片，向井敏明和野田巖兩人剛剛進行完一次比賽。”季南停了下，接着說道，“什麼比賽？殺人比賽！他們要比比看在這一天的時間裡，誰砍的中國人的頭多！”
這份1937年12月13日《東京日日新聞》報載：
“片桐部隊的勇士向井敏明及野田巖兩少尉進入南京城在紫金山下作最珍貴的‘斬殺百人競賽’，現達到105對106的紀錄。這兩個少尉在10日正午會面時這樣說——
野田：‘喂，我是105人，你呢?’向井：‘我是106人！’兩人哈哈大笑。
因不知道哪一個在什麼時候先殺滿100人，所以兩人決定比賽要重新開始，改爲殺150個人的目標。
向井：‘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已經超過斬殺了100人，多麼愉快啊！等戰爭結束，我將這把刀贈給報社。昨天下午在紫金山戰鬥的槍林彈雨中，我揮舞這把刀，沒有一發子彈打中我！”
他們把目標定爲150人！
據報道，這兩個人間惡魔於南京郊區的句容就開始瘋狂屠殺無辜平民，向井殺了89人，野田殺了78人。12月11日，他們又在紫金山下開始了“殺人比賽”，又各殺害我100多名同胞。次日中午會聚時，兩人的刀口都已缺損。向井說，這是因爲他從一箇中國人的鋼盔頂上劈下，連同身軀劈成兩半！“這完全是玩藝兒。”他說。
聽衆無G了。
季南說：“我現在告訴你，1937年12月13日，在這一天的時間裡，他們在南京一共殺死了211名中國人，右邊的這位叫野田巖，他殺了105人，左邊的這位得勝了，他殺死了106個，多殺了一個，所以他得勝了。他叫向井敏明。”
季南又拿起一本書，舉着讓大家看：“我的手上拿着一本日本人山中豐太郎寫的書，叫做《皇兵》，是由坐在被告席上的日本前外務大臣松岡洋右親自題寫了書名。書裡面記載了一個人，叫做田中軍吉，是當時參加攻打南京的日本陸軍第六師團中隊長。書裡描述了他使用所佩戴的一把叫做‘助廣’的軍刀，在南京城及周圍砍殺了300餘名中國人。這裡還有一張照片，記錄了田中軍吉揮刀砍殺中國人的情景，並附布稱讚他勇敢的文字，刊登在東京的一家報紙上。照片上他穿的是夏裝。但這恰好描畫出他殺人時的瘋狂，以至在寒冷的冬天燥熱得脫去了外衣。”
被告席上，指揮實施南京大屠殺的日軍統帥鬆井石根滿臉懊喪、懺悔和可憐的神情，像個斷頓的大煙鬼。他爲自己所作的辯護，與他的臉色一樣枯晦，他使出了三招：一招是矢口否認，二招是裝聾作啞，第三招是推卸責任。
“西方帝國主義侵略東亞的戰爭同日本進行的日清、日俄戰爭是本質完全不同的兩種戰爭。……東洋日本與中國之抗爭，一方面應視爲兩國人民自然發展之衝突，同時亦可視爲兩國國民思想之角逐。蓋中國國民之思想，最近半世紀間明顯受歐美民主思想與蘇聯共產思想之感化，致東洋固有的儒教、佛教思想發生顯著變化，中國國內變化招致各種思想之混亂與紛爭，乃至形成同日本民族紛爭之原因。”這是什麼意思?是說日本的侵略是出於善意?並非野蠻，並非帶有掠奪的目的?還是想利用法官們價值觀念的不同引起他們之間的隔膜與對立?總之，鬆井全盤否定了南京大屠殺的暴行。他說“基南檢察官所云對俘虜、一般人、婦女施以有組織且殘忍之屠殺**等，則純系誣衊。而超過軍事上需要破壞房屋財產等指責亦全爲謊言。”
乾瘦的鬆井低下了骷髏一樣的頭顱。他的嘴裡在嚅囁着什麼。他擡起頭來說：“當時我正在養病，對發生了什麼全然不知。”此爲第二招。
法庭以足夠的證據駁回了他的謊言。12月17日那天，日軍舉行了狂熱的入城式和慰靈祭。時任華中方面軍司令官的鬆井石根乘車來到城東滿目瘡痍的中山門，在那裡換騎上一匹栗色的高頭大馬，他要讓土兵們看清楚他們的統帥。他耀武揚威地進了城，成千上萬的日軍官兵在街道兩旁列隊歡呼，他戴着白手套的手在空中得意地揮動。他縱了縱小鬍子。他嗅到了人肉燒焦的氣味，看到十幾處高高竄起的大火像勝利的戰旗一樣迎接他。戰馬邁着悠閒的步子，把他送到城北面的首都飯店。
曾在南京被日軍俘虜的上尉軍醫樑廷芳的證詞向法庭描述了這樣的一幕：
悲憤的俘虜被趕上土坡。軍官下令開槍，機槍手略一猶豫，軍官抽刀劈殺了他。槍炮齊鳴，俘虜羣像江濤一樣翻*。
當時在安全區擔任紅十字會副會長的許傳音博士出庭作證時說出的一幕：
幾所大學建立的難民安全保護區。英、美、法等國的國旗徐徐飄拂，各種帳篷和木屋擁擠在操場上。五、六輛載着日軍的卡車駛到安全區門口停下，幾百名發情的畜牲撲向大門。救委會主席雷伯擋在門口：“這是國際安全區，是得到你們的最高司令批准的，你們不能進來。”他遭到了日本兵的暴打。魏特琳女士手中的美國國旗被日本兵奪去扔到地上。
就像惡狼撲向羊羣，日本兵撲倒了一個又一個婦女。他們迫不及待地扯去散發着髒污的分泌物刺鼻惡臭的兜襠布，掏出黑漆漆的刀子一樣的物件，狠狠地插進人體最柔弱的部位。慘叫聲。皮靴和飛舞的皮鞭。幾位少女含辱跳樓。柔弱女子臉上的血和下身的血……
在法庭證人席上，站出了一個又一個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金陵大學醫院外科主任、美國醫生威爾遜述說了他目睹的被日軍殺傷的中國軍民的慘狀。在那些恐怖的日日夜夜，威爾遜把目睹到的事實寫進了日記，日記內容於1995年譯成中文後，首先在南京引起了巨大的震動。
“昨夜金陵大學一位中國員工的住所被搗毀，他的親屬、兩個婦女被**。在一所難民營裡，兩個大約16歲的女孩被**致死。上午我花了一個半小時爲一個8歲男孩做了縫補手術，他有5處刺刀傷，胃被刺穿，一部分大網膜流出了肚子外。
“今天我處理了一個有3處子彈孔的男人。他與其餘80人是從‘安全區’的兩幢房子內被帶出來，在西藏路西邊的山坡上被殘殺的。80人中只有少數幾個是退伍軍人，其他都是平民百姓。他是唯一的倖存者。
“每個商業區都被放了火。昨天晚餐前我數了一下，共有12處起火，今天同一時候有8處，有些地方整幢建築被燒燬。
“一個40歲左右的婦女住進了醫院。她被日本人從難民營中帶走，名義上是給日本軍官洗衣服，帶走了6個婦女。她們白天爲日軍洗衣服，晚上則被日本人**，她們中有5個人一晚上要受到10至20次的強暴，而另一個由於年輕漂亮，每晚要受到大約40次姦污。第三天兩個日本兵把她帶到一個偏僻的地方，想砍掉她的頭，其中一個砍了她4刀，但只削掉了她的頸背部到脊柱的全部肌肉，另外她的背部、面部和前臂還有6處刀傷……”
馬吉牧師是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的副主席，他從人道的立場，控訴了日軍殺人、**和搶劫的事實：
“日軍佔領南京後，就有組織地進行屠殺。南京市內到處是中國人的屍體。日本兵把抓到的中國人用機槍、步槍打死，用刺刀刺死。
“**到處都有發生，許多婦女和孩子遭到殺害。如果婦女拒絕或反抗，就被捅死。我拍了照片和電影，從這些資料上可以看到婦女被砍頭或刺得體無完膚的情形。如果婦女的丈夫想救自己的妻子，他也會被殺死……”
馬吉牧師滔滔不絕地列數了一百多件罪行，件件冷得讓人見血見淚，令人髮梢生寒。他回答了薩頓檢察官的訊問，又接過鬆井石根的美國軍方派出的辯護律師布魯克斯扔過來的白手套。在整個審判過程中，被告們的美國律師異常賣力，爲了開脫被告罪責及拖延審判的進程，他們盤問、攻擊檢方提供的證人證件，駁辯、非難檢方的論證主張，可謂無孔不入，無隙不乘，態度張狂而齷齪。布魯克斯一出劍，就可看出他是一個有經驗的對手。
布魯克斯：“你看到過**的現行犯嗎?如果有，那麼是幾個”
馬吉：“我看到過一個日軍在實際進行這種行爲，還看到過兩個日本士兵把一個十五歲的女孩按在牀上。”
“一個是現行犯，另一件未遂，是這樣嗎?”
“他們兩人把女孩壓在牀上。”
“你看到搶劫或者你本身被強盜搶過的事件有幾回?”
“我見過偷電冰箱的日軍。另外……”
馬吉停了一下，他在考慮戰鬥的嚴肅性。但這種事對日本人來說委實是十分難堪的。沒容他考慮成熟，布魯克斯就催促了。於是便有了下面的一段話，由於細節的生動及與法庭莊重氣氛的不諧，而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馬吉說：“一天夜裡，一個日本兵竟三次闖進我的住宅。他的目的是想**藏在我家裡的一個小女孩，另外就是偷一點東西。他進來一次，我就大聲斥責一次，但每次他都要偷點東西走。爲了滿足他的慾望，最後一次，我故意讓他在衣服口袋中掏去了僅有的60元紙幣。他得到了這筆錢後，便滿足和感謝了我，然後一溜煙似地從我家的後門竄出去了。”
二十天裡唯一的一次，審判席上的法官和旁聽席上的羣衆鬨堂大笑起來。如同一個小丑在一出小小的正劇裡掉了出來，演出了一幕滑稽戲。連被告席上的戰犯們也失聲笑了出來。但他們張開的嘴巴里像被塞進了一撮豬毛，隨着吃吃的笑聲往裡走。這是魔鬼的笑，像哭。
檢察方面的證人證詞和各種材料堆起來有一尺多高。在中國駐日本佔領軍事家的壓力之下，日本的廣播電臺每晚穿插着音樂，向日本人民播送關於南京暴行的《這就是真相》的專題。中外證人的口頭證言及檢察與被告雙方的對質辯難常常達到白熱化的程度。法官席在認真傾聽。旁聽席的上千人屏住呼吸聆聽。被告席也在陰鬱的氣氛中仔細地聽着。
英國人羅倫斯和中國證人尚德義、伍長德、陳福寶……站到了證人席上。他們莊嚴地向法庭宣誓，他們陳述的都是事實。被稱爲“日本通”的金陵大學美籍教授貝德士站到了證人席上，陳述着他目擊的悽慘情景：
“日軍進城後的幾天間，我家附近的馬路上被他們射殺了無數平民，屍體比比皆是。
“一大羣中國士兵在城外就投降了，被解除了武裝，三天後被日軍的機槍掃射死了。
“我的朋友親眼見到一箇中國婦女被17個日本兵**，九歲的女孩和七十多歲的老太太也被**了……”
當時的南京國際委員會主席，德國人拉貝先生雖然受法庭邀請來到了東京，但是因爲在德國期間，身體非常不好，無法直接出庭作證，所以，向法庭提交了他在南京期間的日記。法庭接受了他的日記，作爲書面證詞。
這位富有人類良知的前納粹黨員在日記裡描述了他在南京的所見所聞。
“日本人每10人～20人組成一個小分隊，他們在城市中穿行，把商店洗劫一空。
如果不是親眼目睹，我是無法相信的。他們砸開店鋪的門窗，想拿什麼就拿什麼，估計可能是因爲他們缺乏食物。我親眼目睹了德國基斯林糕餅店被他們洗劫一空。
黑姆佩爾的飯店也被砸開了，中山路和太平路上的幾乎每一家店鋪都是如此。一些日本士兵成箱成箱地拖走掠奪來的物品，還有一些士兵徵用了人力車，用來將掠奪的物品運到安全的地方。
我們和福斯特先生去看了他的聖公會在太平路上的英國教堂。教堂旁邊有幾所房子，其中有一所被兩枚炸彈擊中。這些房子都被砸開並洗劫一空。幾個日本士兵正打算拿走福斯特的自行車，見到福斯特和我們，他們楞住了，隨後便迅速溜走了。”
“我們攔住了一個日本巡邏隊，向他們指出這裡是美國入的地盤，請他們讓搶劫的人離開這個地方。他們只是笑笑，並不理睬我們。我們遇見了一隊約200名中國工人，日本士兵將他們從難民區中挑選出來，捆綁着將他們趕走。我們的各種抗議都沒有結果。我們安置了大約1000名中國士兵在司法部大樓裡，約有400人～500人被捆綁着從那裡強行拖走。我們估計他們是被槍斃了，因爲我們聽見了各種不同的機關槍掃射聲。我們被這種做法驚呆了。”
“在我們總部的院子裡，有7個重傷員已經躺了好幾個小時，他們最後終於被救護車送到了鼓樓醫院。重傷員中有一個約10歲的男孩，他的小腿被子彈擊中，連發出呻吟的氣力都沒有了。”
“我錯過了約定的下午察看時間，因爲一隊日本士兵要帶走一部分已經放下武器逃到我們安全區的原中國士兵。我以德國人的身份向他們擔保，這些難民已經不會再戰鬥，應將他們釋放。我剛回到委員會總部還沒進辦公室，雜工就告訴了我們一個不好的消息，日本人又回來將所有1300名難民捆綁起來。我、斯邁思和米爾斯3人試圖再次將這批人解救下來，但是白費口舌。大約100名荷槍實彈的日本士兵將這批人圍起來，捆綁着拖走，準備拉出去槍斃。我和斯邁思又一次開車去找日本大使館參贊福田，替這批人求情。福田答應儘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辦，但是希望渺茫。”
“12月15日，安全區衛生委員會第二區的6名街道清掃工在他們位於鼓樓的住所裡被闖進的日本士兵殺害，另外一名清掃工被刺刀嚴重刺傷，日本士兵沒有任何明顯的理由！如上所述，這些人是我們安全區的僱員。”
“12月15日夜晚，7個日本士兵闖進金陵大學圖書館大樓，拖走7名中國婦女，其中3名婦女被當場**。”
“12月14日夜晚，許多人向我們訴說，日本士兵闖進中國居民的房子，**或強行拖走婦女。安全區內由此產生恐慌。昨天數百名婦女搬進了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幾棟建築物，我們委員會的3名美國先生昨天夜裡整夜守候在學院，保護那裡的3000名婦女和兒童。”
“12月14日夜晚，11名日本士兵闖入鋼銀巷的另一所房屋，**了4名中國婦女。”
“12月15日，日本士兵闖進漢口路的一箇中國居民住家，**了一名年輕婦女，強行拖走3名婦女。其中2名婦女的丈夫跟在日本士兵的後面追趕，結果這2名男子被這些日本士兵槍殺。”
“我剛剛聽說，又有數百名已經解除武裝的中國士兵被拖出安全區槍斃了。其中有50名安全區的警察也要照軍法執行處決，據說是因爲他們放進了中國士兵。通往下關的中山北路上橫屍遍地，到處是遺棄的武器裝備。中國人放火燒了交通部。招江門被炮火打得幹瘡百孔，城門前到處是成堆的屍體。日本人不願意動手清理，而且還禁止我們組織所屬的紅?d字會進行清理。我們估計可能是要在槍斃那些已經解除武裝的中國士兵之前，先強迫他們來清理。我們歐洲人簡直被驚呆了！到處都是處決的場所，有一部分人是在軍政部對面的簡易棚屋前被機關槍射殺的。”
“後院裡響起了日本士兵的砸門聲。見傭人不開門，幾個日本士兵就在院牆邊探頭探腦，看見我突然打着手電筒走了過去，他們立即就一溜煙地跑掉了。
我們打開大門，跟在他們後面走了一段距離，直到他們消失在一個黑黢黢的巷子裡，這個巷子的下水道里3天來也已經塞滿了好多具屍體。見此狀況，人們不禁噁心地渾身顫抖。在院子裡，許多婦女和兒童瞪着驚慌失措的雙眼沉默地相互依假在一起，一半是爲了相互取暖，一半是爲了相互壯膽。他們大家的希望是，我這個洋鬼子能驅趕走凶神惡煞！！”
12月17日兩個日本士兵爬過院牆，正打算闖進我的住房，看見我出現後就爲自己的闖入找藉口，說是看見有中國士兵爬過院牆。我把我的黨徽指給他們看，於是他們就從原路又退了回去。在我院牆後面小巷子裡的一所房子裡，一名婦女遭到了**，接着又被刺刀刺中頸部。我好不容易弄到了一輛救護車，把她送進了鼓樓醫院。我的院子裡一共約有200名難民，他們像供奉神祗一樣尊敬我們這些歐洲人。只要我們從他們身邊走過，他們就跪下來，我們難受得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個美國人這樣說道：“安全區變成了日本人的妓院。”這話幾乎可以說是符合事實的。昨天夜裡約有1000名姑娘和婦女遭**，僅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一處就有100多名姑娘被**。此時聽到的消息全是**。如果兄弟或丈夫們出來干預，就被日本人槍殺。耳聞目睹的盡是日本兵痞的殘酷暴行和獸行。
我們的奧地利汽車專家哈茨先生同一個日本士兵發生了爭執，這個日本人拔出刺刀，但是就在同時被哈茨一記準確的勾拳擊中下額倒在地上，他的另外兩個武裝到牙齒的同夥帶着他趕緊溜之大吉。但願這個勝利不會給我們帶來什麼惡果。日本總領事岡崎勝雄昨天要求難民儘快離開安全區，返回自己的住處，有店鋪的就重新開業。其實日本士兵已經爲店鋪的店主們打開了門，城裡幾乎沒有一家商店未被日本人砸開並搶劫。德國大使特勞特曼博士位於薩家灣的房子奇蹟般地倖免於難，他的門上有一個用日G寫的禁止入內的佈告。我的院門上也有這麼一個佈告，但是儘管如此仍然不斷有人光顧。克勒格爾陪我一塊兒去了特勞特曼的住所，在回來的路上，他在我的房子後面發現了自己的車，車是昨天他和幾個日本軍官在旅館的時候被日本兵開走的。克勒格爾執拗地站在自己的車前，後來車裡的3個日本兵說了句‘朋友，你走吧’，把車還給了他。還是這幾個日本兵，他們在下午跑到我的院子裡，趁我不在的時候開走了洛倫茨的車。我告訴過韓，如果他無法擺脫客人的話，就無論如何必須讓我們的客人留下字據。這次他也的確得到一張字據，上面是這樣寫的：‘感謝你的贈送！日本皇軍，K．佐藤’”
“軍政部對面一座挖了防空洞的小山丘腳下躺着30具中國士兵的屍體，他們是根據緊急狀態法被槍斃的。日本人現在開始清理城市，從山西路廣場到軍政部已經清理乾淨。屍體就被**地拋在溝裡。”
“12月18日我們原先期望隨着最高指揮官的到達能恢復秩序，但是遺憾的是，我們的願望並沒有實現。正相反，今天的情況比昨天還要糟糕。今天從一大清早我就開始驅趕爬越圍牆的日本士兵。有一個日本士兵開始的時候拔出刺刀朝我逼來，但是當他明白過來站在他對面的是一個德國人的時候，他便迅速把刺刀收了回去。只要我本人在家，情況就還過得去。這些傢伙們到今天爲止對歐洲人還有些尊敬，但是對中國人則不是這樣。在總部的時候，不斷有人叫我到鄰近的遭日本人砸門搶劫的房子裡去。從一所已經被洗劫一空的住房裡，我攆走了兩個日本人。在我和一個日本軍官討論恢復電廠供電的時候，我們一輛停在門前的汽車被搶走了。我們費了很大的勁才把車弄了回來，士兵幾乎不買他們的軍官的賬。一箇中國人踉蹌着衝進房間，告訴我們，他的兄弟被日本人槍殺了，就因爲他拒絕給闖進他家的日本士兵一包煙。”
“昨天有1000名婦女因遭到姦污或家中遭到搶劫逃到金陵大學。昨天晚上貝茨博士回到在金陵大學的寢室，準備在那裡過夜，保護這些婦女，但是不論在他自己睡覺的地方還是在大學圖書館，他都沒有看見一個憲兵崗哨。
晚上8時，菲奇、斯邁思博士和米爾斯3位先生來到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準備在大門邊的一問屋子裡支牀過夜(爲了保護這裡的3000名婦女和兒童，自12月14日以來，我們中的一些人一直是這樣過夜的。人們由於害怕，紛紛逃往這裡，這裡的人數昨天增加到了4000人)，他們遭到了日軍搜家小分隊的粗暴扣留，被拘禁了1個多小時。
小分隊的軍官命令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兩位女負責人明妮;沃特林小姐和陳女士以及她們的女友特維內姆夫人走出大門，在寒冷中日軍士兵對她們推推揉揉。日本軍官堅持斷言，校內有中國士兵，一定要把他們搜出來執行槍決。最終他還是放菲奇等3人回家，但同時又不允許米爾斯留下，所以後來事情怎麼發展我們就無從得知了。”
“12月18日晚上6時，幾個日本士兵爬過院牆的時候，我正好回到家撞見了他們。其中的一個人已經脫下了軍裝，解下了皮帶，正企圖**難民中的一個姑娘。我走上前去，命令他從爬進來的地方再爬出去。另外一個傢伙看見我的時候，正好騎在牆上，我只是輕輕地一推就把他推了下去。晚上8時的時候，哈茨先生和一個日本警官帶來了一卡車相當數量的憲兵，他們的任務是在夜間守衛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看來我們向日本大使館提出的抗議奏效了。我打開位於寧海路5號的委員會總部的大門，將逃到我們這裡的婦女和兒童放了進來，這些可憐的婦女和兒童的哭喊聲在我的耳際迴響了好幾個小時。逃到我在小桃園住所的院子裡的難民越來越多，現在安置在我家的難民人數已經有300人左右。我的家被認爲是最保險的地方。當我在家的時候，情況也的確如此，我會斥責每一個闖入者。但是當我不在家的時候，這裡的安全狀況就很糟糕。在大門上張貼的日文佈告起不了什麼作用，日本士兵很少理會佈告上的內容，大部分士兵照樣爬牆。張的妻子昨天夜裡病得非常厲害，今天早晨我們不得不把她再送到鼓樓醫院。非常糟糕的是，就連鼓樓醫院裡的女護士中也有不少人遭到了**。”
“12月19日今天夜裡我們房子裡很平靜。在我們寧海路總部旁邊一棟房子的防空洞裡有約20名婦女，有幾個日本士兵闖了進去，想**這裡的婦女。哈茨跳過院牆，趕走了闖入者。廣州路83號和85號的一個收容所寫來求救信，內容如下：致南京難民區國際委員會南京我們這些簽署本信的540名難民被安置在廣州路83號和85號，擁擠不堪。
從本月的13日到17日，我們的房子多次遭到三五成羣的日本士兵的搜查和搶劫，今天日本士兵又不斷地來搶劫。我們所有的首飾、錢財、手錶和各類衣物都被搶劫一空。每天夜裡都有年輕婦女被搶走，日本人用卡車把她們拉走，第二天早晨才放她們回來。到目前爲止，有30多名婦女和姑娘被**。婦女兒童的呼喊聲日夜不絕於耳。這裡的情況已經到了G言無法形容的地步。請救救我們！”
日記一直記錄到了1938年的2月，拉貝先生奉德國西門子公司總部的命令回到德國爲止。
1909年，生於德國漢堡的拉貝在27歲時候來到嚮往已久的中國，他的未婚妻道拉也隨後來到北京，他們在北京結爲伉儷。他進入了德國西門子工作，先後成爲北京、天津分公司的經理。1931年11月，拉貝來到首都南京開拓業務，出任南京分公司經理。他與金陵大學農學院院長謝金聲簽訂了一份協議，由學校建一座集辦公與居住爲一體的房屋出租給拉貝。房屋位於廣州路小粉橋1號，環境幽雅寧靜。他的事業蒸蒸日上，周圍的居民對他友善熱情，拉貝在這裡工作、生活得極爲愉快。
七.七事變的槍聲打破了拉貝寧靜的生活。1937年8月，日軍開始對南京狂轟濫炸。拉貝正在北戴河休假，他星夜兼程趕了回來。他在院子裡修築了一個防空洞，提供給家裡的傭人和附近的居民使用。11月，他和一些西方人設立了一個安全區，希望在南京淪陷的最危險時刻，爲難民提供一個躲避的場所。他被推爲安全區的主席，拉貝明白自己肩負的擔子有多重。他說：“由我出任主席，我不應再有絲毫的猶豫。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時代都在這個國家愉快渡過，我的兒孫都出生在這裡，我的事業在這裡獲得了成功，我始終得到了中國人的厚待。”
安全區內設有25個難民收容所，聚集了近30萬難民。拉貝作爲非常時期的“執行市長”，面對的困難象千萬座大山。他利用自己的納粹身份，與日軍鬥智鬥勇，與日本領事館反覆交涉、抗議，阻止日軍的恣意侵犯和屠殺；他把他租住的院子，設爲“西門子”難民收容所，收留了600多個附近的居民，丁永慶、宗有琴、李世珍，當年都在這裡得到過拉貝的保護；他在這裡寫下了著名的《拉貝日記》，記錄了日軍暴行的500多個慘案；他帶領他的委員們尋求國際援助，募集資金，購買糧食和藥品，特別是歷盡艱辛，從上海搞來了能預防腳氣漫延的蠶豆。難民們對他頂禮莫拜，稱他爲活菩薩。爲表達對拉貝的敬意，麥卡勒姆牧師專門譜寫了一首《南京難民合唱曲》，歌詞幽默中隱匿着辛酸：我們要蠶豆做早飯，我們要蠶豆做午飯……
1938年2月，拉貝應西門子總部要求，返回德國。他把躲在他家養傷的中國飛行員王光漢，扮作他的傭人安全地帶到了上海，又護送到香港。拉貝回到德國後，他在柏林馬不停蹄作了五場報告，義憤填膺地揭露日軍在南京的暴行。他播放了南京紅十字會主席約翰.馬吉牧師拍攝的日軍暴行影片。6月8日拉貝先生寫信給希特勒，提交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報告，期望德國趕快出面阻止盟友日本仍在繼續的非人道暴行。希特勒對拉貝先生的做法非常不滿，特別下達了封口令。爲此，他受到蓋世太保的迫害，並被逮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拉貝因曾是納粹黨員而先後被蘇俄和英國逮捕。在證實他沒有犯錯之後，他在1946年六月被同盟國去納粹化和釋放，生活非常拮据，加上在被關押期間他的身體受到摧殘，健康狀況非常糟糕。這一次，他是出於自己對中國人的友好和人類的良心，才堅持着到了東京。（注：實際上拉貝先生當時並未被邀請出庭。）
當拉貝先生最後乘坐盟軍提供的飛機回到德國的時候，劉建業知道這個老人的生活狀況很糟糕，特意爲他準備了一個大郵包，裡面裝滿了火腿，醃肉，巧克力還有幾大疊的美元現金，用於改善他的生活。
“拉貝先生，我以一箇中國人的身份，感謝你在戰爭期間在南京城裡爲南京的難民所作的一切。我想，您所作的一切，中國人，特別是南京人是不會忘記的。”劉建業拉着拉貝先生的手說到。
身體狀況很差的拉貝先生咳嗽了幾聲以後，挺直了腰說道：“我只是做了我作爲一個有良知的人應該做的。我很遺憾，我的力量還不夠，沒有能夠挽救更多的南京百姓。”
“不，拉貝先生，你已經做到了你能力的最大限度。我對您的品格表示深深的敬佩。回到德國以後，如果您的生活有困難的話，只要您把您的銀行賬號給我，我會每個月給您寄去足夠的生活費。我們中國人是不會忘記自己真誠的朋友的。”劉建業說。
“我當時做哪些，只是出於一個人的良知，不是想要得到報恩的。”拉貝先生拒絕到。
“不能這樣說，我這樣做只是想要幫助我們中國人的朋友，請不要多想。”
“不用了，我的生活還能支持。”說到這裡，拉貝先生又咳嗽了起來，臉色也被漲得通紅。
“我希望拉貝先生不要拒絕作爲朋友的援助。”劉建業說道。
“我只有一個願望，希望將軍能夠滿足。”拉貝先生擡起頭說。
“拉貝先生請講，我一定滿足您的願望。”劉建業說道。
“我希望有朝一日我死去以後，您可以幫助我的親屬，把我送回中國南京安葬。那裡是我最喜愛的地方。我願意永遠和南京的市民在一起。”說到這裡，拉貝先生轉向西面，在他的眼前彷彿又出現了南京城的美景，又見到了戰前居住在南京的人們。
“我以我的名譽發誓，我一定會滿足您的願望。”劉建業對這樣的一個老人，只能充滿崇敬。
“飛機就要起飛了，將軍請回吧。如果將軍再回到南京，請轉告那裡的人們，我永遠想着他們。”拉貝先生說完，轉身走向了飛機。
飛機越飛越高，逐漸消失在天際。機場上，劉建業和一羣中國軍官們還在向拉貝先生敬着軍禮。
1950年，對中國，對南京充滿着懷念的拉貝先生病故於德國漢堡。若干年以後，他的墓碑遵照他生前的意願從德國漢堡遷到了南京。他終於實現了自己的願望，永遠和南京，這座他生活過的城市以及這座城市裡的人們相伴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