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陸軍省華麗的大廳裡，審訊繼續進行。倪檢察官盤問的話鋒明亮而銳利，一路剝開和直逼，使板垣疲於招架。當涉及到土肥原賢二時，板垣總是顯得格外緊張和狡詐，滿口謊言。倪檢察官：“‘九;一八’事變過後，土肥原即上任瀋陽市市長，你數次派他去天津，是否與挾持溥儀有關?”
板垣：“土肥原出任市長一切都託付給滿洲人處理，他只是掛名而已，所以除了收集情報之外別無它事。他去天津也是爲了收集情報，弄清溥儀是否真的願意離開天津來滿洲只是附帶的任務。”
檢察官拿出一份林總領事1931年11月12日發給幣原外相的電報，念道：
“有關宣統皇帝來滿一事，l2日向軍司令官探聽時，司令官答日未聞任何情況。目前皇帝來滿，時機尚未成熟，勿急於從事，應令板垣參謀通報給天津軍，暫緩辦理爲宜……”緊鑼密鼓地炮製一個傀儡政權，也是板垣與土肥原秘密策劃的一個陰謀。
檢察官：“政府特意選任土肥原到中國，是因爲土肥原在過去已有建立新政府的經驗，不是這樣嗎?”
板垣：“不是。”
被激怒的檢察官呼地站了起來，指着坐在被告席一角的土肥原大聲斥陳道：“那就是土肥原!就是他挾持溥儀到長春，製造‘滿洲國’傀儡政權；他還策劃‘中村事件’，‘九;一八’事變；策劃華北自治，搞冀東僞政權；煽動內蒙獨立；縱恿吳唐合作；扶植南京僞政府；策動特務組織進行陰謀暗殺活動。這些都是那個坐在被告席上的土肥原乾的!”
法官、檢察官、書記官、證人、被告、憲兵、旁聽者，大廳內所有人的目光都迅速地集中在一個焦點上。土肥原被重重地擊中，被突現了出來。
土肥原大概是被作爲惡神製造出來的。他在日本人中算是個大塊頭，身體肥胖，有着寬闊前額和蘑菇大耳的肥碩腦袋栽在又寬又厚的肩上。沉重的蒜頭鼻子在兩頰和上脣的結合部壓出兩道深深的弧溝，雙眉向額角挑起，深陷在鼻子和眉毛裡的眼睛，像藏於袖口的暗劍，時而吐露出陰氣逼人的冷焰。但土肥原是一個老練的假面演員，他不僅善於把自己的陰謀隱藏好，還能把自己的表情相貌遮避起來。
自從坐在被告席上，土肥原看着審判席上的中國人、印度人、新西蘭人和菲律賓人，心裡就一直有一個譏誚的念頭：“侏儒在決定巨人的命運。”但他毫不費勁地保持着大理石般的冷靜，同往常一樣，臉上始終掛着溫和恭順的笑意，加上眼睛附近鬆弛的肌肉和鼻子底下那撮幽默的仁丹鬍子，給人一種穩重可靠的印象。
1931年10月的某天夜裡，土肥原就是帶着這副假面闖進了天津溥儀居住的“靜園”。
“九;一八”事變之後，這個意志頑強、勤勉能幹的陰謀家就絞盡腦汁地謀劃建立一個傀儡政權。經過苦苦思索和奔忙，一個陰謀又在他那腦滿腸肥的身體裡孕育成形了。9月23日上午，關東軍參謀長辦公室裡的一個四人會議正在進行，與會者們爲今後怎樣奴役和控制滿洲意見不一，爭吵不休。土肥原並不急於發言，他手捧一隻潔白的細瓷杯，面向窗外，慢條斯理地品着濃茶。等會議的氣氛趨於冷卻的時候，他拿出一個建立由日本控制、脫離中國本土的“滿蒙王族共和國”方案。方案之周密令板垣等人不得不服。日本中央軍事機構根據這一方案制定了《滿洲問題處理方針綱要》。土肥原根據他老辣的經驗和敏銳的嗅覺，把溥儀作爲對象人物，並由他潛入天津實施這個陰謀。
那天夜裡，土肥原戴着他那副溫和恭順的假面，以十二分的誠懇對溥儀說：張學良把“滿洲”鬧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權益和生命財產得不到任何保證，日本因此而出兵。土肥原緊緊抓住溥儀朝思暮想重當清帝的心理，把假面弄得更假一點，接着說：關東軍絕無領土野心，誠心誠意地要幫助“滿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國家，國不能無主，你不要錯過這個機會，儘快回到祖先的發祥地領導這個國家。
土肥原特別強調說：“這是個獨立自主的，由宣統帝完全做主的國家。”
溥儀需要更明確的承諾，問道：“我要知道這個國家是共和還是帝制，是不是帝國?”
“這些問題到了瀋陽就可以解決。”
“不，”溥儀咬住實質性的問題不放：“如果是復辟，我就去，不然的話我是不會去的。”
土肥原的假面又微笑了，聲調不變地說：“當然是帝國，這是沒有問題的。”
溥儀不知是真的以爲夢想就要成真，還是迫於土肥原的壓力，當即表示同意。土肥原催他及早動身。但由於日本軍部和內閣對於起用溥儀及時機問題的認識仍未統一，爲此溥儀身邊的遺老遺少發生了爭執，使得溥儀也陷入了混亂，猶豫不定。土肥原見狀，便指使手下的特務採取流氓手段進行恫嚇。溥儀一會兒收到陌生人送到家門口的炸彈，一會兒收到措辭恐怖的黑信，一會兒接到威脅電話，還發現一些身藏短刀的人在附近轉悠，弄得膽小的溥儀心驚肉顫坐臥不寧。在土肥原的推動下，日本人豢養的匪徒、流氓、吸毒犯發動了漢奸便衣隊武裝暴亂，日租界和就近的中國管區宣佈戒嚴，釀成了“天津事件”。日軍的裝甲車以“保護”的名義開到了“靜園”門口，是保護還是威懾，溥儀心裡非常明白。1931年11月8日晚，溥儀終於按照土肥原的精心安排潛出家門，經舟車輾轉秘密到達旅順，婉容皇后也被女諜金璧輝（川島芳子的真實姓名）誘騙到長春。
在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上，除了一班胡攪蠻纏的日本和美國律師外，還有一班證人，他們本身就是受到指控或逃避了指控的戰犯，他們相互勾結，顛倒黑自制造僞證，給審訊帶來許多麻煩。對於土肥原的上述罪行，在有當事人溥儀出庭作證、事實昭明的情況下，不僅板垣爲其掩飾，日本當年駐天津的總領事桑島主計在出庭作證時，也爲其狡賴。土肥原到天津進行挾持溥儀的陰謀活動時，桑島曾屢次勸阻，並用電報告知日本外務省，最後又髮長電給幣原外相，詳細敘述了土肥原如何不聽勸告，煽動天津保安隊鬧事，將溥儀裝入箱內秘密送走的經過。這些電報被我方檢察官從外務省秘密檔案中查獲，並引入證詞。而桑島在法庭上竟然說這些是當時聽信了流言寫出來的，不足爲信。檢察官當即詰問：“電報中關於你和土肥原的幾次談話，是不是外邊的流言呢?”桑島倒噎了一口氣，訕訕地退下。
受到指控的初始，坐在被告席上的土肥原極爲緊張焦慮，他不知道一個致命的證據是否落到了公訴方的手裡。l943年12月27日，於日本本土東部防衛司令部，土肥原在8張粗糙的陸軍省格紙上親筆寫下了罪惡的記錄。他寫道：“我於中途才參加滿洲事變的計劃。石原和板垣有意接溥儀回滿洲。我任奉天市長一個半月後就被派到天津，目的是要在天津鬧事，準備在華北鬧得天翻地覆，並乘着慌亂把溥儀帶走。我以前就認識溥儀，向他勸說時他提出各種條件，我說就是接受了你的條件，由於情勢會不斷變化也沒有把握，故要緊的還是膽量。當時天津駐屯軍只有一個大隊左右，因此我們也動員了警察。我們乘警戒溥儀公館的警察因天津事件出去時，把溥儀帶出來送上了‘淡路丸。”土肥原還寫道：“那時，幣原外相曾訓令說，如果溥儀想逃跑，可以把他殺掉。溥儀逃出天津，中國人也出力不小。”
但是這份彌足珍貴的證據當時並沒有落到法庭手中，而是在一個負責保管它的日本人手裡。這個日本人爲了避免被國際軍事法庭發覺，志願去由中國大陸撤退，日本人的船上工作。他把材料也帶上了船，萬一遇到什麼情況，也可就手把它扔到海里。當1977年這個日本人把材料公諸於衆時，仍不願透露自己的名字。
土肥原見法庭並沒有掌握這個證據，收緊的身體漸漸地鬆開了，甚至露出滿不在乎的神情。他大概由此還認爲他所犯下的罪行都包藏在幕後，法庭抓不住什麼東西。這個富於心計的賭徒沒有全錯，對他的罪行的索證確實很困難。國民黨政府軍政部、司法部都拿不出什麼有力的證據，倪徵噢在赴東京前，特意找到在押的僞滿洲國議院議長趙欣伯，讓他提供土肥原和板垣製造滿洲國傀儡政權的罪證，趙應承並寫了一部分，但第二次找他時，他卻變了卦，把已寫出的一部分扔進煤爐燒成了灰燼，並拒絕再動筆。
但是，土肥原做夢也沒有想到，昔日曾經與他一起策劃並實施了“九一八”事變，並建立僞滿洲國的關東軍同僚裡，有人在法庭上站了出來。
隨着審訊工作的步步深入，國際檢察局的檢察官以越來越充分的證據，一層層地剝開緊緊包裹着他的黑幕和假象，把他陰影一樣的原形暴露在陽光之下。
土肥原有一洋一土兩個別號，一個取自英國名聲廣播的間諜勞倫斯，叫作“東方勞倫斯”；另一個取自他本名的漢話諧音，叫作“土匪原”。這兩個別號恰到好處地剝露出他陰險詭詐和殘暴毒辣的雙重性格。這兩個別號也包含着他罪惡的榮耀和歷史。土肥原完全是靠在中國從事間諜陰謀活動起家的日本法西斯軍人。l883年8月8日，他降生在岡山縣的一個軍人家庭。1912年以優異成績於陸軍大學畢業。次年被派到日本陸軍在北京的間諜窩“阪西公館”，擔任特務頭目阪西利八郎的副官。到北京不久，他就能操一口流利的京腔，加上那副“敦厚誠實，樂天善談”、給人以“溫雅可近”印象的假面，他很快就結交了許多中國人，其中不乏各界的頭面人物。他的家中常常賓客雲集，中國的山珍海味和日本的茶道，交替組織着熱氣騰騰的場面。就在這人聲鼎沸的時候，他總是靜靜地站在一邊，豎起警覺的耳朵。他就這樣隱蔽着開始施展他陰晦的才華。l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時，他竭力幫助親日的奉系軍閥張作霖與英美扶植的直係軍閥作戰，並暗中策劃用停止銀行兌換等手段，導致直係軍閥發行的紙幣作廢，從而加速了它的垮臺。當奉系軍閥頭目張作霖的勢力從東北擴展到北京，依仗自己的實力，急欲擺脫日本人的控制時，這個傀儡反成了障礙，土肥原又參與密謀，於1928年6月1日在瀋陽郊區的皇姑屯炸翻了張作霖乘坐的花車，張作霖當場斃命。土肥原由此奠定了他的名聲和地位。其實在此之前，土肥原就有過令人側目的傑作。1920年，他奉命前往民港調查中國炮艦事件，從鍋爐房的耗煤記錄中發現炮擊那天耗煤量超常，進而確證炮艦有過活動。還曾利用與山西土皇帝閻百川的同學關係，到山西各地去旅行，悄悄地對那裡的兵要地理進行了詳密的偵察。“七;七”事變爆發後，當日軍侵犯山西時，國民政府軍隊仗着雁門關是天險而疏於守備，不料日軍比國民政府軍隊還要熟悉地形，從鐵甲嶺附近毫不費力地越過雁門關。這要完全歸功於土肥原。
“九;一八”事變和挾溥儀稱帝，使土肥原的事業達到了頂峰。隨着日軍勢力的南侵，這個“東方勞倫斯”的活動舞臺也不停地擴大，他認爲飛黃騰達的時機到了，他的野心和胃口也急劇膨脹，於是他放開手腳，創造出一個又一個“輝煌的業績”。
1935年6月5日，察哈爾境內的中國軍隊扣留了四名日本特務，正在策動“華北自治運動”的土肥原以此爲藉口，迫使國民政府簽定了《秦德純土肥原協定》，規定中國軍隊從該地區撤出，使日軍在察哈爾站穩了腳跟。接着，他便向漢奸殷汝耕展開了攻勢，1935年11月，殷汝耕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在這裡重演了五代殘唐時石敬瑭割讓幽雲十六州的鬧劇。彷彿有狂魔在身，精力旺盛的土肥原立即又向平津衛戍司令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拋出了誘餌，許下種種諾言，嘔心瀝血地勸說宋哲元與殷汝耕合作。宋哲元自有難處，沒有立即就範，於12月初稱病離開北平去西山別墅。但終未能抗住土肥原的威逼引誘，不久便宣告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適應日本“華北政權特殊化”的侵略要求。正如三十年代英國駐日本大使羅伯特;克雷吉所說：土肥原“搞這一套的功夫是爐火純青了，他在中國的各社會階層中製造糾紛，一般是無往不勝的，藉此而爲侵略者鋪平道路。”
“七;七”事變之後，隨着中國人民抗日運動的全面展開，日本侵略者在中國戰場上已是“泥足深陷”。同時，日本國內的政治、經濟危機也進一步尖銳化。日本當局感到區域性的傀儡政權已不足以使它擺脫困境，急於把幾個區域性的傀儡政權聯合爲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l938年7月，日本五相會議正式批准“建立一個新的中國中央政府”，在五相會議之下成立“對華特別委員會”，由足智多謀的土肥原出任負責人，所以又稱“土肥原機關”，辦事處設在上海的重光堂。
“特委會”的首要任務，是物色一個能充當政府首腦的“中國第一流的人物”。經過一番試探，土肥原把靳雲鵬、唐紹儀和吳佩孚作爲爭取對象，於8、9月間展開了陰謀活動。靳雲鵬原系段祺瑞政府的陸軍部長和內閣總理，1921年下臺後棄政從商，不久又出家爲僧，在天津隱棲。他對土肥原的勸說堅辭不就。9月，土肥原親自到上海與唐紹儀密談。唐紹儀系北洋軍閥時期的大政客，在政界頗有影響，且有濃厚的親日傾向。他對土肥原的計劃一拍即合。但可惜的是，正當土肥原興高采烈地籌措“新中央政府”時，唐在他的家中被得到消息的國民政府派出的軍統特工人員殺死。
折了兩人，土肥原並不灰心，他把全部的賭注都押在了有着“玉帥”之名的吳佩孚身上。吳佩孚是直係軍閥的首領，野心勃勃地要與蔣介石爭奪天下，下野後仍打着“孚威上將吳”的旗號。但吳佩孚不願出山，他要的是一個自己的軍隊和自己的政府，他要做的是實實在在的王。何況，唐紹儀的鬼影還不時地從他眼前掠過。爲了擺脫被動局面，土肥原親自出馬與吳佩孚談判。溥儀說，土肥原幹起這種勾當來甚至不需要勞倫斯的詭詐和心機，只要有他那副賭案上一樣率真的面孔就夠了。也許真的是這樣，事態似乎有了轉機。於是，按照土肥原的佈置，1939年1月31日，在吳佩孚的寓所舉行了一箇中外記者招待會。土肥原躊躇滿志，他已擬好了“答記者問”等書面談話文件，只待吳佩孚一念，他的又一傑作就將呱呱墜地。然而，這個鬥智天才這回卻讓他眼裡的土軍閥給涮了一把。會議開始後，吳佩孚把日方擬就的文稿扔在一邊，而大談自己的出山條件：“一要有實地，以便訓練人馬；二要有實權，以便指揮裕如；三要有實力，以便推施政策。”根本就不願意和日本人合作的吳佩孚所開出的條件也是日本人根本不可能接受的。這一通劈頭蓋臉的三“石”，把個土肥原砸得暈頭轉向，七竅冒煙。但土肥原是堅定而有耐心的，當受到日本軍方的指責時，他仍然冷靜地辯解道：“現在立即中止吳佩孚工作未免太着急了一點，目前華北事變已陷入無底之泥沼，爲儘快解決日華事變，只有建立新的中央政權，只有樹立吳佩孚，別無他法。”
正當“吳佩孚工作”僵持之際，受土肥原的派遣和指導，以影佐禎昭爲首的“梅機關”所開展的“渡邊工作”即爭取汪精衛的工作獲得了成功。汪精衛甘當馴服的走狗，答應了日本提出的所有條件。土肥原在主攻方向受挫，但他依靠自己的側翼攻克了堡壘。
說起這位鬥智天才的失着，這已不是頭一回了。比如在他拉攏下叛國的馬占山，後來又反正抗日。l934年夏天，一位傑出的蘇聯諜報人員左格爾在他的眼皮下施障眼術，在鬥智的意義上戰勝了他。事隔三年，土肥原又被左格爾的戰友、女諜報員安娜;克勞津迷住心竅，競然被她虎口拔牙，竊走了情報。話說回來，吳佩孚雖使土肥原的詭計受挫，但最終卻未能逃脫他的魔掌。1939年底，吳佩孚左下牙染疾，日本醫生給他拔除一顆牙後，引起高燒。受土肥原指使的日本醫生寺田等人，不顧吳佩孚親屬的阻止，強行給他施行手術，終使他血流如注，一叫而氣絕。
作爲假面殺手，上述行徑遠非他罪惡的全部。在任奉天市長時，他下令廢除有關鴉片的禁令，建立鴉片專賣機構，推行鴉片種植。中國檢察官向哲溶在起訴發言中憤怒地指出：這是日本徵服中國計劃的一部分，目的有兩個，一是瓦解中國人民的堅韌精神和抵抗意志，一是獲取利潤作爲侵略的經費。日本曾簽署了禁止麻醉品的國際公約，土肥原充當了撕毀公約之手。
土肥原有兩句自我膨脹的話。一句是“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勝”；另一句是“華北的老百姓一聽到我的名字就談虎色變”。這第二句是他爲自己邀功請賞時說的，暴露了假面後邊“土匪原”那張猙獰的面孔。“七;七”事變前後，當日本要以武裝進攻代替騷亂、暴動、扶植傀儡的時候，土肥原脫下白手套，撕去假面，拿起了指揮刀，以師團長、軍團長、方面軍總司令的身分，統帥日軍在中國大陸和東南亞進行屠殺和掠奪。
1937年8月，作爲師團長的土肥原高舉明晃晃的戰刀，率領他的“野州健兒”從大阪港乘船直抵塘沽，登陸後乘火車至北平，在西直門外宋哲元的舊兵營稍事休整，即投入華北戰場。由於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土肥原的部隊強渡永定河、拒馬河與大清河，攻取保定，沿石家莊、邢臺、邯鄲、安陽、新鄉一線疾進，一舉控制了黃河渡口。所經之處*過冷刀烈火，焦土裹地，血氣蔽日。日本報界大肆吹捧土肥原的鋒利和兇猛，他成了華北戰場上的一顆“明星”，在黑雲如鐵的天空閃耀。土肥原在擔任戰地指揮官時，粗暴地踐踏進行戰爭的法規和慣例，瘋狂屠殺手無寸鐵的人民，慘無人道地虐待俘虜，所犯罪行均受到指控，被寫在判決書裡。
從“九;一八”事變起不過十餘年的工夫，他就踏着屍骨和血泊，由大佐擢升爲大將，雙肩戴上了帶穗肩章，這種在日本軍界裡極爲罕見的晉升速度是與他的罪惡相稱的。他的胸前發出叮叮噹噹的聲響，金光閃閃的“瑞寶”、“猛虎”、“金鴉”、“旭日雙輝”勳章，顯示着他駭人聽聞的功勳。
就是這樣一個遭萬笞也不能平冤，死百回也不足以抵罪的戰犯，當初在討論戰犯名單時，西方的某些檢察官不知出於何種考慮，竟不主張將其列入甲級戰犯，理由是他的罪行“缺乏確鑿有力的證據”。這使中國的檢察官憤怒和吃驚。他們據理力爭，保證在審訊期間提供必要的人證與物證，以證明他是創造“九;一八”事變和僞滿洲國的幕後策劃人和具體執行者，同時鄭重聲明，如不將其列入甲級戰犯，中國檢察官勢難繼續工作。中國檢察官的鬥爭取得了勝利。
當然，想要抓住這個極度狡猾的老狐狸的尾巴，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作爲一名長期從事特務情報工作的老牌間諜頭子，土肥原在平時幹特務工作的時候很少留下書面的指令，也很少在公開的會議記錄裡面能夠找得到他的發言。即使劉建業繳獲了汗牛充棟的日本軍政檔案，但是，在裡面也只能找到零星的只言片G，很難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據體系，讓土肥原和他的辯護律師啞口無言。而且，吸取了板垣徵四郎教訓的土肥原在法庭上擺出了一副沉默到底的架勢，拒絕開口。
“土肥原這個老狐狸，實在是太難抓到他的馬腳了。幾乎所有能夠指正他的證據都被他銷燬了。”檢察官向哲浚帶着一些惆悵的舉着酒杯說。
“這個傢伙長期從事情報工作，要想從他嘴裡得到證據，難度的確很大。”劉建業也對此感到爲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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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喜的就是我們明知道他罪惡滔天，就是很難找到他的證據。要是讓他得到逃脫，對我來說純粹是恥辱。”向哲浚憤憤地說。
“書面的證據很難找得到。我們要是能夠找得到人證就好了。”劉建業說。
“最好還是曾經與他一起共事，又身處高位知道足夠內幕的人。可是，這樣的人現在簡直不知道在那裡才能找得到。”倪檢察官說道。
“讓我好好想一想，這樣的人應該是有的。只是一時之間很難想得起來。”劉建業放下酒杯，說道。
沉思了一會，劉建業突然眼前一亮，對兩人說道：“我想起來一個人，他應該知道不少的內幕。不過，可能我們爲此就不能定他的罪了。”
向哲浚說：“你先不要說，我也想起來了一個人。我們先把這個人的名字寫下來，再對照一下。”
“沒問題。”說完，劉建業掏出紙筆，寫下幾個字。
兩人寫完以後，再互相給對方一看，不禁相視一笑。
原來兩個人寫的人名是同一個人，石原莞爾。
“我們想到一起去了。不過，這個人現在巢鴨監獄裡，如果我們要他出庭作證，恐怕需要和他達成司法協議，做一次交易了。”劉建業說道。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不這樣做，我們就沒有辦法抓到土肥原的痛處。如果他能夠出庭作證，再加上田中隆吉和溥儀的證詞，土肥原才真的沒有辦法爲自己辯白。”倪檢察官說。
“這件事情，看來要找美國人出面了，如果我們出面，我怕我會控制不住我的情緒。”向哲浚說。
“事情也只能這樣辦了。必要的時候，我們只能抓大放小了，儘管這個傢伙的屁股上也不乾淨。”劉建業帶着遺憾說——
最近《人民網》登出了記者包蹇先生寫的一篇報道，說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和虹口區人民法院分別作出一審判決，以受賄罪判處上海市看守所原所長黃健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並處沒收財產人民幣5萬元；提籃橋監獄五監區原教導員傅克琥有期徒刑2年；上海市監獄管理局原獄政管理一處處長、刑務部部長王爭鳴有期徒刑2年，緩刑2年；以徇私舞弊減刑罪判處提籃橋監獄原教導員俞金寶有期徒刑2年。
爲什麼管理犯人的人反倒成了被別人管犯人？這個具有相當諷刺意義的顛倒，就是因爲這些人貪贓枉法，爲了自己的一己私利，給大款犯人周正毅以種種特殊照顧，使周正毅成了監獄中的“飛人”，可以無拘無束天馬行空獨往獨來，這些都是真的，您不信還不行，不然莊嚴的法律不會對這些貪官那樣的無情。
這些監所的管理人員利用各自職務便利，在罪犯周正毅2003年至2005年被羈押及服刑期間，違規給予其照顧、爲其傳遞信件、虛報考覈材料等，併爲此收受錢財。其中黃健單獨和夥同其妻收受錢財40餘萬元；傅克琥收受奇瑞轎車一輛，價值7.7萬餘元；王爭鳴收受錢財4.1萬餘元。
那麼這個大款犯人周正毅在收監以後，到底享受了什麼樣的特殊照顧呢？這裡只能粗線條地告訴列位:1、爲周正毅保密。在很長一段時間，外邊都在傳周正毅已經進了提籃橋，提籃橋監獄的工作人員自己都不知情，他們在檔案中也查不到周的姓名，後來監獄工作人員在網絡上看到香港的報道後，才知道周正毅就是那個番號爲“38440”的服刑犯人“鄒振義”。
2、評周正毅是“改造積極分子”，啓動爲周減刑程序。約在2005年9月，提籃橋監獄曾受命起*周正毅的減刑報告，當時周的剩餘刑期已不足九個月，若減刑報告獲得認可，周可立即獲釋。後來由於香港廉政公署公開通緝周正毅，這個減刑計劃纔沒有付諸實施。
3、周正毅可以在提籃橋監獄開董事會。周正毅開始入監時還參加一些如包裝肥皂之類的簡單勞動，但沒有幾天他就厭煩了，後來則整天呆在管教幹部的辦公室裡，看電視，打電話。犯人們早晨5時半的出操周可以不參加，別人都要排隊打飯菜，周則可以由其他犯人代勞。監室裡通常是睡三個人，而周則獨享一間囚室。一般犯人一個月只有一次與親人會見的機會，且有時間限制，而周正毅會見每週可高達八九次之多，並且是不在“會見大廳”裡，不在管教幹部的監視下進行，因而也就有機會“在監獄開董事會”。
4、周正毅看病也享受“特殊病人”待遇。據說周每次去醫院看病，有關醫院都會事先得到通知，所有其他的病犯們的門診全部停診，全部爲週一個人看病讓路。人們反映光在這一點上，周正毅的待遇就不亞於一個省部級的領導！而周的所謂“病”，其實不過就是一些傷3、感冒之類。
我想請問大家一個問題，有錢大款在獄中可以享受特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