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名離開敘州前安排李星漢留守成都，負責訓練部隊；同時讓任堂去奉節報信，由他自行斟酌怎樣向文安之彙報咒水之難。任堂無可奈何地上路了，背地裡還嘀咕爲何要讓自己負責去報告這個壞消息，已經兩年半了，奉節從鄧名手下收到的從來都是好消息。
穆譚也與任堂同行。周培公似乎要和鄧名談什麼事，已經派了密使到達奉節，鄧名分身乏術無法親自去見周培公的密使，就讓穆譚代勞。用鄧明的話說，那就是穆譚比較善於談判，而且和兩江官員的關係也不錯。
“到了奉節，我們倆一起和督師說咒水這件事。”乘船的時候，任堂滿懷希望地對穆譚說。
“不，提督說了這個事是你負責的。”在人前的時候，穆譚和任堂已經開始用鄧名的爵位和軍階稱呼他，但私下交談時，還習慣性地用老稱呼，不止任堂和穆譚，四川的同秀才們也是一樣。
穆譚把頭搖得如同撥浪鼓：“我笨嘴拙舌，不會說話的。”
“誰說的？”任堂憤然反駁道：“提督都說了你善於談判。”
“唉，”說起這個任務穆譚也是一肚子的牢騷：“什麼善於談判，明明是臭名昭著，現在連都府都有人對流言信以爲真了，偏偏我還不能說我收下的禮物都被提督拿走了。”
“不是還給你剩了些麼？”
“我背了多大的惡名啊，那一點點津貼算什麼啊……再說，我完全是爲提督效力，不然誰肯爲了那麼一點錢自毀名聲啊？”
兩人向鄧名要求加薪的提議遭到了否決，鄧名錶示很理解他們的難處，所以給他們招聘幕僚的權利，而招募來的幕僚和參謀政府會發給工資。
明朝開國之初，朱元璋恨不得讓官員一個人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怎麼捨得給他們多發工資？後來朝廷也意識到實際的工作超出了官員的個人能力，一個知縣要負責司法、教諭、稅務等工作，需要好幾個師爺協助他。但官府認爲這些幕僚是官員私人的助手，朝廷沒有理由承擔他們的費用——無論貪污、收儀金或是其他什麼灰色收入，反正由官員自己解決，朝廷不會掏錢幫官員養人。
而結果就是這些人確實成爲了官員的私人助手，如同親兵拴在將領的效忠鏈上一樣，師爺也拴在了他們的東家身上。或許親密程度沒有將領和親兵那麼牢固，但當東家和朝廷的利益發生衝突時，這些人都會毫不猶豫地站在東家一邊，哪怕幫東家策劃投敵也是義不容辭。
因此鄧名決定把這個關係改一改，任堂和穆譚這兩個人還好辦，只要成立一個參謀機構就行了；但這兩個人的要求提醒了他，鄧名臨走前制定了一個大方針，那就是包括知府在內，他們如果需要幕僚的話，可以列一份需求名單，然後像志願兵一樣簽署兩、三年的短期僱傭合同，幕僚的薪水一律列入官府的開支——鄧名把這些人稱爲臨時工。
在鄧名看來，僱傭這種臨時工有許多好處，他們屬於官府的人，拿着官府給的薪金，上下級的關係會鬆散一些。好比知縣固然會向知府拍馬屁，但肯定不會像幕僚那麼死心塌地。不過鄧名也知道，對於舊的主人、幕僚關係，這種改變究竟能起到什麼作用還很難說。
最大的問題就是審覈到底需要僱傭多少幕僚。以前都是官員自己僱，他們肯定不養一批光吃飯不幹活的閒人；現在由官府出錢，搞不好就會有人拿這個職位送人情，安插親戚朋友——尤其是成都和敘州的兩位知府，他們既有權決定僱傭的人選和數量，又掌握撥款的權利……所以鄧名暫時只定了一個大方針而沒有具體措施，他打算在路上慢慢琢磨如何制衡。
到了奉節之後，任堂和穆譚發現這裡的大人物遠比他們想象的要多得多。夷陵的劉體純、巴東的黨守素，連以前和鄧名相當疏遠的施州王光興也來了。既然劉體純來奉節了，那李來亨自然不能動，不過他也派了一個副將和劉體純一起來；而且據劉體純所說，郝搖旗也正在趕來的路上。郝搖旗和賀珍達成協議，讓賀珍負責指揮漢水流域的明軍，而他抽空來奉節參加委員會的會議。
咒水之難讓文安之的心情很不好，本來因爲重慶大勝而一片歡騰的奉節也因此陷入了沉寂。不過夔東衆將的反應並不是這麼強烈，他們在文安之面前顯得非常沉痛，但在文安之離開委員會後，大家的話題馬上就轉到了他們更關心的問題上。
劉體純認真地再次確認：“左都督肯定不會來了，對吧？”
“是的。”任堂答道，他全神貫注地等着劉體純向他說明爲何奉節會聚集這麼多重要人物，他看到周開荒也是一臉嚴肅。
“嗯。”劉體純臉上明顯地露出失望之色。
“這件事和剿鄧總理有關。”
劉體純的話讓任堂又楞了一下，他當然知道剿鄧總理是周培公，不過有必要在明軍的會議上對敵人用敬稱麼？
“這位就是周布政使的密使，”劉體純把一個富商打扮的中年人介紹給任堂和穆譚：“他是和我們一起來的。”
周培公的使者向川西衆人行禮，然後開始介紹長江中下游的情況。據密使所說，明軍走了之後，兩江的經濟形勢急劇惡化，而蔣國柱和張朝都束手無策。
賦稅積欠是明朝的常態，在崇禎朝以前，明朝對於積欠常常進行減免，即使實行了考成法以後，一般收到七成的稅賦就視爲合格。但考成法是一件威力巨大的武器，當崇禎朝把清理積欠和考成合格掛鉤後，官員們爲了自己的前途就拼命地徵稅，導致大批農民家破人亡。而滿清入關以後，繼續清理積欠。不過滿清主要針對比較富裕的江南而不是已經破敗的北方；而且清廷一直注意對災禍地區實行減免，再加上滿清的武力威脅和用屠刀建立起來的兇惡名聲，清廷得到了大量的賦稅，但卻沒有引起大規模的起義。
到順治朝後期，爲了維持洪承疇的五千裡防線，清廷對兩江和湖廣的考成一直是以十分爲合格，也就是說不管中途有多少損耗，不管用什麼辦法，官府一定要拿到足額的賦稅。這種嚴厲的考成使得東南百姓的負擔大增，平民一年到頭辛苦地勞作，卻沒有絲毫的結餘。至於底層的佃戶更是悲慘，田租平均已經高達產出的六成。
順治十六年，在萬曆年曾高達每畝數十兩的南京田價就只有十兩了，蘇州則不到十兩。農民被沉重的賦稅壓得喘不過氣來，自耕農的負擔漸漸向軍屯士兵看齊，而佃戶基本已經與軍屯無異——沒有人願意花錢去扮演軍屯屯兵的角色，當買地無利可圖時，田價就隨着不斷地下降。
鄭成功和鄧名兩次攻打江南，而福建、四川各條戰線上的開支依舊浩大，這讓滿清政府必須堅持以前的賦稅政策。現在兩江的小地主也開始破產，他們爲了完稅不得不借貸，然後賣地償還，這導致田價繼續走低。
在種地難以養活自己後，農民的購買能力也越來越低，越來越捨不得購買布匹，過年做衣服都捨不得購買商家的產品，而是完全依賴妻女的紡織，這讓兩江的經濟作物區也開始萎縮。簡而言之，滿清爲了繼續把戰爭打下去而全力壓榨東南數省的百姓，導致東南的財力到了枯竭的地步。
“今年秋收過後，又有很多人出售田地，而願意購買的人非常少。江寧周圍的水田，現在花個五兩銀子就可以買下一畝，如果買得多，三、四兩也不是不行。”周培公的密使說道。
田價已經賤到這個地步，地主和佃戶都不可能再購置農具，不可能增添牲口，可想而知明年的產量會繼續降低。更多的人要靠借高利貸來償付賦稅，然後不得不想盡辦法拋售土地還賬——偏偏還沒有多少人肯接手。就算是對經濟原理一竅不通的兩江官員，也知道這意味着離經濟崩潰越來越近。
如果放在從前，蔣國柱和張朝不會有絲毫的猶豫，那就是繼續按照朝廷的命令收稅，如果發生民變就出動軍隊鎮壓——反正他們只是流官，民生根本無法與朝廷的權威相提並論。但現在蔣國柱和張朝都有了別樣的心思，他們也和吳三桂一樣，不能對民生凋敝熟視無睹了，無法一味橫徵暴斂下去。
只是北京的稅賦任務依舊要完成，今年他們不是戰區，沒有減免賦稅的藉口。
“周布政使的打算是什麼？要我們攻打兩江嗎？”穆譚聽完後立刻問道。
“是的，原本希望鄧提督能夠去江南轉悠一圈，至少爲幾個府爭取下來明年的免稅。不過這次我們實在無法提供足夠的糧餉了。”
“不給我們糧餉，那我們爲什麼要去？難道要我們自己帶糧食嗎？”任堂頓時怒形於色。雖然川西早有攻打江南的計劃，但這個時候要是不憤怒地嚷上兩聲，怎麼讓對方知道自己的難處呢？
而穆譚沒有立刻叫苦，他偷偷看了劉體純一眼，覺得大概周培公那邊還有什麼名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