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蘇達州，赫明福德縣，1940—1943年
在別人面前，我叫他盧克，但對我來說，他永遠是“德國仔”。他叫我“薇薇”——聽上去有點像“妮芙”，他說。
我們決定在赫明福德安家，好讓我經營商店。我們會在離尼爾森家幾個街區的小街上租個小屋，樓下有四間房，樓上一間房。碰巧赫明福德學校要僱個音樂老師（也許尼爾森先生也幫了點忙，他可能在扶輪社聚會上跟校長提了幾句）。“德國仔”沒有扔掉明尼阿波利斯大飯店裡的週末演出，星期五星期六晚上我就陪他同去，在酒店裡吃晚餐，同時聽他演奏。到了星期天，他則在路德會恩典堂彈奏管風琴，接替原來那個死活不肯動腳的風琴手——那位風琴手聽了人們的勸告，覺得是時候退休了。
當我告訴尼爾森太太，“德國仔”已經向我求婚時，她皺起了眉。“我還以爲你說過，你根本不想嫁人呢。”她說，“你才二十歲。你的學業怎麼辦呢？”
“學業怎麼了？”我說，“我的手指上多了枚戒指，不是一副手銬。”
“大多數男人希望自己的妻子守在家裡。”
當我把這些話講給“德國仔”聽時，他哈哈大笑起來：“你當然得去拿個學位啦。那些稅法可複雜得很！”
兩個人能有多南轅北轍，“德國仔”和我就有多南轅北轍。我實際而審慎，他卻衝動而直接。我習慣在太陽升起前起牀，他卻把我硬拽回牀上。他完全沒有數學天賦，對商店記賬也一竅不通，而我在家算賬，支付稅費。在遇見他之前，我喝酒的次數用一隻手就數得過來，他卻喜歡每晚喝杯雞尾酒，聲稱這樣能讓他放鬆，也讓我放鬆。因爲在農場的經歷，他用起錘子釘子來得心應手，但他經常半途而廢。正值冰雪肆虐之際，防風窗卻堆在角落裡，一隻漏水的水龍頭被拆開來，零件散得滿地都是。
“我簡直不敢相信我找到你了。”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訴我，而我也難以置信。彷彿在我的昔日之中，有一段重獲了新生，與它一起醒來的是我曾苦苦壓抑的一切感受：失去太多的哀慟，無人可訴的哀慟，把一切藏在心裡的哀慟。但“德國仔”就在一旁見證，他知道我是誰。我無須戴上假面具。
星期六早晨，我們起牀的時間會比我一個人時遲一些。商店到十點鐘纔開門，“德國仔”也用不着非去哪裡。我在廚房裡煮好咖啡，把兩隻熱氣騰騰的馬克杯端回牀上，我們在柔和的晨光中一起待上好幾個小時。無比渴盼再加上得遂心意，我簡直如在雲端，盼着觸碰他那溫暖的肌膚，感受肌膚之下的筋腱與肌肉，它們噗噗脈動，生氣勃勃。我依偎在他的臂彎裡，在他的膝蓋窩裡，他弓起身子貼着我，呼吸輕拂我的脖子，手指撫過我的輪廓。我從未有過這種感覺：久久回不過神，懶洋洋，慢悠悠，恍恍惚惚，心神不定，只顧當下。
“德國仔”告訴我，就算當初流落街頭，他也從未有過在明尼蘇達州時那種孤獨的感覺。在紐約，男孩們總是互相開些惡作劇玩笑，把吃的穿的湊起來。他懷念擁擠的人羣，懷念混亂和嘈雜，懷念黑色T型車咔嗒咔嗒地開過鵝卵石街道，懷念街頭攤販烘焙花生糖的香味。
“你呢……你曾經希望重回往昔嗎？”他問。
我搖搖頭：“我們的生活太苦了，我對那地方沒什麼幸福的回憶。”
他將我拉到身旁，用手指沿着柔軟白淨的前臂下方輕撫着：“你的父母曾經覺得幸福嗎，你覺得呢？”
“也許吧，我不知道。”
他把髮絲從我的臉上撥開，用手指撫摸着我的下巴輪廓，說道：“有了你，我在哪裡都會覺得幸福。”
儘管他就愛說這種話，我卻相信是真話。這段情讓我突然多了一雙慧眼，於是我心知，我自己的父母在一起時從未覺得幸福，也許無論怎樣也永遠不會幸福。
十二月初一個溫暖的下午，我在店裡跟眼光敏銳的會計經理瑪格麗特一起查訂貨。收據和表格擺得滿地都是，我正一邊琢磨要不要比去年多訂些女裝長褲，一邊端詳產品目錄裡的流行款和Vogue（一本綜合性時尚生活類雜誌）雜誌、Harper's Bazaar（一本高端時尚雜誌）雜誌。收音機的音量開得很低，播着搖擺樂，這時瑪格麗特擡起一隻手，說道：“等等，你聽見了嗎？”她急匆匆地向收音機奔去，扭動旋鈕。
“現在重
播一則特別報道。羅斯福總統今天發表聲明稱：日軍空襲了夏威夷珍珠港，並對瓦胡島上所有海軍及軍事活動發動了進攻。目前傷亡人數不詳。”
就這樣，一切天翻地覆。
幾個星期後，莉莉到店裡來看望我，她的眼圈泛紅，淚水濡溼了臉頰。“理查德昨天乘船出發了，我甚至不知道他去了哪裡。他們只給了他一個編了號的郵寄地址，讓人看不出一點頭緒。”她一邊用皺巴巴的白手帕捂着臉哭，一邊說，“我還認爲這場蠢兮兮的仗該打完了呢。爲什麼我的未婚夫一定要去打仗？”我抱住她，她緊摟着我的肩頭不放。
一時間，鼓勵人們參軍擁軍的海報遍地開花。許多物品轉眼成了配給品：肉類、奶酪、黃油、豬油、咖啡、糖、絲綢、尼龍、鞋。面對薄薄的藍色小冊子，我們的經營之道整個變了樣。我們學會了給配給票找零：紅色配給票就給紅色代幣當找零（用於肉類和黃油），藍色配給票就給藍色代幣當找零（用於加工食品）。那些代幣是用壓縮木纖維做成的，大小跟十美分硬幣差不多。
在店裡，我們募集女人們沒用過幾次的絲襪，以供降落傘和繩索之用，同時募集金屬罐和鋼製品，以供回收廢金屬之用。收音機裡一天到晚播放着《布基伍基舞會》那首歌。爲了緊跟時代氣氛，我調整了進貨，訂購了大批禮品卡、薄薄的藍色航空郵簡、幾十種大小各異的美國國旗，還有包裝好的牛肉乾、保暖襪和一副副紙牌，供大家寄到海外。店裡上貨的夥計剷起了車道，送起了雜貨和包裹。
跟我同一個班畢業的男生們紛紛參軍開拔，每星期都有一場道別聚會，要麼在教堂地下室，要麼在羅克西大廳，要麼在某人家中。朱迪·史密斯的男朋友道格拉斯就在第一撥裡。滿十八歲那天，他去了徵兵辦公室，報名參了軍。緊接着輪到急性子的湯姆·普萊斯，他出發之前，我還在街上遇到他，他告訴我參軍也沒壞處——打仗會送你去旅行，送你去闖蕩，還能領着薪水跟一大羣人瞎混。我們沒有談打仗的風險，但我想象的是個卡通版，子彈翻飛，每個小夥都是超級英雄，在槍林彈雨中疾步飛奔，所向披靡。
我班上足足四分之一的小夥子志願參了軍。等到開始徵兵以後，越來越多小夥子收拾行裝離開了。有些平足、嚴重哮喘和半聾的小夥子漫無目的地在商店過道里晃悠，我不禁替他們難過：這些小夥子的哥們兒都走了。身穿着便服，他們似乎有些迷茫。
“德國仔”卻沒有隨大溜。“讓他們來找我吧。”他說。我不願相信他會被徵召，“德國仔”畢竟是一名老師，教室需要他。但沒過多久，局勢就已經明瞭，“德國仔”入伍只是遲早的事情。
“德國仔”動身前往亨內平縣斯內靈堡進行入伍訓練的那一天，我取下脖子上那條項鍊的克拉達十字架，用一塊毛氈裹起來，塞進他胸前的口袋，告訴他：“這樣我就會守在你左右了。”
“我會用生命守護它。”他說。
我們的來往信件談的全是渴盼與希望，隱約提到美軍的使命是多麼重要，也談他的訓練到了哪些重要關頭——“德國仔”通過了體能測試，還在機械能力傾向測試中拿了高分。他因此被招進了海軍，頂替“珍珠港”一役中損失的人手。沒過多久，他就乘火車去聖地亞哥進行技術訓練了。
他離開六個星期後，我寫信告訴他，我懷孕了。“德國仔”回信說，他開心得簡直要飛起來。“想到我們的孩子在你肚子裡一天天長大，我就能撐過這些苦日子。”他寫道，“得知我終於有了一個等待着我的家，讓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一心想打完仗回家。”
我成天覺得累，覺得噁心欲吐。我想賴牀，但心知讓自己忙起來更好些。尼爾森太太建議我搬回去跟他們一起住，她說他們會照顧我，做飯給我吃。養父母擔心我瘦得不像樣。但我更喜歡自己待着。我已經二十二歲，習慣了像個成年人一樣生活。
時間一天天過去，我變得前所未有地忙，白天整天在店裡工作，晚上則做義工，要麼打理廢金屬募捐活動，要麼組織給紅十字會寄物品。但在忙碌背後，我的心中卻隱隱有一絲懼意：他現在在哪裡，在幹什麼？
在寫給“德國仔”的信裡，我儘量不嘮叨我成天感覺多麼反胃——醫生告訴我，那是寶寶在我肚子裡蓬勃生長。我告訴他的是，我正在給寶寶縫被子，先是用報紙剪紙樣，後來用的是
細砂紙，不過細砂紙會粘布料。我挑的那一款四角帶有編織花色，跟籃子的編織花紋差不多，邊緣纏繞着五股布料。圖案喜氣得很：黃色、藍色、桃色和粉色印花布，每個方塊中間再加上米白色三角形。在墨菲夫人家縫被子的女人們（我是其中最年輕的一個，大家把我當作女兒看待，爲我人生中的每一個里程碑歡欣鼓舞）對這牀被子格外上心，親手一針一線用細密的針腳縫製。
“德國仔”的技術培訓和航空母艦飛行甲板培訓結束了。到聖地亞哥一個月後，他得知自己不久就要開拔。鑑於所受的訓練和慘淡的戰局，他認爲自己會被送到中太平洋扶持這一地區的盟軍，但沒有人敢下定論。
奇襲、技巧，再加上力量——這正是制勝的法寶，海軍軍方對水兵們說。
中太平洋。緬甸。中國。這些不過是地球儀上的一個個名字。我取出店裡出售的一張世界地圖（地圖被緊緊地卷好收在立式卷軸裡），在櫃檯上攤開，用手指掠過臨近海岸線的城市仰光，掠過更加往北、更加深色的山區曼德勒。我已經對他前往歐洲做好了準備，即使遠至俄羅斯或西伯利亞。但中太平洋？那也太遠了，遠在地球的另一頭，我簡直想象不出來。我去了圖書館，朝桌上堆了一摞書，地理書、遠東歷史、旅行日誌。我瞭解到緬甸是東南亞最大的國家，毗鄰印度、中國和暹羅。該國位於季風區，沿海地區全年降雨量約爲兩百英寸，而這些區域的平均溫度接近華氏90度，邊境線的三分之一是海岸線。作家喬治·奧威爾出版過一本名叫《緬甸歲月》的小說，還寫過幾篇講述當地生活的隨筆。讀着這些作品，我感覺緬甸離明尼蘇達州遠得不得了。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慢騰騰地過去了，生活安靜而緊張。我收聽收音機，匆匆翻閱《論壇報》，焦急地等待着來信。“德國仔”的信一到，我就狼吞虎嚥地讀起來，一目十行地找着信裡的新消息：他還好嗎？吃得好嗎？身體好嗎？除此之外，我苦苦糾纏於每個字的語調和語氣，彷彿他的話是我可以破解的一種代碼。我舉起每封薄如蟬翼、藍色的信，呼吸它的氣味——他曾經握過這封信。我用手指輕撫過一個個字——那一個個字都出自他的筆下。
“德國仔”和他的同船兵士都在等待命令。無論是臨上陣前在黑暗中進行的飛行甲板訓練，還是水手們的行裝，從軍糧到彈藥，一切都已經準備妥當。聖地亞哥天氣熱得很，但他們接到警告，說是即將開拔的地方熱得更厲害，幾乎無法忍受。“我永遠也沒有辦法習慣高溫。”他寫道，“我懷念涼爽的晚上，牽着你的手沿街而行。我甚至懷念該死的雪，還真是從來沒有料到我會說這話呢。”但他說，最重要的是，他想念我。陽光下我的紅髮，我鼻樑上的雀斑，我褐色的雙眸，我肚子裡的孩子。“你一定長胖了。”他說，“我能想象出那一幕。”
此時此刻，他們在弗吉尼亞州的航空母艦上。這將是他出發前寫的最後一封信，他會把信交給上船給他們送行的一位牧師。“飛行甲板長達八百六十二英尺。”他寫道，“爲了區分工種，我們穿成七種不同的顏色。作爲一名維修技師，我的針織衫和頭盔是難看的綠色，跟煮過頭的豌豆顏色差不多。”我想象他站在大洋之中的跑道上，了無生氣的頭盔下面藏着一頭秀美的金髮。
隨後三個月，我收到了幾十封信，都是在他寫完信好幾個星期以後才收到，有時候一天還會收到兩封，全看信件是從哪裡寄出的。“德國仔”告訴我，船上的生活很乏味，他在訓練期間結識的好友——同樣來自明尼蘇達州的吉姆·達利教會了他打撲克牌。他們兩個人會長時間待在船艙裡跟士兵們打牌，打牌的人換個不停，牌局卻永遠也不收場。他談起他的工作，談起遵守紀律是多麼重要，談起他的頭盔又重又不舒服，談起他已經漸漸習慣飛機起飛降落的轟鳴聲。他談起暈船，談起悶熱的氣候，卻絕口不提戰鬥，不提被擊落的飛機。我不知道是因爲規定不許提，還是因爲他不想嚇到我。
“我愛你。”他一遍遍地寫道，“我簡直受不了沒有你的生活，一心盼着早日見到你。”
他用的是些流行歌曲裡的習語和報上的詩，我寫給他的信也差不多一樣俗套。我倒是對着信箋苦苦尋思，只待鴻雁傳情，可惜只想得出同樣的詞語，同樣的詞序，只好盼着字詞背後的深情能讓整封信變得字字珠璣。我愛你。我想念你。小心。注意安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