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蘇達州，奧爾本斯，1929年
星期一早上，我趕在伯恩夫婦醒來之前早早起了牀，在廚房水槽裡把臉洗乾淨，仔仔細細把頭髮梳成辮子，紮上兩條從縫紉室廢料堆裡找到的緞帶，穿上最乾淨的一條裙子，繫上圍裙——昨天洗完衣服後，我把圍裙晾到了屋側的一根枝丫上。
吃早餐的時候（燕麥都結成了團，還沒有加糖），我問起怎麼去學校，又該什麼時候去，伯恩太太望了望她的丈夫，目光又落回我身上。她裹緊肩上黑色的佩斯利渦紋花色圍巾，說道：“多蘿西，伯恩先生和我認爲，你還沒有準備好去上學。”
燕麥吃上去活像凝成了塊的動物油脂。我望向伯恩先生，他彎下腰繫起了鞋帶，鬈髮耷拉在前額上，遮住了面孔。
“什麼意思？”我問道，“兒童援助協會……”
伯恩太太握起雙手，緊抿着嘴微微一笑：“你已經不歸兒童援助協會管了，不是嗎？至於什麼最適合你，現在由我們說了算。”
我的心猛地一緊：“可是我應該去上學啊。”
“看隨後幾個星期你的進展如何了。不過目前我們覺得，你最好花點時間適應新家。”
“我……已經適應了。”我的臉在發燙，“您的吩咐我全都照做了，如果您擔心我沒有時間做縫紉活兒的話……”
伯恩太太不動聲色地瞥瞥我，我的舌頭打起了結。“學校已經開學一個多月了，”她說，“你落下的課太多，今年死活也趕不上。再說，鬼知道你之前在貧民窟裡念過什麼書。”
我頓覺一陣刺痛，連伯恩先生也嚇了一跳。“行啦，行啦，洛伊絲。”他低聲說。
“我住的不是……貧民窟。”我費力地吐出那個詞。因爲她沒有問過我，因爲他們兩人都沒有問過我，我又接着說，“我讀四年級。我的老師是烏里希夫人，我參加了合唱團，我們還表演了歌劇《光滑的鵝卵石》。”
他們都盯着我。
“我喜歡學校。”我說。
伯恩太太站起身，開始收拾盤碟。她收走了我的碟子，儘管我還沒有吃完吐司。她的動作很猛，銀餐具在瓷器上撞得叮噹響。她打開水龍頭，哐的一聲把盤碟和刀叉扔進水池，轉過身用圍裙擦了擦手。“你這個野丫頭，我一個字也不想聽了。什麼最適合你，這歸我們說了算，明白了嗎？”
此事就此收場，上學的事再也沒有人提了。
伯恩太太每天會像個幽靈一樣在縫紉室裡出現幾次，但她連一根針也沒有碰過。據我看來，她會追蹤訂單、給範妮派活兒（範妮再把活兒分派給我們）、把做好的衣服收起來。她讓範妮報告進度，同時一刻不停地審視着整間屋，確保其他人都在賣力幹活兒。
對伯恩一家，我憋着一肚子問題，卻不敢問出口。伯恩先生究竟是做什麼的？他如何處理這些女人縫的衣服呢（我可以說是“我們”縫的衣服，但我只不過做些疏縫和卷邊的活兒，如果這麼說，豈不是活像削削土豆皮，卻聲稱自己是大廚？）？伯恩太太每天都去哪兒了？她平時都在幹些什麼？時不時，我能聽到她在樓上發出些動靜，卻壓根兒不知道她在做什麼。
伯恩太太規矩很多。她會爲了雞毛蒜皮的差錯當着其他姑娘的面訓斥我：牀單疊得不夠嚴實，廚房門沒有關等。除了進進出出，家裡所有的門必須隨時關緊。縫紉室的門，廚房門，飯廳門，甚至樓梯頂端的門——四處的門都層層緊閉，整幢房屋因此顯得森嚴而神秘。夜晚時分，在樓梯腳下黑漆漆的走廊裡，我躺在墊子上，摩擦着雙腳取暖，心裡害怕極了。我還從未這樣孤零零一個人。即使在兒童援助協會，在病房的鐵牀上，也有其他女孩跟我做伴。
伯恩太太不許我去廚房幫忙，我猜她是怕我偷東西吃。實際上，跟範妮一樣，我也開始把東西偷偷塞進口袋裡，要麼一片面包，要麼一個蘋果。伯恩太太做的飯菜寡淡無味：軟趴趴、灰撲撲的罐裝豌豆，硬邦邦的煮土豆，稀拉拉的燉菜，而且永遠不夠吃。我不知道伯恩先生是真的沒有注意到飯菜多麼難吃，還是根本不在乎，也有可能，他只是心思不在這兒。
伯恩太太不在的時候，伯恩先生倒是挺和氣。他喜歡跟我談愛爾蘭。他告訴我，他的家族來自東海岸附近的薩利布魯克，他的叔叔和堂兄弟們在獨立戰爭時期都是共和黨人，曾經與邁克爾·柯林斯並肩作戰。1922年4月，英國人衝進都柏林四法院大樓血洗反叛力量時，他們就在場。幾個月後，柯林斯在科克郡附近遇刺時，他們也在場。柯林斯是愛爾蘭史上最偉大的英雄，你不會不知道吧？
是的，我點點頭，我知道。但我不太相信他的堂兄弟在場。爸爸曾經說過，在美國，只要遇見一個愛爾蘭人，對方就會發誓說自己的某親戚曾與邁克爾·柯林斯並肩作戰。
爸爸無比愛戴邁克爾·柯林斯。他會唱起革命歌曲，通常大
聲又不着調，直到媽媽讓他安靜些——寶寶正在睡覺呢。他跟我講過許多波瀾起伏的故事，例如在都柏林的克邁哈姆監獄，1916年起義的領袖之一——約瑟夫·普朗克特與他的愛人格雷絲·吉福德在小教堂裡舉行了婚禮，幾小時後即被行刑處死。當天被殺的總共有十五人，就連病得站不起來的詹姆斯·康納利，也被行刑隊捆在椅子上帶進院子裡，用子彈把他打成了篩子。“用子彈把他打成了篩子。”這是爸爸的原話。媽媽總是叫他收聲，但他又把她打發走。“讓他們知道這些很重要。”他說，“這是他們的歷史！現在我們是在美國，可話說回來，天哪，我們的族人還在海那邊呢。”
媽媽自有想要忘卻的理由。正因爲1922年條約，愛爾蘭自由邦隨之成立，我們才被迫離開金瓦拉，她說。決意擊潰反叛力量的英軍襲擊了戈爾韋郡的大小城鎮，炸燬了鐵路，經濟被破壞殆盡，害得鎮裡無工可做，爸爸的工作也沒了着落。
嗯，都怪這些事，還有酒。她說。
“你本來可以當我的女兒，知道吧。”伯恩先生告訴我，“你的名字——多蘿西……以前我們總想着，有一天給自己的孩子取這個名字，但很可惜小孩一直沒來。結果你倒來了，還有一頭紅髮。”
別人叫我多蘿西的時候，我總是忘了答應。但在某種程度上，我很高興有個新身份，這樣一來，把許多往事拋到腦後就會容易得多。我不再是那個離開金瓦拉的祖母、叔叔、阿姨，坐着艾格尼絲·波琳號橫渡重洋的妮芙，不再是和家人一起住在伊麗莎白街的妮芙。不，現在我是多蘿西了。
“多蘿西，我們得聊一聊。”某天晚餐時，伯恩太太說。我看了一眼伯恩先生，他正認認真真地往烤土豆上抹黃油。
“瑪麗說你不……該怎麼說呢……學得不怎麼快。她說你似乎有點……不樂意學？要麼就是不服管教？她說不好到底是哪種情況。”
“不是這樣的。”
伯恩太太眼神炯炯：“仔細聽好了，如果依我的主意，我會立刻聯絡委員會的人，把你送回去換個人來。但伯恩先生讓我再給你一次機會，不過……要是再讓我聽到有人說一句你行爲不端，我就把你送回去。”
她頓了頓，喝了口水：“我想，這都是你的愛爾蘭血統害的。沒錯，伯恩先生是愛爾蘭人……實際上，這也是我們饒你一次的原因。但我要告訴你的是，伯恩先生大可以娶個愛爾蘭姑娘，但他沒娶，原因不是明擺着的嗎。”
第二天，伯恩太太來到縫紉室，讓我去一英里以外的鎮中心給她跑趟腿。“沒什麼難的，”當我問她怎麼走時，她不耐煩地說，“我們開車帶你回來的時候，你沒注意看路嗎？”
“她頭一次去，我可以帶她一起去，夫人。”範妮說。
伯恩太太看上去不太樂意：“難道你不用幹活兒嗎？範妮？”
“我剛做完這堆活兒，”範妮邊說邊把青筋畢露的手放在一堆裙子上。“都卷好邊，熨好了。我的手指酸得很。”
“好吧，下不爲例。”伯恩太太說。
爲了照顧範妮的腰腿，我們慢慢穿過伯恩家所在的街區，這裡的一片片土地上擠滿了小房子。我們從榆樹街左拐走上中央大道，一路經過楓樹街、樺樹街和雲杉街，再右轉來到主街。房屋大多數看上去很新，設計大同小異，粉刷成各種顏色，有着各色灌木，顯得景色宜人。其中有些前門甬路筆直地通向門口，其餘則是蜿蜒迂迴的小徑。快到鎮上的時候，我們還經過幾幢公寓樓和市郊的幾家商店：一家加油站，一家街頭小店，一個滿是鮮花的苗圃，花朵的顏色猶如秋日落葉——赭色、深紅、金色。
“我真是不明白，上次開車回家的時候，你怎麼會沒記住這條路呢？”範妮說，“天哪，丫頭，你還真是不靈光。”我瞥瞥她，她狡黠地笑了。
主街上的百貨店裡燈光朦朧，十分暖和，過了一會兒我的眼睛才適應過來。擡頭望去，我發現天花板上懸掛着醃火腿，一排排貨架上擺滿了乾貨。我們挑了幾包縫紉針、一些紙樣和一匹粗布。付完賬，範妮從找來的零錢中取出一便士，從櫃檯上向我遞過來：“自己去買根棒棒糖，回家的路上吃吧。”
糖果罐在貨架上依次排開，五彩繽紛，口味各異，讓人眼花繚亂。我仔細琢磨了好久，終於挑了一根漩渦形的棒棒糖，摻着粉色西瓜口味和綠色蘋果口味。
我撕開糖紙，準備掰一塊給範妮，但範妮不要：“我早就不吃甜食了。”
“我還不知道會有人不吃甜食呢。”
“這是給你吃的。”她說。
我們慢悠悠地往回走。我覺得，我們倆都不急着回去。帶有凹凸紋路的棒棒糖又酸又甜，讓我陶醉不已。吃着吃着，棒棒糖變得尖溜溜的，而我盡情品嚐着它的滋味。“你得在我們到家之前吃完。”範妮說。至於原因，她用不着解釋。
“瑪麗爲什麼討厭我？”快到家時，我問範妮。
“咳，她不討厭你，孩子，她只是害怕。”
“怕什麼？”
“你說呢？”
我不知道。爲什麼瑪麗要怕我？
“她認定你會搶走她的工作。”範妮說，“伯恩太太是個鐵公雞。你學一學就能幹瑪麗的活兒，還不用付你工錢，那伯恩太太爲什麼還要花錢僱瑪麗？”
我儘量不動聲色，但範妮的話刺痛了我的心：“這就是當初他們選中我的原因。”
範妮慈愛地笑了：“你一定早就知道了吧。只要是個會做針線活兒的姑娘就成，不要錢的人手終究是不要錢的人手嘛。”走上臺階快要進屋時，她說，“你總不能怪瑪麗心裡害怕吧。”
從那時起，我不再擔心瑪麗，而是一頭扎進了針線活兒裡，一心讓針腳間隔保持一致，仔仔細細將每件衣服熨得平整挺括，從我手裡交給瑪麗（或其他姑娘）的每件衣服都讓我有種成就感。
但我跟瑪麗的關係還是沒有什麼起色。我的活兒越幹越好，她卻變得越來越苛刻。我把一條粗縫過的裙子放進籃子裡，瑪麗一把搶過去仔細端詳，扯開針腳，又扔回來給我。
樹葉從淡玫瑰紅變成嫣紅，又從嫣紅變成了褐色。向屋外走去時，我的腳下是一地鬆軟清香的落葉。有一天，伯恩太太上下打量着我，問我還有沒有其他衣服。我一直在用帶來的兩套衣服換洗，一件藍白格子，一件格仔棉布。
“沒有。”我說。
“那好吧，”她說，“你得給自己做幾身衣服。”
當天下午晚些時候，伯恩太太開車帶我去鎮上，一隻腳猶猶豫豫地踩着油門，另一隻則時不時踩一下剎車。汽車一路顛簸，我們終於來到了百貨店門口。
“你可以挑三種不同的布料。”她說，“我想想……每種來個三碼？”我點點頭。“布料必須又禁穿又便宜，那才適合……”她頓了頓，“九歲的姑娘。”
伯恩太太帶我到了布料區，又領我到了便宜布料的貨架旁。我挑了一匹藍灰格子棉布，一匹雅緻的綠色印花布，一匹粉紅色渦紋布料。伯恩太太對前兩匹布點點頭，卻對第三匹扮了個怪相。“天哪，這跟紅頭髮實在不搭。”她抽出一匹藍色條紋布。
“我覺得上身可以做點小褶邊，簡單又樸素；下身配條百褶裙。幹活兒的時候可以在外面套上你那條圍裙，你還有其他圍裙嗎？”
我搖搖頭，伯恩太太說：“縫紉室裡有很多被套料子，你可以用來做件圍裙。你有外套嗎？毛衣呢？”
“嬤嬤們給過我一件外套，不過太小了。”
店員量好布料，裁剪完畢，用牛皮紙包好紮上麻線。伯恩太太帶我沿着大街來到一家女士服裝店。她徑直走向商店後方的打折區，找出了一件芥末色的羊毛大衣。這件衣服比我的尺寸足足大了好幾個號，黑色的扣子閃閃發光。我穿上以後，她皺了皺眉。“嗯，這衣服很划算。”她說，“再說了，買件過一個月就穿不上的衣服有什麼意思。我覺得挺好。”
我恨死那件大衣了，它甚至都不暖和；但我不敢頂嘴。還好店裡有很多清倉出售的毛衣，我找到了一件合身的深藍色絞花針織衫和一件米白V領毛衣。伯恩太太又幫我多挑了一件三折的燈芯絨裙子，大得不合身。
那天晚餐時，我穿上了新買的白毛衣和裙子。“你脖子上是什麼東西？”伯恩太太問。我回過了神：她說的是我的項鍊，通常它都被我的高領衣服遮住了。她湊近我端詳着。
“一個愛爾蘭十字架。”我說。
“看上去真怪。那些是什麼，手嗎？爲什麼心上會有皇冠？”她坐回椅子上，“我覺得真是褻瀆神靈。”
我告訴她，我的祖母如何在第一次領聖餐時得到了這條項鍊，又如何在我來美國之前傳給了我。“握在一起的手象徵着友誼，心象徵着愛，皇冠象徵忠誠。”我解釋道。
她哼了一聲，把腿上的餐巾重新疊好：“還是覺得很怪，我有點想讓你取下來。”
“行啦，洛伊絲。”伯恩先生說，“不過是件家人給的小玩意兒，不礙事的。”
“也許是時候把那些故國舊事扔一邊了。”
“又沒有礙到任何人，不是嗎？”
我瞥了伯恩先生一眼，很驚訝他會爲我說話。他朝我眨眨眼睛，好像在玩遊戲。
“礙到我了。”她說，“這姑娘用不着到處告訴人家她是個天主教徒吧。”
伯恩先生放聲大笑：“瞧瞧她的頭髮，她明明就是個愛爾蘭人，還用說嗎？”
“對姑娘家來說太不雅觀了。”伯恩太太小聲說。
後來伯恩先生告訴我，天主教徒都不討他太太的歡心，儘管她自己嫁的就是個天主教徒。他從不去教堂，那倒是有點用處。“我倆總算相安無事。”他說。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