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1929年
火災過後第三天，夏茨曼先生將我從夢中叫醒，告訴我一件事：他和夏茨曼太太已經找到了一條完美的解決之道（沒錯，他用的正是“完美”這個詞。照他的德國口音，則是“凡……美”。而就在那一刻，我才體會到那些極盡盛讚之辭是多麼可怕）。夏茨曼夫婦會帶我去兒童援助協會，那裡的工作人員是些友好的社工，他們會照顧好孩子們，讓孩子穿暖吃飽。
“我不能去。”我說，“等到媽媽出院的時候，她會需要我的。”我知道，爸爸和弟弟們都死了。我看到他們在走廊上，身上蓋着牀單。但媽媽被放在一張擔架上帶走了，我還看到一個穿制服的男人抱着梅茜走下了過道，小寶寶扭着身子，嘴裡嗚咽着。
他搖搖頭。“她不會回來了。”
“可是梅茜，那……”
“你妹妹瑪格麗特，她沒能活下來。”他說着別過臉去。
父母、兩個兄弟，再加一個與我形影不離的妹妹——我所失去的一切無以言表。即使我能找到字眼來形容我的感受，我也無人可以傾訴。在這個新大陸上，我的所有親友，要麼已經死去，要麼杳然無蹤。
火災那一夜，也就是夏茨曼夫婦收留我的那一夜，我聽到夏茨曼太太在她的臥室裡質問丈夫，問他準備如何處置我。“真是憑空倒了黴。”她從牙縫裡擠出一句話，每個字我都聽得清清楚楚，彷彿她跟我在同一間屋裡。“那些愛爾蘭人！那麼小的房子，偏偏養那麼多孩子。這麼長時間纔出事，已經算得上怪事一樁了。”
透過牆壁偷聽時，我的心彷彿被活生生刺了一個洞。“真是憑空倒了黴。”不久前，爸爸還剛剛從酒吧下班回家，跟往常一樣換了衣服，每脫一件就甩掉一重惡臭。爲了賺錢養家，媽媽補了一堆衣裳。多米尼克削了土豆皮。詹姆斯在屋角玩。我跟梅茜一起在紙上寫字母，我教她認字，她那暖融融、沉甸甸的小身子坐在我的懷中，黏糊糊的手指擱在我的發間。
我千方百計想要忘記那場慘禍。也有可能，“忘記”這個字眼並不恰當。我怎麼能“忘記”呢？但如果無法嚥下滿腔絕望，我又怎麼能邁步向前，哪怕區區一步？閉上眼睛，我便聽見梅茜的哭聲和媽媽的慘叫，聞見刺鼻的煙霧，感覺熱浪舔舐着我的皮膚，於是我一個鯉魚打挺從夏茨曼夫婦家客廳的草墊子上坐起身，渾身冷汗淋漓。
我的外祖父母已經過世，舅舅們則在歐洲，一個緊跟着一個參了軍，我壓根兒不知道上哪裡去找他們。但我猛然想起來（也告訴了夏茨曼先生），說不定可以試試聯繫遠在愛爾蘭的祖母和姑姑，雖然我們一家到美國後還沒有跟她們聯絡過。我從來沒有見過祖母的來信，也沒有見過父親給她們寫信。我們一家在紐約的日子過得悽悽慘慘又風雨飄搖，我疑心爸爸在家信裡實在沒什麼可寫。除了我們的村名和父親的姓氏，我再也不知道其他線索。不過，也許這點線索已經足夠了。
可惜，夏茨曼先生皺起眉，搖了搖頭。就在那一刻，我才意識到自己多麼孤獨。在大西洋的這一頭，沒有一個成年人有理由理睬我，沒有人會領我上船，給我付旅費。我是社會的包袱，誰也沒義務管我。
“你——那個愛爾蘭姑娘，到這兒來。”一個身材單薄、悶悶不樂的女舍監頭戴着白帽，勾了勾瘦巴巴的手指。一定是因爲夏茨曼先生幾個星期前將我帶到兒童援助協會時填寫了資料，她才知道我是愛爾蘭人。也有可能，是因爲我那口濃濃的鄉音。“嗯……”等到我站到她面前時，她噘起了嘴脣，“紅頭髮啊。”
“真慘哪。”她身旁豐滿的女人說道，隨後嘆了口氣。“還有這麼多雀斑。她這個年紀，本來就不好找人家。”
瘦削的女舍監舔舔拇指，把我的頭髮從臉上撥開。“聽着，你可不想把人家嚇跑，對吧？你得把頭髮紮起來。如果你又齊整又有禮貌，人家可能還會考慮考慮。”
她把我的袖口鈕釦繫好。當她彎腰給我的黑皮鞋重新系鞋帶時，她的白帽發出了一股黴味。“你看上去一定要有模有樣，像個讓女主人樂意招進家門的小姑娘。要乾淨，會講話，但又不能太……”她說着瞄了瞄身旁的女人。
“不能太什麼？”我問道。
“有些女人可不喜歡同住一個屋檐下的清秀小姑娘。”她說，“倒不是說你長得多麼……但說不好啊。”她指着我的項鍊問道，“那是什麼？”
我伸出手，摸了摸那個白鑞克拉達式樣的凱爾特小十字架，用手指輕撫着心形深陷的輪廓——從六歲起，我就開始戴這個十字架了。“一個愛爾蘭十字架。”
“紀念品不許帶上火車。”
我的心跳得那麼猛，我相信她能聽到：“這是我祖母的。”
兩個女人瞄了瞄十字架，我看得出她們正在猶豫，衡量着怎麼辦纔好。
“她是在愛爾蘭給我的，在我們起程來美國之前。這是……這是我身邊僅剩的一件舊物。”這話不假，但另一點也不假：我說那些話，是因爲我覺得它能打動她們的心。那番話確實奏效了。
眼前還沒有出現火車的影子，我們先聽見了車聲。耳邊傳來一聲嗚嗚的低吟，腳下一陣隆隆作響，接着是深沉的汽笛——起初幾不可聞，然後越來越響，火車也隨之漸漸逼
近。我們一個個伸長脖子順着鐵軌張望（我們的一位主管斯卡查德夫人用難聽的嗓音高喊着：“孩子們！孩子們！”卻攔不住我們），突然間，黑色的車身赫然聳立在我們身旁，籠罩着月臺，嘶的一聲噴出蒸汽，彷彿一隻體形巨大、氣喘吁吁的動物。
跟我同路的共有二十個小孩，什麼年紀都有。我們梳洗得乾乾淨淨，身穿別人捐贈的衣服：女孩身穿連衣裙，套着白色圍裙，配上厚厚的長襪；男孩身穿膝下係扣的短褲，白色正裝襯衫、領帶、厚厚的毛呢西裝外套。正值十月，天氣暖和得不合時令，用斯卡查德夫人的話來講，“是個小陽春咧”。我們一行人在月臺上感覺悶熱難耐。我一頭溼漉漉的頭髮粘在了脖子上，硬邦邦的圍裙很不舒服，一隻手裡還緊攥着一個小小的棕色手提箱。除了那個十字架，手提箱裡裝着我在這個世上擁有的一切，全是最近攢起來的：一本《聖經》、兩套衣服、一頂帽子、一件小了好幾號的黑外套、一雙鞋。外套的襯裡上有我的名字，是兒童援助協會的一名志願者繡上去的——妮芙·鮑爾。
沒錯，“妮芙”，發音跟“Neev”一樣。一個在戈爾韋郡再普通不過的名字，在紐約的愛爾蘭人裡也很平常，但不管這列火車會把我載往何方，人家只怕必定容不下這個名字。幾天前，在外套襯裡上繡名字的女士就曾經爲它嘆過氣：“我希望你不是非要這個名字不可，小姑娘。因爲我可以保證，如果你運氣好到被人選中的話，你的新家長轉頭就會把這個名字改掉。”“我的妮芙”——爸爸曾經這麼叫我。但我也並不是非要這個名字不可。我知道，這個名字發音很拗口，有一股異國味，不招不熟識的人們喜歡。誰讓它是好幾個輔音彆彆扭扭地湊在一起呢，怪得很。
我痛失了全部家人，但並沒有誰爲我抱憾。我們中間誰沒有傷心往事？不然的話，我們又怎麼會淪落到這裡？大家都覺得，往事最好不要提起，遺忘是見效最快的良藥。兒童援助協會把我們通通當作一張白紙對待，踏入兒童援助協會前的過往都被抹了個乾淨，我們一個個好似破繭而出的蝴蝶，把昔日拋到了身後。如果上天垂憐的話，還能轉眼脫胎換骨。
斯卡查德夫人和柯倫先生（一個蓄着褐色小鬍子、有點膽小的人）讓我們按個頭排成隊——從高到矮排，基本也就意味着從年齡最大的排到最小的，八歲以上的孩子則抱着嬰兒。我還來不及拒絕，斯卡查德夫人已經把一個小寶寶塞進了我懷中。小傢伙才十四個月大，長着一身橄欖色皮膚和一雙鬥雞眼，名字叫作卡邁恩（依我猜，這小傢伙只怕很快就會有個新名字）。他像只嚇壞的小貓一般緊攥住我不放。我一手拎着棕色行李箱，另一隻手摟緊卡邁恩，邁步踏上高高的臺階，跌跌撞撞地上了火車。柯倫先生一溜煙跑過來，拎走了我的行李箱。“動動腦子，姑娘，”他呵斥道，“如果跌一跤的話，你會摔破腦袋，那我們就只好把你們倆都扔下了。”
列車車廂裡的木質座椅齊刷刷地朝向正前方，只有車廂前端的兩對座椅例外，它們面對着面，中間隔着一條窄窄的過道。我給自己和卡邁恩找了個三人座，柯倫先生把我的手提箱拋到了我頭頂的行李架上。沒過一會兒，卡邁恩就想爬下車座，我忙着不讓他溜走，幾乎沒有注意其他小孩陸續登上了列車，車廂裡漸漸擠滿了人。
斯卡查德夫人站在車廂前方，扶着兩張皮質座椅的後背，黑色斗篷的衣袖彷彿烏鴉的翅膀般耷拉下來。“人們把它叫作‘孤兒列車’，孩子們。算你們走運，上了這趟列車。你們把一個充斥着無知、貧窮與墮落的邪惡之地拋在了身後，從此奔赴高尚的鄉村生活。在這列火車上，你們必須遵守一些簡單的規矩。你們要乖乖聽話，讓幹什麼就幹什麼，尊重你們的監護人。你們要愛護這輛火車，不得以任何方式損壞它。你們還要激勵自己的同座守規矩。總之一句話，你們的行爲要讓我和柯倫先生引以爲傲。”我們紛紛落座，她則拔高了嗓音，“當被允許離開火車時，你們要待在我們指定的地點，無論何時都不許一個人亂跑。如果惹是生非，連這些簡單的規矩、起碼的禮儀都不遵守，那你們當初從哪兒來，就會被直接送回哪兒去，扔到街頭自生自滅。”
看上去，斯卡查德夫人的長篇大論讓年紀還小的孩子們莫名其妙，但我們這些六歲以上的孩子在孤兒院裡就已經聽過好幾遍了。我沉浸在那番話中，不過眼下還有更緊迫的事情要操心：跟我一樣，卡邁恩餓了。早餐我們只吃了一片乾巴巴的麪包和一杯牛奶，當時天色尚未破曉，何況又已經過了整整幾個小時。卡邁恩直鬧彆扭，啃着自己的一隻手——這個習慣一定挺讓小傢伙安心（當初梅茜就愛吮拇指）。但我還算識相，知道不能開口問什麼時候發吃的。等到主管想發午餐的時候，午餐自然會來，苦苦哀求派不上半點用場。
我費力地把卡邁恩放到自己腿上。今天清晨吃早餐的時候，趁着往茶裡放糖的時機，我悄悄塞了兩塊方糖到口袋裡。我用手指把其中一塊揉成一粒粒，然後舔舔食指，在糖粒裡蘸一蘸，放進卡邁恩嘴裡。小傢伙意識到了自己是多麼幸運，頓時露出滿臉喜色，讓我忍俊不禁。他伸出兩隻胖乎乎的手一把攥住我的手，死活不肯放開，隨後漸漸悠然入睡。
伴着咣噹作響的車輪，我也終於進入了夢鄉。等到一覺
醒來，卡邁恩正在動來動去，揉着他的眼睛，斯卡查德夫人則赫然站在我身旁。她離得非常近，我可以望見她下頜上的絨毛、烏黑的濃眉，還有臉頰上粉色的細血管，彷彿一片精緻的樹葉背面散佈着的筋絡。
透過纖巧的圓眼鏡，她正目不轉睛地盯着我：“我猜，以前你家裡有小不點兒吧？”
我點點頭。
“看上去你倒是挺有辦法。”
正在這時，卡邁恩在我懷裡哼哼起來。“我想他是餓了。”我告訴斯卡查德夫人。我摸摸卡邁恩的尿布，尿布外面還是乾的，但隱隱兜了一泡水，“而且該換尿布了。”
她轉身衝着火車頭，又扭頭對我示意：“那就來吧。”
我把寶寶摟到胸口，搖搖晃晃地從座位上站起來，蹣跚着隨她走下過道。坐在二人座和三人座裡的孩子們擡起頭，用鬱鬱寡歡的神情望着我從旁經過。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知道大家正往哪裡去。依我看，除了年紀小得不像話的幾個人，我們全都很擔心。主管人員壓根兒沒告訴我們多少內情，我們只知道要去的是個盛產蘋果的地方，累累的果實墜滿了枝頭，豬、牛、羊在清新的鄉間空氣中自由自在地漫步。在那片土地上，好心人，也就是好人家，正翹首盼着把我們迎進家門。說到這事，自從離開戈爾韋郡以來，除了一條流浪狗和幾隻難得一見的膽大的鳥兒，我至今還沒有見到過一頭牛，也沒有見到過一頭牲畜。我挺期待再見到幾頭牲畜，但又將信將疑。我實在太清楚人們嘴裡許下的種種美景與現實能相差多少了。
這趟列車上的不少孩子已經在兒童援助協會裡待了太久，記不起自己的母親了。他們大可以重新開始，投入另一個家庭的懷抱——那會是他們所知的唯一一個家。可惜我記得的太多：我記得祖母寬廣的懷抱和纖小的雙手，記得光線暗淡的小屋，有一堵搖搖欲墜的石牆環繞着逼仄的花園。我記得清晨與日落時分，海灣籠罩着片片濃霧；每當媽媽累得無法下廚，或者我們家窮得買不起美食的時候，祖母會把羊肉土豆送上門來；我記得在幽靈街的街角小店裡買牛奶麪包。“Sraid a'Phuca”——爸爸用蓋爾語這麼叫那條街，因爲小鎮那一帶的石屋都建在墓地上。我記得媽媽乾裂的嘴脣和一閃即逝的笑意，記得縷縷憂愁瀰漫在我們位於金瓦拉的家中，又隨着我們一家人越過重洋，一直賴在我家位於紐約的公寓裡不走，盤踞在昏暗的屋角。
此時此刻，我卻上了這趟車，正給卡邁恩擦屁股，斯卡查德夫人則在我們身邊走來走去，一邊用一條毯子擋住柯倫先生的目光，一邊指揮我；雖然我用不着指揮。等到卡邁恩被拾掇得乾爽潔淨，我就讓他伏到我肩上，抱着他向座位走去。這時柯倫先生開始分發裝滿面包、奶酪和水果的午餐盒，還有一杯杯牛奶。我給卡邁恩餵了些蘸牛奶的麪包，不由得想起了我常做給梅茜和兄弟們吃的一道愛爾蘭菜——加上鹽、牛奶和嫩洋蔥的土豆泥，如果家裡難得一次找得出嫩洋蔥的話。餓着肚子上牀睡覺的那些夜晚，我們在夢中都會與土豆泥相逢。
給每人發了午餐和一條毛毯之後，柯倫先生宣佈：車上有一桶水和一個長柄勺，舉個手就可以上前喝水。他告訴我們，車上還有個室內廁所；不過我們很快就發現，所謂的廁所不過是挖在鐵軌上方的一個洞，嚇得人夠嗆。
香甜的牛奶麪包讓卡邁恩飄飄然起來，小傢伙在我懷裡攤開手腳，長着烏髮的小腦袋擱進我的臂彎裡。我用那塊扎人的毯子裹緊了我們倆。伴着列車富有節奏的轟隆聲，在人頭攢動、忙碌不停的車廂中，我感覺自己彷彿躲進了桃花源。卡邁恩聞上去跟奶油凍一樣甜香，沉甸甸的他讓人如此安心，我不禁淚水盈眶。他那富有彈性的皮膚、柔軟的手腳、煙燻般的睫毛，甚至他的嘆息，無一不讓我想起梅茜（怎麼可能不想到她呢？）。想到她孤零零一個人在醫院裡死去，飽受燒傷的痛苦，我實在受不了。爲什麼我活了下來，她卻沒有？
當初在我們租住的公寓，曾有些人家頗愛互相走動，互相幫着照顧孩子，分享美食。那些人家的男主人都在雜貨鋪或鍛鐵廠幹活，女人們在家做做手工，要麼鉤花邊，要麼織襪子。每當經過他們的公寓，看見他們排成一圈圍坐着，一個個埋頭幹活，嘴裡說着一種聽不懂的話語，我就感覺心上像被剜了一刀。
我的父母爲了一個光明的未來背井離鄉，我們全都深信自己正前往一片豐饒的土地。可惜世事難料，就在這片新大陸上，他們敗了，全盤皆輸。也許是因爲他們太軟弱，承受不起移民的種種艱辛，承受不起屈辱和妥協，也不具備移民所必需的自律和冒險精神——這兩種精神還自相矛盾。但我仍然禁不住好奇：如果當初爸爸是爲家族生意幹活，有人管着他，有按期到手的收入，而不是到酒吧當僱員（對我爸爸這種人來說，世上再也找不出比酒吧更糟的工作場所了）；如果當初媽媽的身邊有些女伴，平輩的姐妹也好，小輩的姑娘也好（也許，作爲陌生人，女伴們能向她伸出援手，讓她在貧窮和孤獨中得到慰藉），那會怎麼樣呢？
在金瓦拉，我們一家窮困潦倒，時好時壞，但身邊至少還有家人，有相熟的故交。我們有着共同的傳統與世界觀。直到離開故土，我們才明白當初對這一切是多麼習以爲常、熟視無睹。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