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女子學校的幸福時光
1896年10月，我進入劍橋女子學校學習，爲進入哈佛拉德克利夫學院做準備。
當我還是個小姑娘的時候，曾去韋爾斯利女子學院參觀，當時的宣言令朋友們爲之一驚：“將來我也會上大學，但我要上哈佛大學！”他們問我爲什麼不選擇韋爾斯利學院，我回答說因爲那裡只有女學生。從那時起，上大學的念頭就在我心裡紮下了根，進而變成一種願望。正是這個願望激勵着我，即使我的正直而理智的朋友們的極力反對，我也要同那些能看見能聽見的女孩子們一爭高下。在我離開紐約時，這個念頭已經變成了一個設定目標；正因爲這樣，家人決定送我去劍橋女子學校，這是通往哈佛大學最快捷的通道，只有這樣，我才能實現兒時許下的諾言。
在劍橋女子學校，蘇利文老師和我一起上課，並負責爲我翻譯授課的內容。
當然，我的導師沒有任何教授非正常學生的經驗，我與他們交流的唯一手段就是讀脣。我第一學年學習的課程包括英國曆史、英國文學、德語、拉丁文、算術、拉丁文寫作和一些臨時性課程。在入讀劍橋女子學校之前，我沒有專門爲了考大學而準備過預讀課程，但是蘇利文老師對我的英語進行過很好的的訓練，所以，學院裡的老師們很快就發現我不需要在學院規定課程之外接受額外訓練的特殊課程。此外，我有很好的法語基礎，學過六個月的拉丁語，而德語學得更多。
儘管具備這些優勢，我的學業還是受到一些限制而進展緩慢。蘇利文老師不可能把所有指定書籍的內容在我手上拼寫出來，儘管我在倫敦和費城的朋友們正在竭盡全力地抓緊時間製作盲文書籍，可是讓我在開學時能有盲文課本可讀，還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所以，我只能暫時將拉丁文謄寫成布萊葉盲文，以便能和其他女孩一起背誦課文。老師們很快就熟悉了我回答問題時候不完美的發音，並能及時地解答我的問題、糾正我的錯誤。我在課堂上沒辦法記筆記，也不能做課堂練習，但可以回家在打字機上做寫作和翻譯的練習。
蘇利文老師每一天都會和我一起走進課堂，她以極大的耐心在我手上拼寫出老師們講的內容。自修她還要幫我查找生詞，並且一遍又一遍地爲我讀筆記和尚未譯成盲文的書籍，這些工作的枯燥程度常人難以想象。我的德文老師弗勞·格魯特女士和吉爾曼院長是學院裡僅有的兩位能用手語字母給我授課的老師。親愛的弗勞·格魯特女士的拼寫非常緩慢不熟練，儘管如此，她仍然不辭勞苦地一週兩次爲我拼寫出她的授課內容，好讓蘇利文老師稍作休息。每一個人對我都很和善，願意在我需要的時候伸出援手，但是隻有一個人把這些苦差事變成樂事，那就是我的蘇利文老師。
那一年，我完成了算術課程，複習了拉丁文語法，還讀完了三章凱撒的《
高盧戰記》。另外，藉助蘇利文老師的幫助，我用自己的手指“閱讀”了其他作品，如席勒的《鍾之歌》和《潛水者》，海涅的《哈爾茨山遊記》，弗賴塔格的《從腓特烈大帝的國度來》，里爾的《美的詛咒》，萊辛的《明娜·馮·巴爾赫姆》以及歌德的《我的一生》。我從閱讀這些德文名著中獲得了極大的精神享受，尤其是席勒美妙的柔情詩；對腓特烈大帝所取得的歷史成就的讚頌；歌德生平的描述，辭藻恢弘壯美，讓我受益匪淺。我對《哈爾茨山遊記》愛不釋手，這部詩集妙語連珠，對景緻的描寫讓人心馳神往——紫藤覆蓋的山野，陽光下歌唱的潺潺溪流，傳說中的神秘的蠻荒之地，古老神話中的“灰衣姊妹”……只有那些對大自然懷有真摯的感情和熱愛的人，才能夠寫出如此富有想象力的詩句。
吉爾曼先生教過我一段時間的英語文學。我們一起閱讀《皆大歡喜》、伯克的《與美國和解的演講》（1775），還有麥考雷的《塞繆爾·約翰遜的一生》。吉爾曼先生學識廣博，具有深厚的歷史學功底和文學素養，對英語文學的講解深入淺出、形象生動，與我在課堂裡聽到的那些教條的淺顯講解截然不同，使我切實體會到了學習的輕鬆與快樂。
伯克的《演講》比我讀過的任何一本政論書籍都具有教育意義。隨着書中動盪的年代我心潮澎湃，兩個對立國家的關鍵人物好像就在我的面前。我讀着讀着就開始疑惑起來，面對伯克那激昂澎湃而富於雄辯的演講，喬治國王和他手下的大臣們怎麼能夠對伯克的警告預言充耳不聞、置若罔聞呢？並且置我們的勝利和他們的恥辱於不顧。我在接下來的閱讀中逐漸瞭解到，這位政治家所持的黨派立場和人民的立場之間存在着複雜的令人失望的黨派鬥爭關係。我覺得，如此珍貴、蘊涵着真理和智慧的種子竟然被湮沒在無知和腐敗的野豌豆中，真是令人費解。
麥考雷寫的《塞繆爾·約翰遜的一生》怎麼看都覺得有趣。我的心隨着那位在克魯伯街上啃麪包吃的落魄男人的命運轉折而起起落落，他雖然身體和靈魂遭受雙重磨難，但是仍然待人友善，還會幫助那些貧窮可憐的人。我爲他的成功而欣喜，爲他的錯誤而難過，我很驚訝，他的意志和靈魂從來沒有被生活的重壓壓垮。儘管麥考雷才華橫溢，他的文字能夠化腐朽爲神奇，將一件平常小事寫得新奇別緻，但是他的自信時不時令我厭倦，還有他經常爲了追求語言效果而不惜犧牲真實性也讓我產生了懷疑，我所推崇的是“大不列顛的狄摩西尼”那樣令人敬畏的雄辯演說。
在劍橋女子學校學習期間，我平生第一次體會到與同齡的正常女孩共同生活和學習的快樂。我和幾個同學一起住在一棟與學校相連的房子裡，這個房子曾經住過豪威爾先生。我們就像住在家裡一樣。我和她們一起做遊戲，她們的很多遊戲我都參加，包括捉迷藏和打雪仗
；我們一起散步，一起討論功課，一起大聲朗讀感興趣的事。有些女孩學會了同我“交談”，這樣蘇利文老師就不用爲我複述她們的話了。
那一年的聖誕節，母親和小妹妹來這裡和我一同慶祝，熱心的吉爾曼先生還邀請米爾德萊德來他的學校讀書。就這樣，米爾德萊德和我一起待在了劍橋，六個月裡我們幾乎形影不離，那是我最幸福的一段時光，我們在學業上互相幫助，生活中一起分享快樂。
1897年6月29日至7月3日，我參加了哈佛拉德克利夫學院的預備考試。考試科目有初、高級德語，法語，拉丁文，英語和希臘羅馬史，幾門考試總共用了九個小時。我通過了全部考試，而且德語和英語成績是“優”。
有必要介紹一下我的考試流程，參加考試的學生要求在十六個小時內完成測試——其中十二個小時的初級考試和四個小時的高級考試。每次五個小時才能計算成績。試卷於早晨9點在用特別郵件從哈佛送到拉德克利夫。每一個應試者都有一個考號。我是第233號，但是我必須要使用打字機，所以我的身份無法隱瞞。
校方爲我考慮得相當周到，我被安排在一個單獨的房間考試，因爲打字機的敲擊聲會影響到其他同學。吉爾曼先生親自用手語拼寫字母爲我讀考題，爲了不受打擾，房間門口還設置了一名守衛。
第一天我考的是德語。吉爾曼先生坐在我身邊，首先通讀一遍考題，然後再一句一句分開讀，同時，我跟着大聲重複一遍，以表示我能理解他說的話。考題很難，當我用打字機打出答案的時候，我的心裡非常緊張。吉爾曼先生幫我拼寫我的答題，讓我檢查，如果有必要我會做一些修改，然後他再把修改後的內容插入到答題中。在我以往參加的任何一次考試中，從來沒有享受過如此的待遇。在拉德克利夫學院，我答好題後，沒有人會爲我讀試卷，而且我也沒有機會修改錯誤，除非我能提前做完答卷。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只有有限的幾分鐘時間來修改能想起來的錯誤，然後把它們寫在卷子的末尾處。如果我初試的成績比複試好，原因有兩個。第一，複試中沒人給我複述一遍我寫的答案，以便及時改正錯誤；第二，初試中我申請的科目大部分在我到劍橋女子學校就讀以前就涉獵過，在學院就讀的第一年吉爾曼先生給我做過哈佛的往年入學考試試題，而我在英語、歷史、法語和德語科目都及格了。
考試結束後，吉爾曼先生把我的答卷送交到主考官手中，並簽了一個證明表示我——第233號考生，已經完成所有答題。
所有科目的考試都是以這樣的方式進行。不過後面的考試都不像第一門這麼難。我記得考拉丁文那天，席琳教授來到考場通知我，我已經圓滿地通過了德語考試。這一消息極大地鼓舞了我，於是我信心堅定、輕鬆自如地完成了後面的考試。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