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總部、61軍軍部及其所屬警衛部隊、炮兵部隊、新編部隊與115師繼續在阜平一帶休整訓練，待日軍攻下濟南、安陽、菏澤時115師以迅猛動作連續攻擊保定、滄州、德州，收攏潰兵、收繳武器、奪取物資。留下小股部隊分散發動羣衆、懲處漢奸，主力伺機過河開闢山東抗日根據地。
隨着日軍投入兵力越來越多，戰爭規模不斷擴大，敵人對我軍日益重視，孤軍敵後的八路軍生存環境將更加惡劣，物資的補給除了繳獲只有自己解決。因此河套產糧區、包頭工業區、草原畜牧區的控制與發展將至關重要。中央應選派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少數民族幹部和有蒙區工作經驗的漢族幹部參加綏遠民主政府，研究摸索少數民族地區黨領導下的民族自治政策和方法，強調平等、團結、合作，逐步改變封建落後的社會組織形式，解放底層牧民，加強少數民族地區抗日統一戰線的發展。
對目前政府中的日僞官員的改造應本着團結、教育、監督、引導的原則發揮其在蒙古民衆中的影響力，尊重歷史、大膽使用、通過學習轉變其思想，生活上關心、思想上把關、工作上放手、
調派大批技術幹部參加包頭工業建設，部分學校專業可以向河套轉移，邊學習邊鍛鍊，有專業技術的幹部儘量不進入軍隊，集中力量建造自己的工業基地、培養經濟建設人才。
蘇聯依然是我黨需要依靠的外部力量，針對斯大林擔憂兩面受敵的心理，利用我軍在抗日戰場上的出色表現，轉變蘇聯的援助政策、加大對我黨我軍的物質支持。從黨的事業整體發展來考慮，應把蘇聯援助的重點放在技術人員的培養、工業基地的實際需要上，武器彈藥儘量自行生產。爲實現物資採購計劃，付款方式可以靈活多樣，但絕不許出賣國家民族利益。
對於蘇聯政府要求我黨在軍事上加大對日本軍隊的打擊力度，我們應視戰場形勢的變化和我軍實力而定，在堅持有利的原則基礎上適時組織較大規模的戰役，實現雙重目的。當前可以着手冀察熱遼根據地的創建、恢復中央與東北抗聯的聯繫，使這支黨領導的最早的抗日武裝完全納入我軍序列，改變長期聽命於共產國際的不正常的隸屬關係。責成冀察熱遼軍區負責抗聯的聯絡、重組、訓練、作戰。
隨着我軍根據地面積不斷擴大，相隔遙遠，爲方便作戰指揮，在八路軍總部之下設立晉綏軍區、晉察冀軍區、冀察熱遼軍區、晉東南軍區、晉西軍區、山東軍區、黃淮軍區，負責發展鞏固擴大敵後根據地，依託根據地打擊周圍日僞勢力。着手組建東北軍區。
第四天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延安民主政府副主席張國燾、抗日軍政大學副校長何畏來到病房看望陳海松，昔日指點江山、英姿勃發的老領導們此刻明顯消沉、衰老了許多，讓陳海松心中很是不忍，卻也很無奈，要知道由於自己的介入，此時的黨內氣氛比較民主、寬鬆，沒有發生大範圍路線鬥爭。對於歷史舊帳沒有深究細查，爲了來之不易的團結局面大家都有意無意地淡化矛盾，他們的生存環境改善了許多。
可自負高傲的張國燾並不知道自己前世的淒涼，對眼下自己被邊緣化很是不平。如今自己過去的手下散落到各大戰場，都受到了重用，尤其是當初不起眼的陳海松竟成了四方面軍裡最出色的將領，受到黨內外、國內外的關注，現在病倒了，雖然他對自己有成見，自己作爲老領導還是應該去看望一下，以此聯絡戰友感情，所以叫上還留在延安養傷的陳海松的老領導何畏一起來到醫院。
已經能夠下地的陳海松向老領導們敬禮問好，請他們坐下，招呼勤務員倒茶。很愉快地和他們回憶起鄂豫皖、川北、陝南一同戰鬥的革命歷程。讓張國燾很開心，覺得陳海松還是很念舊的，對自己是尊重的。應該願意幫助自己擺脫眼前的不愉快。
“海松，當年你在紅四方面軍是最年輕的軍級幹部，爲了促進你的成長，我和昌浩同志對你的要求嚴了些，有時甚至顯得苛責，你不會怪罪我吧？”
“海松能有今天，離不開四方面軍各級領導的指點和幫助，其中也有您與何軍長的心血。你們堅定的革命理想、忘我的工作態度、硬朗的指揮風格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我也在努力這樣去做。”
“可我聽說你在西路軍對昌浩、李特、黃超等人態度很不好，對我張某人也是頗多微詞。”
“張主席，我做事一向是對事不對人，我對你們的尊重是戰友之情，對你們的不滿是思想路線之爭。我對四方面軍中長期存在的家長制獨斷專行、不切實際的教條主義作風、軍事上的大兵團死打硬拼、黨內的肅反擴大化等問題很有意見。終於在張掖形勢危急的時刻爆發出來，因爲不改變就要失敗就會死亡，我真是不甘心一萬多忠心耿耿地革命者被錯誤路線帶進死亡。”
“你也認爲我們紅四方面軍一直執行的錯誤路線？”
“不能說都是，但在許多問題上存在嚴重錯誤，否則也不會有後來的失敗。”
“可你似乎忘了我們是三大主力紅軍裡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戰果最大、繳獲最豐富的紅軍主力。”
“我不否認這裡有您個人的重要貢獻，但您也不能否認這是紅四方面軍全體指戰員們拼死拼活打出來的，是貧苦的根據地人民渴望翻身追求革命創造出來的。本來四方面軍有了良好的基礎應該有更大的發展，對整個紅軍做出更大的貢獻，可在您的私心影響下卻成了要挾中央謀求更大權力的資本，與中央對抗，明知南下危險，仍然帶着十萬紅軍攻擊天全、蘆山，蒙受了重大損失。
大好的川北根據地被迫放棄，剩餘的三萬紅軍還是踏上了北上的道路。至今我還記得與中央分裂後南下大小金川的血戰、幾過草地的無謂犧牲、川西高原上猶豫徘徊、留在根據地的傷員絕望的眼神。這不能不說是您的過錯。”
“北上就有利於紅軍的發展了嗎？這片貧瘠的土地上根本就不是革命所需要的土壤，百姓愚昧落後、糧食產量低、交通不發達、根本無法和鄂豫皖、陝南、川北的人民相比。”
“作爲一個革命領袖，首先考慮的應該是率領部隊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在敵人統治薄弱的地區去穩定發展。西北軍閥林立、國民黨勢力較弱、人民貧窮更有革命的願望，經濟落後卻資源豐富，只要我們安穩下來，拋棄不切實際的教條、調整打擊面過大的政策，團結社會各界的愛國力量努力發展民生，革命的形勢就會越來越好，張掖不就是個例子嗎？在這一點上，我認爲張主席的戰略眼光和對革命規律的把握與同志是有差距的，如果當初一起北上，中國革命的實力要大很多。哎，可惜了！”
“我們當初南下也是想開創中國革命的新局面的，如果中央支持合兵一處或許也會成功呀。”
“這種戰略相當主觀，沒有考慮到南邊是敵人的統治中心、有敵人重兵雲集，之所以選擇南下，更多的原因其實是想逼迫中央接受四方面軍的領導，鬥氣的成分更大一些。高層的爭權奪利卻讓幾萬紅軍，幾十萬百姓成了犧牲品，這也是我對張主席您有意見的地方。”
何畏作爲親身生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物，還拔槍打過、周恩來，他對那段時期的不堪回首的記憶痛心疾首可也很無奈，轉移話題說：“我聽說了你在張掖的政策，陳主席帶領的西路軍在那裡發展得很快。部隊戰鬥力有了很大提升、工商業、現代工業、教育醫療都得到了發展，羣衆生活改善很多，大批的糧食送到了延安。
我們很爲你們高興，你的做法起初我們也很不滿，但快一年了，實際效果卻證明了他的正確。讓我們也在思考爲什麼你的做法能取得好的效果，而我們堅持的卻帶來的是失敗？”
“兩位老領導，中國的革命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沒有現成的經驗和政策可以借鑑，以前咱們奉蘇聯經驗爲金科玉律，以爲在蘇聯成功的做法在中國一定能行。可事實證明中國有中國的現實矛盾，與蘇聯的環境有很大差別。照搬硬套當然不會有好的結果，水土不服呀。”
“政策都改變了，還叫革命嗎？”
“領導們好像還是沒有弄明白我們是爲了革命而革命，還是爲了實現自己強國富民的理想而革命？”
“這有區別嗎？”
“革命的目的決定着革命的策略，當我們以實現蘇聯革命爲目的時，革命的方法自然就是模仿蘇聯的革命方式，消滅一切私有制、無情打擊革命的對立面，搞城市暴動、搞陣地戰、攻堅戰、肅反擴大化。以至於得不到中國主流社會的認可，陷入孤立。”
“你是說我們前面的革命都是錯的？”
“革命的願望是對的，可採取的方法沒有結合中國的客觀實際，一些具體的做法不僅無益於革命的發展，有些還損害了革命，比如說肅反咱們四方面軍真有上萬的反革命嗎？包括許繼慎、曾中生同志在內的高級領導幹部真的是有罪的嗎？徐向前總指揮提倡的運動戰、游擊戰真的不好嗎？隨意鎮壓手工業者、小商人、富裕農民、地方鄉紳對嗎？”
“蘇聯革命就是這樣做的嘛。”
“所以說，中國革命的開始階段是相當幼稚、相當盲目的，完全爲了實現蘇聯式的革命而革命，好與不好、適合不適合、能否推動中國革命缺乏研究和總結，這樣的革命難免會帶來各種各樣的不適應，必然要遭致失敗。”
“所以你就開始改變革命的策略、推翻原來的政策？”
“這種改變不是從我開始的，早期的中央紅軍在、朱德領導下就沒有按照蘇聯革命的模式去發展，軍事上經濟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力量最爲強大，否則也不會成爲中央紅軍。可臨時中央進入中央蘇區後，情況就變了，最後不得不戰略轉移。因此，同志的領導地位是艱難探索中的革命者總結經驗後的理性選擇，是歷史的選擇。”
“你就覺得現在的政策很正確嗎？”
“政策沒有絕對的正確，只是要適合革命的需要。最起碼現在的政策是圍繞着中國革命的具體問題提出的。當我們以實現中國社會進步、人民解放、國家獨立爲目的時，我們就能夠站在中國社會各階層老百姓的立場去考慮我們的政策，就主動去團結引導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一起去團結抗戰、把精力放在發展經濟、增強國力、提高實力上。我們在張掖、在包頭做的就是這種政策的具體實踐。主張這種政策的同志無疑具有領導中國革命走向成功的威望和能力。”
“你話裡話外都在爲張目，你就不擔心他會因爲我們過去的矛盾而輕視冷落我們？王明、康生前幾天找我談話，就態度很惡劣，說我是軍閥主義、逃跑主義、分裂紅軍的總頭子、是託派，而且已經鎮壓了我的分裂干將黃超。他們就是要置我於死地，去向老毛請功，換取自己的榮華富貴。”
“兩位領導，你們都是堅定地革命者，革命者除了堅定地理想、高昂的鬥志還應該有敏銳的思想、實事求是的態度、顧全大局的胸懷。王明一夥不代表中央，他們的所作所爲中央也很反感，我已經就他們隨意上綱上線、殘殺同志的行爲向中央提出抗議，要求正確評價黨的幹部和歷史問題，維護黨的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