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爲危機，就是危險中蘊藏着機會。玉昔帖木兒出人意料的一搏，確是給趙昺造成了不小的困擾，他不想看到魚死網破的結局，那麼就必須用更爲結實的網具。以江南欲伏的兵力，他並沒有完全的把握，而重新部署是需要時間的，只有從攻揚州大軍中抽調兵力最爲便捷和現實。
當然從揚州抽調兵力也並非像趙昺所說的那麼輕鬆，他們面對的同樣是求生慾望強烈的敵人。在兵力相當的情況下，即便戰勝其也是殲敵一千，自損八百。而其要全力突圍，也並一定能夠將他們留下，那可能最後就是一鍋夾生飯。
另外蒙元方面一向注重情報工作，玉昔帖木兒肯定也知道自己南渡失敗後將是什麼結局，他必然會加強情報的收集工作。而自己若是調軍回援的意圖被其發現，不僅誘敵深入的計劃完全失敗，他相信其一定也會加以利用，當機立斷改變計劃反撲揚州，畢竟能活捉一個皇帝的誘惑力不比攻取敵國都城的誘惑力小，且實在的意義更大。
反之，玉昔帖木兒既然知道傾盡黃河以南兩個都萬戶府的兵力南侵失敗的後果，誰又敢斷定這不是其佈下的一個陷阱。其中的誘惑力太大了，大的任誰都想往下跳，所以趙昺不得不謹慎，在其不渡過長江，他都不能相信。而面對這麼大的一個餡餅，哪怕只有萬分之一的機會，他相信王應麟能看出來，其他人也一定能看出來。同樣他也不想放過。
面對這麼一個‘雙殺’之局，就要看誰戲演的最好，誰能把誰騙進陷阱，這也就是常言的決勝在沙場之外的道理。所以趙昺即使發現了其中的戰機，卻沒有向衆將言明，又阻止了王應麟向外透露信息。不是他不相信其，而是情報工作無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旦被泄露出絲毫，就是不可挽回的結局，因而必須要將這個意圖控制在極小的範圍內。
在當前沒有衛星、沒有飛機的時代，大部隊調動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可也只是相對。趙昺的計劃是以常州、無錫、平江和崑山四地爲支撐點，組成一支大網，而網的中心就是常熟。而要將圍城的數萬部隊悄無聲息，不留痕跡的在敵人眼皮底下送到江南，並開拔至戰場。不僅事關伏擊玉昔帖木兒部戰役的勝敗，也關係到留守圍城各部的安危。
而趙昺在考慮如何排兵佈陣的時候，還要思考下一步收復兩淮地區的計劃，而這個缺乏只是打一仗那麼簡單。其實佔領一個地區，通過戰鬥奪取只是第一步，佔領並鞏固也只是第二部，長期佔有並進行有效的治理才能算是將這塊土地和人口收入囊中。
所以收復一片新的國土，不僅僅是依靠軍隊能夠完成的事情，是需要動員整個國家的力量來完成的。不但是考量一個政府的組織能力和執行能力，還是對一個國家財力儲備和物資調度、人口動員能力大小考驗。這就需要朝廷的各個部門的主動配合和堅決的執行。
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兵力不足的問題，雖然當下大宋有三十萬主力禁軍和十餘萬屯駐各州府的廂軍，看似不少，可不僅要留兵防守京畿，還要對巴蜀和雲南方面用兵，沿邊重鎮也要屯駐重兵防止敵軍寇邊，鎮壓反叛，正常情況下能抽調六成兵力參與戰爭就相當吃力了。
如果只是打一場以破壞敵方經濟基礎和消滅有生力量爲目的，擄掠似的戰役，趙昺以爲有這些兵力足夠了。因爲這種快進快退的戰鬥不需要佔領地方領土，不必考慮戰後重建的問題，甚至可以只攜帶少量輜重，就能以劫掠對方物資維持戰爭所需。
但是以這二十餘萬的兵力收復兩淮便顯得捉襟見肘了。誠然，趙昺相信以這些經過嚴苛訓練，全火器裝備，各級軍官皆富有戰鬥經驗的部隊，在兵力空虛的兩淮地區可以勢如破竹，高歌猛進。可發動這次戰役的目的不是襲擾和破壞，而是收復失地，並要長期的進行統治。
那麼這些兵力在要承擔主要作戰任務，還要重新構建防線，阻敵反撲，可要同時肩負清剿殘敵和協助建立政權及維護地方治安的任務就力不從心了。尤其是在戰爭初期，兩方兼顧的結果就是顧此失彼，所以必須有軍隊在收復失地後，要有人擔負其清剿殘敵，維持治安的任務，而這就需要擴軍，動員更多的兵力參與戰爭。
而提及迅速擴軍，可能很多人會想到“全民皆兵”這個詞，尤其是在古代。比如那些古典****國家，讓所有男性從小開始訓練，並要服兵役。比如像戰鬥民族斯巴達人，以及戰國長平之戰時，秦國徵發十五歲以上男丁等等。但曾經也抱此想法的趙昺會告訴你，事情沒那麼簡單，因爲“全民皆兵”有可能，但全民當兵不可能。
先說說斯巴達，斯巴達人根據當代考證，人口最多時有八千戶，人口不足四萬。除了斯巴達本族人口，該國還有被當作奴隸使用的希洛人。根據記載，希洛人數量遠遠多於斯巴達人，大概在十五萬左右。除此以外，還有其他給斯巴達交稅的從事工商業的自由民。
一般認爲，斯巴達的總人口在二十五萬左右，而斯巴達人只佔了不到八分之一，純粹的完全脫產的斯巴達職業軍人就更少了。根據趙昺的推算一萬人左右規模，已經是斯巴達軍隊的極限了，那溫泉關之戰面對數十萬波斯軍，只有三百斯巴達勇士參戰也就不難理解了。
而長平之戰中，秦國被徵發十五歲以上男性人口的只是河內郡，而不是整個秦國。秦國這種極限動員的代價是全郡封爵。秦人雖然把十七歲以上的男子列入兵籍，但是也沒說直接投入到軍隊中。根據記載，“凡三鄉，其一鄉卒千人，一鄉七百人，一鄉五百人。”“凡縣戶五百以上置鄉，三千以上置二鄉，五千以上置三鄉，萬以上置四鄉”。
所以三個鄉的人口在五千戶到萬戶之間，可見在動員率極高的秦代，五千到一萬戶人口，也不過是抽取兩千二百人從軍。秦法還規定，一戶有兩男丁的，不可以同時服役，以避免影響農業生產，從而儘可能的降低徵兵成本。而且這些人也不是完全脫產，一年期滿，便復員歸農或者徵調番上，作“戍卒”或“衛士”。
說明上番或者宿衛的脫產的秦國士兵，只佔當地徵發士兵的一半左右。按之前五千到一萬戶來算的話，真正的脫產服役人員只有千人左右。秦代一般一戶五口，那麼兵民比是一比二十五或者一比五十。所以說秦人雖然好戰，但是也沒有真的全民一起上陣。
趙昺從中看出，古代全民皆兵的模式，本質是保證少部分脫產士兵，以及大量的不脫產後備兵源。不脫產兵源基本在農閒時，在當地訓練。這個制度保證了大量的男性人口擁有軍事素養，即“皆兵”。與之對應的是《孫子兵法》裡的一句話：“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處騷動，怠於通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也就是說，十萬軍隊出征需要七十萬個家庭供養，一家五口按算，春秋時期兵民比例爲一比三十五。
再說說隋唐。隋煬帝征伐高句麗的百萬大軍，經歷史學家們的考證，真正的兵力在七十萬人，而後勤人員人數則要翻倍，“其饋運者倍之”。當時隋朝當時有八百九十萬戶，四千六百多萬人。這場兵民比例一比二十的千里遠征，直接導致國力耗盡，隋帝國迅速崩潰。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之一，實施府兵制，總額六十萬人的規模，兵民比例在一比二十五左右。但是大多數府兵平時以務農爲主，農閒時集訓，真正一線士兵不多。當進入盛唐時代後，有九百一十萬戶，算上隱戶實際人口更多，可當時唐朝的總兵力僅爲五十七萬，兵民比維持在一比七十五左右。
所以在農業社會，一般人所認爲的那種“全民皆兵”是不可能實現的。古典軍國時代的那種農閒訓練，抽調服役的普遍徵兵制，臨時脫產的一線軍人數量占人口比例，極限情況下也很難超過一比二十五。而至於完全脫產的職業兵制，以現代社會估算也就是一比一百的兵民比例已經是極限，而且國家負擔很重，甚至很難長期堅持下去。
至於以職業兵制和冗兵出名的本朝，軍隊總數峰期超過百萬，學者普遍認爲在一億左右。而這一億人養那一百萬脫產軍人是相當吃力的。近百萬脫產軍隊導致軍費佔了財政支出的半數以上和財政收入的七成，可真正有戰鬥力的很少，不少士兵待遇極差，導致逃亡成風和軍官吃空餉嚴重。這也是趙昺極力掙錢，卻不敢盲目擴充軍隊的原因，深怕重蹈覆轍。
相對應的，北宋的敵人如西夏三百多萬人口，號稱的五十萬大軍中，平時牧羊種地的人佔了絕大多數，真正的全副武裝的士兵充其量不過三四萬，比例在一比三十五，這也是其無法長久支撐戰爭的緣由，一被逼急了便要求和稱臣。
至於當下蒙元實施的軍戶制，因爲歷史已經被改變，趙昺無法用後世的數字來做比較。但是後來的明朝基本照搬了蒙元的軍戶制。明初時，在大約六千萬的人口基礎上，軍隊總額達到了兩百萬。根據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的詔令：“命天下衛所軍卒，自今以十之七屯種，十之三城守，務盡力開墾，以足軍食。”說明兩百萬軍隊裡，脫產士兵是六十萬人，兵民比例其實爲一比一百。
趙昺估計蒙元的人口現在雖然在自己控制江南後已經大爲減少，比例應該比之要降低，而他們不但要供養軍隊，還要向國家交稅，負擔更爲沉重，這也是導致蒙元軍隊不得不抽調更多的人蔘與屯墾，後果就是戰鬥力的大幅度下降，士氣低迷的原因。
而繼承其制度的明朝軍戶制度的崩壞，也是屯田軍戶不堪重負，頻頻發生逃亡導致的，使得將領們不得不靠豢養少數親兵來維持戰鬥力，實際上在生產力低下的古代以一比一百的比例也難以養活百萬之軍，正常的情況下比例還應該提高。
南遷之後宋朝的人口，後世推斷最高峰有近六千萬人口。在長期的戰爭狀態下，人口損失也十分嚴重，而蒙古南侵佔據江南後，由於政策的改變，人口損失不大，但是大量降軍被調離江南，又下令將江南工匠全部遷走，此後還屢次徵發人口北遷，加上早些時候蒙元在川蜀地區的大屠殺，人口減少還是十分嚴重的。
趙昺在收復江南後，對人口進行統計造冊。在現代社會科技手段的協助下，也無法精確的對人口進行統計，更不要說古代了，戰爭中的逃戶，不服王法的蕃部和大戶人家隱匿的人口都無法計算。根據各地報上來的魚鱗冊登記人口在三千餘萬，這也是向朝廷繳納賦稅和可以徵調的人口基數。
不過古代同樣存在人口分佈不均的狀況，大部分人口集中在沿江和臨湖的土地肥沃地區及貿易發達的東南地區，其中在江東人口最多，有近兩千萬人，也是收復兩淮徵發鄉兵和伕役的重點地區。這個基數看似很大，可其中有超過半數的老弱婦幼，近半的成丁不僅要承擔農業生產，還要服兵役、徭役和手工業生產。
對這些趙昺並不在行，便遣王應麟回京與重臣商議，拿出一個準確可用的數字，以便計算出徵發多少丁壯，不會影響到國內的生產。他不能因爲痛快一時，而失去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