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與王應麟一夜深談，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但出於謹慎和保密計，決定讓其回京當面向幾位執宰稟明當前的形勢。次日便以其身體有佯，需回京調養爲名讓其返回臨安。臨行前一再叮囑其回京後一定要迅速與幾位執宰會商，摸排清底數，在五日做出定議，迅速回報，不得耽擱。
與此同時，爲保證能盡殲玉昔帖木兒率領的南侵之敵，趙昺開始調整兵力部署。他將敵情變化和揚州方面的回援計劃通報給江東制置使趙孟啓，令其統一調度各軍，務必全殲南侵之敵。並命其根據敵情變化和兵力的調配，重新制定作戰計劃，及時回稟。
本來趙昺準備在朝中有了定議之後再行通報給湖廣制置司，但是他思慮再三後，以爲時間緊迫，待京中有了結果，才知會湖廣置司時間未免太過倉促。先前雖然有針對淮西用兵的詳細作戰預案，但此次用兵規模大，作戰領域廣，且需要兩個置司配合作戰，顯然此前制定的作戰計劃已經不適用，必須經過修改和調整。
而此戰的關鍵點就是要趁敵軍兩淮大部兵力被殲，蒙元朝廷還未做出反應，調集兵力增援兩淮之際，己方以雷霆萬鈞之勢橫掃兩淮地區的殘餘敵軍，迅速佔據戰略要點。可這就需要事先做出完備的作戰計劃，一得到命令便立刻展開行動。
可這一場大的戰役，僅湖廣制置司動用的兵力就有十數萬之衆，如果沒有明確的戰略目標和完善的計劃及快速反應，倉促之間就會像一羣無頭蒼蠅一樣在戰場上亂撞，更不要說與友軍相互配合。此外還需要龐大的後勤保障，這也需要徵發伕役，調集物資，在戰鬥爆發後能夠到位，而這都需要時間來準備。
從戰役考慮計，趙昺還是決定給江鉦通個氣兒，免得一時間措手不及。當下湖廣置司承擔着徵西軍後勤和兵力保障任務，還要分心征伐雲南的事務，能夠有抽調多少兵力參與收復兩淮都需要斟酌。同時還要警惕安南和占城這兩個‘流氓’趁火打劫，騷擾廣西，這在歷史上並非沒有先例。
正是由於湖廣置司承擔着更爲繁重的軍務，兵力部署分散，在動用其兵力上趙昺就要做更多的考量，免得顧此失彼。因此他給江鉦的信中要求其對收復兩淮之事暫時要保密，但是部隊要以準備增援淮東戰場爲名提早動員，向交通便利的地域集中，並按照大戰役級別將彈藥和糧草發放到團級輜重隊。同時收攏水軍，徵集商船，做好渡江準備。加強對當面之敵的偵察，尤其是襄陽方面的州府敵軍部署、交通和人口等情況，做好攻取襄樊和收復淮西地區後的防禦計劃。
趙昺也知在未經兩省會商後，自己便發佈戰爭動員令，有專權之嫌，可能會引發衆臣的上諫。可他意不在此，當下表面上積極徵詢兩省的意見，聽取重臣的建議，但是在內心中他早已有了主意。一旦時機成熟，即便衆臣反對，他也會毫不猶豫的發起收復兩淮的戰役。
從前趙昺一直對是否攻取兩淮十分謹慎，並多次駁回臣僚有關對江淮採取攻勢的上奏。一是擔心剛剛收復江南，根基不穩，需要先行穩定內部；二是底子太薄，貿然發動攻勢，又難以一戰而下，雙方陷入膠着。不僅難以休養生息，還不得不消耗巨資與敵對戰，從而重走老路，導致經濟崩潰，動亂不止，終歸亡國。
所以趙昺答應蒙元方面的議和提議，期間雙方衝突不斷，但是都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內，只是以打擊其南侵的念頭和破壞他們經濟爲目標，並未釀成大規模的戰爭。雙方談談打打也就維持着虛僞的和平，但是誰都恨不得一口將對方吞掉，可又相互忌憚，哪一方也不敢挑起大戰。即便此次趙昺率先挑起邊釁，也是意在打擊玉昔帖木兒的‘南侵’之意，使其不敢再生南侵之意，爲自己的發展贏得時間，而非以收復兩淮爲目標。
不過謹慎不代表不想，趙昺一直將收復兩淮作爲戰略目標，因爲兩淮對江南太重要。‘守江必守淮’，這已經是歷代南方統治者的共識。南方政權皆是以建康爲核心，即便南宋以杭州爲臨安之地，其實依然無法擺脫。依靠建康，南方政權可以享有太湖地區的人力糧食和長江地區發達的水運交通，以便和北方政權長期抗衡。
而要保住南京，必守長江。長江雖是天險，但卻不是保險箱。長江天險從荊襄到九江，再到南京，如此之長，根本就無法處處設防。如有一點突破，那麼北方的大軍就會以高屋建瓴之勢瓦解整道防線。當年的隋滅陳，北宋滅南唐莫不如此。
如果想要長期固守，只能進行縱深防守或機動防守，擴大自己的戰略縱深，這時候淮河就顯得格外重要了。淮河至長江地區水系茂密，支流衆多，例如淮河的支流潁水，渦水，泗水等等，而且淮河的終點洪澤湖也是長江以北地區的大型湖泊。
一般來說“北人騎馬，南人乘船”。如果北方的大軍南下，必然要沿着潁、渦、泗三水前進。南方政權在此三河與淮河的彙集處修築城市，形成了壽春、鍾離和淮陰這三座軍事重鎮。他們可以憑藉堅城頑強抵抗，利用水流讓自己的水軍快速機動，拖住北方騎兵的進攻鋒芒。
當年前秦皇帝苻堅爲了南伐東晉，就曾經出動重兵爭奪淮南地區。結果在壽春一帶遭遇了晉軍的頑強抵抗，白白錯失了戰略良機。而此時晉軍將領謝玄指揮水軍等機動兵力利用水路和苻堅展開決戰，以少勝多，大敗秦軍。
另外京杭大運河的開通給江淮地區賦予了更重的使命，可以說大運河讓江淮地區變成了更重要的戰略樞紐。隋唐的建立者都是關隴貴族，所以他們的統治中心都在關中。然而隨着關中地區土地肥力的下降和人口的急劇膨脹，這裡生產的糧食不能再像秦漢一樣支撐起一個特大城市了。
唐朝將首都部分職能轉給了臨近的洛陽，建立“洛陽新區”，然後從南方糧食生產區大量運糧食，解決首都地區缺糧的尷尬局面，此乃“南糧北運”。如果要大量運糧，那隻能依靠前朝留下的大運河了。通過大運河，江南地區的糧食源源不斷地送往洛陽和關中，緩解了首都的城市病，大運河沿岸的江淮城市，也跟着成爲了國家鎖鑰。
在唐朝江淮地區的賦稅甚至成了唐朝中央政府的收入大頭。而在淮左和淮右的藩鎮們則憑藉大運河可以牢牢的擴張和鞏固自己的勢力範圍，甚至不給中央政府運糧食。唐憲宗年間，李愬雪夜下蔡州，一舉攻破淮西藩鎮，就是爲了重新打通中央政府與江淮和江南地區的聯繫。所以無論對於割據政權還是中央政府，江淮地區必須拿下。
雖然入元后已經可以海運，但是大運河仍然是重要的漕運手段，繼續實行這種南糧北運的策略。即使現在丟失了江南，在兩淮地區的鹽、糧仍可通過運河送往中原，惠及西北。更重要的是蒙元擁有兩淮，則可以牢牢卡住大宋的脖子。
如此一來，江淮對南方政權是不可或缺的，正是“欲窺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漢而無淮泗，國必弱。”南方政權擁有淮河，則可以擁有長江以北的一道最好的屏障，甚至窺伺徐州、山東乃至中原。而北方政權擁有淮河，則可以牢牢地卡住南方政權進取中原的通路。
無論是南陳、南唐還是南宋，他的衰敗甚至滅亡都是從丟失江淮開始的。江淮乃是南北必爭之地，有了淮河，南方政權和割據政權就變消極防守成主動進攻。但是，僅僅擁有淮河可不夠。南方政權想要長期對抗，還必須控制江漢地區才能保持自己政權的長治久安。
也就是‘江漢江淮爲連襟’，趙昺記的明末顧炎武甚至指出了“厚荊襄”和“阻兩淮”爲東南立國之本。而縱觀歷史，因爲江漢地區丟失導致東南自縛的例子也是屢見不鮮。東晉時期王導桓玄等人憑藉荊襄，死死的抓住了下游建康的命脈。本朝政權也是吸取了這個教訓，派遣呂文煥固守襄陽，杜杲固守江淮。兩地互爲犄角，讓兇猛如虎的蒙古大軍一時無從下口，也成了世界上對抗蒙古時間最長的政權。
這次戰機突然顯現，雖然在趙昺看來尚未完全達到自己認爲的最好時機，但是他並不想放過，即便可能會使國內的發展因此受到影響，自己也得多過上幾年苦日子，可他覺得若是能建立一條一條從淮河到江漢一帶的堅固防線及戰略緩衝區，並奪取向北發展的跳板也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