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課時間已過，鄧光薦施禮告退，趙昺施禮送出後卻沒有動。今天的課業雖然沒有完成，但他覺的今日收穫比之那些枯燥的說教要實用的多，而鄧光薦眼下還缺乏實踐經驗，可理論知識卻極爲豐富。他想着以後可以換換授課方式了，兩人相互討論比單純的說教要有意思的多，且都能從中獲益。
回想兩人剛纔的談話，趙昺也是一陣頭疼。其實在船上時他就有了整頓行朝的打算，因爲以朝廷目前的狀態別說復國了，就是能不能在敵軍的反撲下活下來都是問題。可貿然行事必然搞得人心惶惶，所以他需要一個契機，讓衆人意識到此時已經到了非變不可的地步，那樣才能減少阻力。
此刻行朝生的一系列事件看似一場*****不過趙昺卻知道危機中往往又蘊含着良機，他便是在一場場危機中成熟，團體也隨之一步步壯大。本來他想在回來後就啓動計劃，不過朝中的局勢對自己來說並不樂觀，而鄧光薦又鬧了一通要辭官歸隱，從表面上看只是其與同僚不睦，其實深處卻說明朝臣們是有意排擠他，欲逼其離開自己。
按照通常的情況來說，鄧光薦是帝師之一，稱的上是皇帝的心腹親信，且言行能夠影響到皇帝。那些朝臣們即使不上趕着巴結，也不應當去疏遠和排擠。可他們當下冒着大不韙去做，就是有些人嫌其擋了路，或是擔心自己的陰謀被揭穿，所以不想讓其留在朝中。而這也從側面說明行朝中還有人在攪渾水，希望能從中謀利。
這引起趙昺警惕的同時，也讓他自省，開始反思自己的下一步所爲。王安石品行高尚不僅得到了大多人的認可，還被其政敵欽佩。可又爲什麼被世人認爲是他任用奸佞，破壞了大宋朝官場的良好風氣，敗壞了朝綱，使得宋朝走向衰落，要爲大宋亡國負責呢？
趙昺以爲這個責任都推到王安石身上是有些冤枉，不過他的確要爲此負責。宋朝的黨爭正是大盛於熙寧變法期間，王安石急於推行新政，不惜打擊異己，將凡是反對新法的人全部驅逐出朝。其激進的做法使得不少投機分子看到了機會，他們不失時機地投王安石所好，得以在很短時間裡火箭式升遷，亂政四十年的蔡京就是其中之一。
可好景不長，當力主變法的宋神宗駕崩後，其母高太后垂簾聽政，很快將王安石罷免，而閒置達十五年的錚臣司馬光召回朝廷。司馬光上臺後，大刀闊斧地廢除熙寧新法。大臣們對廢除青苗、保甲、保馬、均輸、手實等損害百姓利益的弊法都很支持，但對個別法令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大臣認爲免役法就比變法前實行的差役法有利於民，建議暫時保留。
司馬光卻固執地下令：五天之內，必須廢除免役法。爲此極大地傷害了他的朋友範純仁、蘇軾等人。時任開封府尹的蔡京卻瞅準這個表現自我的好機會，奇蹟般地在五天之內廢除了府界十多個縣的免役法。司馬光聞知後大聲讚許：“如果每個官員都能像蔡京這麼堅決地執行政令，還有什麼舊法不能革除？”
在司馬光眼裡，狡黠善變的蔡京一下子成了最有政策水平的好官。其實只有蔡京心裡最清楚，對付司馬光這樣的君子，最好的辦法就是爲他的錯誤決策推波助瀾，用現在的話說，你想“左”，我比你還“左”。“寧左勿右”的法寶，早在蔡京那時就玩得相當純熟了。而他的上臺，不但將正直君子趕出了朝堂，也將大宋帶入了萬劫不復的境地，丟掉了半壁江山。
另外在趙昺看來引大宋官場鉅變的人物鄧光薦卻沒有提，其也不敢說。可他知道‘罪魁’就是大宋的皇帝們，若沒有神宗皇帝做後臺，不得到他的支持或是默許，王安石怎麼能罷免司馬光、蘇軾等一班反對派；其若不是急於求成，大力推行新法，王安石也不會如此激進，引了黨爭，任用蔡京、呂惠卿、章惇、曾布等投機分子或品行有虧之人。
而蔡京、王黼、賈似道，直至當前的陳宜中這等人得到重用，也是與歷代皇帝貪圖享樂，或失之懦弱或自身荒淫有關，給了權臣提拔“帶病”官員以可乘之機。所以不難看出，官員**與否，關鍵還是帝王如何，倘若爲帝王者自身奢靡不恤國事，甚至不惜養虎成患，竭天下之財力滿足無盡的私慾，官員的**便有了根基，不論是塌方式**還是官員帶病提拔，都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趨勢。
此外，忽視道德培養，搞單純的經濟至上，客觀上形成“人人向錢看”的享樂傾向，也是誘層層**的重要因素。神宗朝之前，真宗在位時便從道德層面勸勉官吏樹立廉政理念，他頒佈了《文臣七條》和《武臣七條》，強調“清心”和“修身”是廉政之本。
仁宗即位後，更是以身作則嚴於律己每次私宴，不過十來盒常見熟食。有個官員爲討好皇帝，將一盒二十八枚蛤蜊獻給仁宗，仁宗問這些東西值多少錢，官員答道：“每枚一千錢。”仁宗大爲不快，說道：“我總告誡爾輩不可奢靡，如今一下筷子就是二十八貫錢，我實在不敢受用。”隨後停下筷子拒食此物。後代公論是：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
“皇帝難當啊！”趙昺反思了一番後，忽然自怨自艾起來，想這世上的人總喜歡站在自己的角度考慮問題，唯獨他這個皇帝要站在國家的角度來考慮問題，而每當有利益衝突的時候皇帝就成了天下人的公敵。所以皇帝就是垃圾桶，註定就是一輩子孤家寡人，只能細細的體會那高處不勝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