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的帳是如此算的，他要利用斡脫商人的‘門路’打開通往內地的通道。當前兩廣沿海被蒙元設置了禁海區，在這個範圍內成爲各類走私分子、匪盜的天堂。但是也只是存在相對的自由，元政府設立隔離區是爲了加強對瓊州的封鎖，自然不會任由走私販子猖獗，因而會時不時的遣兵進入隔離區發起清剿，烏合之衆般的走私販和盜匪哪裡是他們的對手，往往每次清剿都會造成極大的損失。
即便事務局憑藉便利的條件，每每能躲過元軍的清剿，避免重大的損失，而他們的武裝力量還難以正面對抗元軍。但這些人做的都是瓊州的買賣，所以歸根結底損失最大的還是瓊州。另外隨着封鎖線愈加嚴密，向內地滲透也更加困難，一批貨物往往要損失五成以上，導致利潤下滑。這也是黃華爲何要與陳吊眼聯合，借路通行的緣由之一。
元軍現在圍了陳吊眼的山寨，切斷了通路，使得私鹽生意受損，他們不得不另行開闢通路。而斡脫商人如蒼蠅一般，哪裡有銅臭味兒都能尋的到，不過他們擁有特權可以自由出入不說，還會藉助元軍之手打擊各方勢力從中謀取最大的利益，反而是他們從中獲利不小。
趙昺此次的意圖就是通過向斡脫商人‘施恩’向他們買路，畢竟海貿生意要比販私這點蠅頭小利大得多，而只要他們想掙錢就不愁不愁他們不入坑，且自己守住海峽也就把握住了定價權。他將自己的意圖與鄭虎臣、莊世林和周翔三人一說，他們也都眼前一亮。
如此一來，事務局的商隊就可以暢通無阻的行走江南之地，鹽賣出去了錢自然也就回來了，大頭也入了內庫，解決了花錢吃緊的問題。同時，將作監也能夠通過斡脫商人夾帶的方式獲得急需的物資。而這些綜合算下雖不比‘打劫’來的快，卻並不比買路錢來的少，且‘打劫’是一錘子買賣，人家不來自己什麼也得不到。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四個人一合計便定下了談判的原則：
要求斡脫商人協助瓊州開放欽州、雷州、潮州及福州四處商路，分別對應蒙元在沿海設置的湖廣行省、江西行省、福建行省和江淮行省。這四處皆有內河與大海相連，船隻可直達內陸地區；讓斡脫商人答應替瓊州收購戰馬、銅鐵等禁運物資，販運到瓊州；要求沿海各州府放鬆對內陸走私船的監管，使他們可以到達瓊州交易等。如此便可以放他們的船隻往返海峽。
趙昺知道這些要求對於斡脫商人來說並非不能達到，無非是上下行賄，許與暴利罷了。加上蒙古統治者對於解決經濟問題並沒有什麼好辦法，他們的原則就是誰能給自己弄到錢就是好樣的，並不在乎用什麼辦法，而這些斡脫商人也早已摸準了他們的脈，再說商人重利，爲了錢可以不擇手段。且對於這些斡脫人來說，蒙古人也不過是自己撈錢的工具，誰能給他們利益誰就是主子。
但這幾條‘私路’的開通對於瓊州不僅僅是獲得物資和金錢那麼簡單，其中卻有重大意義，趙昺可以通過此向內地進一步的滲透，派遣人員、軍隊進入內陸發展勢力，建立根據地。一旦時機成熟發起復國之戰，這些地方都可以成爲宋軍的內應，戰事一起一呼百應……
忙忙叨叨之中很快進入九月，朝廷三月開科取士，經過鄉試和府試兩輪淘汰，加上恩賜的歸朝士子共有五百餘人已齊聚府城準備參加部試。開科對於每個朝代都是件大事，何況是行朝建立後第一次開科，趙昺令人擴建和修繕了科場，以左相陸秀夫作爲總裁，參知政事劉黻、禮部尚書徐宗仁、吏部尚書陳仲微爲副總裁；以應節嚴和文天祥爲知貢舉。又任命了十八坊考官和提調、監場、搜查、受卷、彌封、謄錄、對讀等一衆事務官。
萬事具備就待開考的時候，突然有士子鬧起事來，稱此次科舉不公。趙昺聽了一激靈，自己此次開科確實有違舊制。每次國家開科動用的財力、物力、人力可想而知。宋朝在英宗時定爲三年一大比，也就是所謂的大比之年，就是指這一年有禮部會試。
宋初科舉，僅有兩級考試製度。一級是由各州舉行的取解試，一級是禮部舉行的省試。宋太祖爲了選拔真正踏實於封建統治而又有才幹的人擔任官職，爲之服務，於開寶六年實行殿試。自此以後，殿試成爲科舉制度的最高一級的考試，並正式確立了州試、省試和殿試的三級科舉考試製度。考試時間爲秋天，各州進行考試。第二年春天，由禮部進行考試。省試當年進行殿試。
當初趙昺考慮到宋朝也是多年未舉行科舉，而瓊州讀書人又少，爲了能選拔些本地人才增加了鄉試，以利於更多的人能參加考試。而瓊州地方又不大，不需考生長途跋涉前來，因而在考試時間上也做了調整與舊制大不同。且當時他提出時，衆臣也都沒有反對，便照此實施，可到最後關頭卻又出了麻煩。
趙昺起初以爲是那些在府試中落選的士子鬧事，可細問之下卻非如此。原來自去年行朝決定開科之後，不僅瓊州的士子們知曉了此事，這事兒隨着行商和往來瓊州的人口傳到了內陸，並迅速擴散開來。因而許多內地士子也想參加科考，但是許多人卻都是聽聞，並不知詳情錯過了考試時間，失去了參加部試的資格。
起初內地來的士子人少，只能自嘆倒黴，想回去又非那麼容易，只能暫時安置下來等待再次開科。可隨着消息的擴散範圍越來越大，不懼險阻跨海而來士子也越來越多，最後聚於府城的達千多人。三人成虎，倍感失落的士子們便聚衆鬧起事兒來，稱此次科舉不公，都是大宋士人爲何壞了規矩！
獲知真相趙昺也只能長嘆一聲，感嘆世事無常，這些士子也是可憐。想當年大宋朝厚待士人，對他們關愛有加，可誰想到大宋說完就完了。而換的新主子卻對士人並不感冒，開國改號以來二十年未開一科，讓這些士人的日子變得極爲艱難起來……
以趙昺所知忽必烈在作宗王時，儒臣謀士確實給他幫了大忙，他也假惺惺做了一些諸如“詔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爲民”的舉措，無外乎是出於收拾人心，他攻略南宋的主要鷹犬皆是北方漢人將領。但李璮之亂後，忽必烈殺掉與李璮有姻親關係的漢臣王文統，對漢人疑忌心陸增。隨着江南平定，漢人儒生在這位大元皇帝眼中更是失去了任何利用的價值。
至元二年，忽必烈下詔：“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回回人爲同知，永爲定製。”除此以外，御史大夫“非國姓不授”，各道廉潔司也必選蒙古人爲使，實足的土皇帝架派。於是元朝朝堂上出現一種奇怪的現象，南人上朝行禮完畢後，必將兩手背在身後。不知實情的外來者還以爲中國南方人喜歡背後手站立以示有風度，其實他們是被迫做反剪被捆狀向蒙古人表示服從。
在政治上，元朝統治者對占人口多數的漢人和南人，從多個方面嚴加防範，即使是加入統治集團的漢人、南人上層，其權力也受到諸多限制。元朝中央統治機構中，總攬全國行政的中書省、掌管軍事的樞密院和主司黜陟監察的御史臺這三個部門的正官，非蒙古人不授。中書省的右、左丞相是統六部、率百司的最高行政官，終元之世，漢人、南人得任此職的僅世祖時作爲“元勳宿望”的史天澤和順帝時特賜蒙古姓氏的賀惟一兩人。
在宗教上蒙古貴族亦以士人迥異，起初他們信仰多神的薩滿教，後來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侶爲帝師，對其狂熱崇拜，皇帝親自從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廣修帝師殿，祭祀第一任帝師八思巴，其規模製度超出孔廟。相形之下，儒學在蒙古統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遜色得多。由於社會文化背景的差異，他們對儒家學說的概念、體系感到難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對儒學產生一些興趣，但體會粗淺，後來在理財問題上與儒臣發生分歧，認爲後者不識事機，與其漸漸疏遠。
語言文字上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創制“蒙古新字”，頒行天下，凡官方文書必用其書寫，再以當地文字附之，這又將大批士人排出在外。元朝的儒臣們爲了向皇帝灌輸儒家思想，不得不將經書、史書和有關講解用蒙文翻譯出來進講，花費九牛二虎之力，其間甘苦，可謂一言難盡。蒙古、色目大臣通漢文的，也是少數。爲推廣這種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廣設蒙古字學進行教授。大批漢人爲獲進身之階，不得不重入蒙古學校讀書。
元朝大一統後，在全國範圍內推行赤裸裸的民族分類。第一等蒙古族是戰勝者、當權派，自然是龍頭老大；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漢人”，主要指中國北部特別是原金朝轄地的民衆，包括了漢族、女真族、契丹族、高麗族等，除此以外也包括較早被蒙古人征服的雲南、四川大部分地區的民衆。第四等，也是最後一等，是“南人”，泛指被元朝最後攻下的南宋轄境內的人民，他們被元朝統治者和前三等人蔑稱爲“蠻子”。
過河拆橋，是帝王們常用的伎倆，更何況忽必烈本人是位不曉仁義禮智信的虜君。在這種政治高壓與民族歧視的政策下，漢臣想與蒙古政權謀求合作，並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幾乎是天方夜譚。江南剛平定一年，忽必烈就以“汰江南冗官”爲口實，追奪宋朝舊官的告身，把大批舊宋儒臣官員清理出去。
元朝的這種岐視和民族壓迫，說穿了也是內心虛弱的表示。蒙古人用草原思維，或者原始社會－奴隸社會的那種觀念，來管理比它更先進的地區，只能讓這些地區受到腐蝕，生產力下降，民衆不滿程度加重，理念和文化遭受破壞，這就從上層建築方面決定了他們對儒士的態度。
這些昔日的天之驕子，文人墨客，一下子淪爲賤民，書中再無黃金屋，書中再無顏如玉，聖人之徒，匠隸不如。漢族士子自隋唐以來以科舉圖仕進的康莊大道，忽然變成了死衚衕。春風得意的嚮往，隨着馬蹄聲聲和羶風陣陣，皆幻化爲末路窮途的哭聲。
所以，儒士們在元朝“最好”的出路，一是作吏，二是走教職一途。吏道污俗，又要使上大把銀兩謀職位，因爲在元朝，官吏貪污是常態，清廉反而是變態。教職方面，更是僧多粥少，學錄、教諭、學正、山長等崗位數目有限，比起現在的兩院“院士”還要稀缺，但待遇卻極其低下，從山長考上府州教授，不過是準正九品的官。七品算芝麻，這九品又算什麼啊？
趙昺知道跨海而來的士子們並非都是走投無路之下前來瓊州撞大運的，其中定然也有對大宋仍懷有感恩之情，希望復國的忠良之士，但不論如何也要比那些甘爲蒙古人爪牙，爲其出謀劃策的無良士人強之百倍。再者他清楚一個民族的延續，首先是文化的傳承，這些士人正是文化的傳承和傳播者，而蒙元不到百年的國祚也正是因爲他們未能融入其中。
既然忽必烈有眼無珠，趙昺當然不能視而不見，若是因爲顧及此次未能參加科考的士子，對於那些參加者明顯又是不公平。經過審慎考慮，又與衆臣商議後，趙昺決定明年三月開恩科，無論是此次落選的士子，還是未能趕上者都可參加，以求聚攏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