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深夜到十七日凌晨爆發的“廣州事變”，是蔣、汪合作的聯合行動，目的在驅逐李濟深出廣東，使蔣介石可以捲土重來，重奠廣州革命根據地。所以這一事變，又稱“驅李之役”。（陳公博：《苦笑集?驅李之役》。）
“驅李之役”的方案，是蔣介石提出來的。蔣氏去日本考察以後，考慮到南京既爲“特別委員會”所控制，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要在廣州重奠革命根據地。而廣州不是受命於李濟深嗎？於是就派宋子文到廣州來找汪精衛、陳公博，要他們策動張發奎、黃琪翔採取行動，奪取廣東軍政大權。蔣介石準備從日本回國後即來廣州與汪精衛合作，建立中央。蔣氏還由宋子文給汪精衛三十萬元，作爲“驅李之役”的特別開支。
“驅李之役”，實際上並不費多大力氣就完成了。因爲汪精衛騙李濟深陪他聯翩赴滬會晤蔣介石，李氏不知是計，欣然同行。及變起，第四軍軍長黃琪翔會同李福林、薛嶽兩部，包圍黃紹竑在廣州吉祥路的住宅，企圖拘捕黃紹竑作爲人質，勒令桂軍駐西江和北江的部隊繳械。（南昌起義後，黃紹竑應李濟深之請，調第十五軍兩個師到粵，協同進擊南下廣東潮汕的起義軍。）黃事前聞變避往香港。次日廣州出現“歡送李濟深”，“反對南京特別委員會”，“擁護汪精衛”等標語。
十一月十八日，在張發奎、陳公博、顧孟餘控制下的廣州政治分會，任命張發奎爲廣州軍委會主席，顧孟餘爲廣州政治分會主席，陳公博爲廣東省政府代理主席，俞作柏爲廣西省政府主席（此一任命此時尚未公開發表）。這些人事部署，證明汪派掌握了廣東軍政大權，他們真的取李濟深而代之了。
白崇禧在上海接到黃紹竑從香港經由張兆棠（廣西銀行駐港辦事處）拍來的電報，知粵局有變，急乘淞滬衛戍司令部的快輪去武漢與李宗仁會晤，商討粵變因應方針。白崇禧這時不知道“廣州事變”與蔣介石有關。以爲張、黃此舉純在反桂。因此李宗仁、白崇禧於十一月二十一日急忙從武漢打電報給張發奎、黃琪翔，謂：“桂軍已全部返桂，請停止內戰，等待中央解決。”
“廣州事變”發生後，黃琪翔派兵分頭追擊桂軍在粵北江和西江部隊，廣州防務空虛，從而給中國人以廣州起義的有利時機，使廣東出現進一步混亂的政治局勢。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國乘張發奎、黃琪翔與桂軍混戰之際，在張太雷、蘇兆徵、葉挺、葉劍英等同志的領導下，發動了廣州武裝起義。儘管此一起義後來失敗了，但其影響是深遠的。
廣州起義一發動，汪精衛知事不妙，要求蔣介石採取具體措施保護張發奎，蔣氏以張“驅李之役”曾有貢獻，遂於十二月十三日自上海發出令張發奎“戴罪立功”的電報。
此時，蔣介石返京復職，由於受汪精衛擁戴，已有了法律上的依據。但南京國民政府，仍在李宗仁、白崇禧影響之下，因此，國民政府毅然在十二月十四日下令解除張發奎、黃琪翔、朱暉日（1893—1968，1911年加入同盟會。1949年任廣州市警察局長，不久赴香港。1952年7月到臺北。）的職務，派繆培南爲第四軍軍長。十六日，又令鄧澤如、古應芬查辦汪精衛、顧孟餘、陳公博等，上海衛戍司令部派兵把他們全部監視起來。汪氏看到大勢已去，被迫於十二月十六日秘密離開上海，到香港後又偕同黃琪翔赴歐。一九二七年九月開始的蔣、汪合作，遂以蔣介石上臺汪精衛出國而告終。
李宗仁在南京活動的結果，十二月十九日，國民政府下令派白崇禧慰勞西征軍，並代表李宗仁指揮第三路軍，準備在必要時進兵廣東，這是對粵便採取軍事解決方針的組成部分。白崇禧於奉令後，即電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辭去淞滬衛戍總司令兼職。不久，白崇禧遂赴武漢代李宗仁指揮第三路軍，進兵湖南，解決唐生智舊部，使兩湖局面爲之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