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王朝也在很長時間內，無法改變士族社會本質。因爲，他把莊園主們都殺光，反倒是生產急劇下降。大多數人們生活更艱苦，政權也失去財政支持。
這一點應該很好理解，在士族社會代表最高生產力之下，你無法除去他。就像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把大企業主都拿下來，不允許再出現大企業。後果將是，人民的生活更艱苦，社會所能創造的價值更少。
可是，北方王朝雖然也依賴於士族社會，但是士族沒有統治地位。因爲，北方王朝是以“本族”武裝爲統治核心的。
這樣北方王朝對士族的管控能力很強。在北方，士族往往只有‘議政權’。即使如崔浩這樣的高官，也沒有軍事決斷權。
而南方士族在東晉幾乎有‘執政權’，即使在宋齊樑陳也有很強參政權。不要認爲南方王朝的法制鬆散，廣大人民就能獲得比較輕鬆的生活。政府少有作爲，是讓權於莊園主，而莊園主對人民的管理就更加的不法制，私刑氾濫。更糟糕的是，士族爲了獲得更多的人力，將這種私刑和蠻橫帶到了莊園之外的社會中。使自耕農和小地主得到了更大的壓迫。
而北方政權在無法排除對士族經濟依賴的情況下，採取了完全不同的對待士族的方法。
我管這種政策叫“內鬆外嚴”。爲了滿足生產，北朝首先承認士族的莊園內部特權，以支持生產。士族莊園裡管理的農民成千上萬，如果士族在莊園內部沒有一定的行政權力，將無法調度、組織生產。就像今天各國對大企業在企業內也有一些法律傾斜。比如說，員工遲到五分鐘，往往會被罰款。現在好多行政部門都沒有罰款權，可是大企業卻能做到。
這裡就又解釋了，爲什麼明清基本沒有大莊園主這個階級（或許有一兩個這樣的人，卻沒有這個“階層”）。就是在中小地主和自耕農成爲賦稅的主體之後，王朝不再給予大莊園主這樣的內部權力。
明清的所謂大地主和魏晉的大莊園主相比，就是一個“破落戶”。魏晉大莊園主管理成千上萬的人，明清大地主怎麼能比。其中原因就是，明清大地主沒有王朝更大的法律傾斜，明清大地主無法管控太多人。管鬆了，形不成生產力；管嚴了，打傷佃戶一隻胳膊，大地主就被縣令扔進大牢了。
北朝對大士族階層首先是“內鬆”，鬆到什麼程度？甚至比南朝還鬆！到了北魏初期，甚至直接承認了大士族階層在莊園內部的宗主身份，權力極高。這一點比南朝對士族階層還要好。
但是，北朝對士族階層在其莊園外則管理甚嚴，不允許他們將莊園內的特權帶入社會。打擊鄉間惡霸，尤其是對傷人、傷身案件嚴厲打擊。
大家要理解，那個時期的“惡霸”絕大多數是士族莊園主，莊園主手下有幾百上千部曲，單個的好漢怎麼能在他們面前做“惡霸”。
在士族社會中，士族有做“惡霸”的特質。先不說他們對農田的貪婪，對自身自由的渴望，單就從經濟層面講，他們也有作“惡霸”的需求。因爲，隨着士族莊園主開墾農田的增加，需要大量佃戶、部曲。而購買部曲或強迫自耕農加入，是捷徑中的捷徑，成本最小，見效最快。
如果等着部曲內部小孩的成長，則週期太長，太不划算。
所以，北朝對士族階層的“內鬆外嚴”，不僅確保了生產、賦稅，安定了社會。還產生一個極端重要的直接效果，即大莊園沒有莊園外部特權，逼迫他們比較重視莊園內部的人口問題，重視人口增長。這樣，北朝即使在莊園經濟爲主時，人口也比南朝多。後來，北朝破除了莊園“統治”的經濟模式後，人口就更多，數倍於南朝。使北朝可以輕鬆統一南朝。
士族社會買人、搶人，比養人划算，是士族社會模式下人口增長緩慢的一個原因。
西方在羅馬帝國時，人口超過東漢，可是他們在一千大幾百年裡，沒有走出士族社會。所以，到了中世紀，全歐總人口比中國少了不止數倍，相當於中國宋代時，宋代人口上億，而歐洲最大國神聖羅馬帝國，本國人口只有大幾百萬。從羅馬帝國開始，歐洲的奴隸社會是以奴隸貿易昌盛而成名的。到現在，中國有很多學者不承認中國有奴隸社會（當然承認有奴隸），就是因爲，中國很早就不存在這種繁榮的奴隸貿易。小時候筆者在讀《中國古代史》時，也對這一點產生迷茫。按西方的說法，應該是佔領一個地方，而將這個地方的人變爲奴隸。但是很顯然，西周戰敗商朝，不僅沒有把商朝遺民當成奴隸，而貴族還是貴族，只是將他們實力弱化。一部分扔到遼東，一部分建立宋國，這一點非常不符合西方人對奴隸社會的定義。這也說明，中國以“德”治國的理念，源遠流長。
到1754年（清乾隆年間）的歐洲七年戰爭時期，歐洲大陸貴族耗盡了他們的最後一滴血，歐洲大陸隨後進入大革命時代。
戰前歐洲人口少的可憐，德國二百多萬，英國四百來萬，法國和神聖羅馬帝國（奧地利）也都是七、八百萬人。自大革命以後，人口才大量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