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翔見朱溫聽從勸諫，便問道：“僕料大王若不向蒲人言明欲錶王珙爲蒲帥，明日一早此人必來面見大王……不知大王對蒲帥人選之事，究竟作何打算？”
朱溫皺起眉頭，微微發愁道：“原本我從王珙之意出兵河中，並帶他來蒲州，是打算以備萬一蒲人不服，則以他爲帥，安定蒲人之心。誰曾想今日王珂逼我拜祭王重榮，竟而使蒲人歸心，如此一來，有無王珙，並非礙難，如此再令我以蒲帥之位相贈，實在……”
敬翔道：“河中兩池，歲賦數百萬貫，若許之王珙，其能供我汴州幾何？鹽池所產，爲天下所嫉，世人以我得鹽池，歲入則必爲王珙所制，則大王出兵爲何？”
朱溫點頭道：“這道理，我自然是懂的，只是事已至此，卻少個說法答覆王珙。”
敬翔嘿嘿一笑，道：“大王無須煩惱，只消私下與王珙言，蒲州今日易幟，民心未定，更有李克用隨時來戰，此時誠不宜先議帥位，待擊退李克用，再請他爲蒲帥便是。”
朱溫眼珠一轉：“子振之意，拖延時日，待大局已定，王珙自不能對我說三道四？”
敬翔笑道：“不錯，正是此意。王珙，志大才疏，以王重盈嫡子自負，實則碌碌之輩耳，城府全無，大王親自安撫，還怕他不乖乖就範？”
朱溫哈哈一笑：“子振妙計，某知矣。來人，速請王陝虢前來議事！”
當夜，朱溫說服王珙，先退李克用軍，再表其爲蒲帥，王珙以爲朱溫親口承諾，必然無誤，振奮非常，主動請命爲擊潰李克用之前鋒。朱溫並不相信陝虢軍之戰力能與河東軍對陣，只准其固守蒲津渡口，王珙領命。
王珙一走，朱溫與敬翔相視而笑。朱溫滿心歡喜，道：“只消擊退李鴉兒，兩池巨利，便爲我有！有此聚寶盆在手，便是那李正陽再如何生財有道，我又何懼之有？”
敬翔也笑道：“當年大王求兼鹽鐵，爲朝廷所拒，如今只消得到河中，必爲傕鹽使，卻看朝廷再如何拒絕！”
朱溫聽了，眼中寒芒一閃，恨恨道：“不錯，兩池到手，我看朝廷再如何應答！當日田令孜無智，竟對王重榮動武相逼。如今我若爲傕鹽使，不兼鹽鐵(鹽鐵轉運使)又有何妨，倒要看朝中劉季述之輩可敢與我叫板！”
唐朝傕鹽使的設置乃從德宗起，這是專門爲處理河中解縣、安邑兩大鹽池而設立的特別職務。榷鹽使的派設事實上提高了鹽池機構的級別。兩池生產、運銷一向自成體系，且具有一定的封閉性和地域特殊性，這使之管理也必然自成系統。特別是，鹽池周邊所在旁及數縣，而營銷範圍更遠，其所管理的業務自較一般巡院爲廣。有記載稱“蒲鹽田居解邑，下歲出利流給雍洛二都三十郡，其所會貿，皆天下豪商滑賈，而奸吏踵起，則解之爲縣益不能等於他縣矣”的複雜情狀。《新唐書》中，在說明元和中鹽鐵使李巽對東南進行鹽法改革後，也指出其時“兩池鹽利，歲收百五十餘萬緡”和“四方豪商猾賈，雜處解縣”的事實。可見無論是從擴大營銷業務和利潤，還是從加強緝私出發，榷鹽使的設置都是必要的。
榷鹽使級別既高而權利範圍又較一般巡院爲大，則在其領導下必然形成相對獨立的管理，據史料記載，史牟在任使的同時即對鹽池進行“變法”，但這一點並沒有改變鹽池隸屬度支的性質。後至元和中，度支使皇甫鎛又針對“盜鬻兩池鹽”者恢復死刑及增加團保連坐之法；大中初度支使盧弘正並派判官司空輿爲榷鹽使整頓池法，可知度支使正是通過榷鹽使而強化緝私和鹽池管理的。
不過，榷鹽使雖與度支使同有使名，但地位則介乎度支使與巡院之間，實相當於東南地區的揚子、江陵等大鹽鐵轉運留後。實際上他們的官職遠遠低於度支使。如史牟職爲金部郎中，而司空輿僅爲“檢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晚期官職雖有提高，如大中十年前後的榷鹽使錢義方是“右庶子”、鹹通中的李從質是“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但是仍然低於以尚書、侍郎甚至是宰相兼任的度支使，其與度支的關係是明顯的。
朱溫爵封郡王，職爲中書令，爲何看得上這一職務？要知道兩池榷鹽使隸於度支，因而榷鹽使由中央派官充任，兩池鹽利也完全“利系度支”，這只是唐末以前的情況。《唐會要》說“（太和）三年四月敕，安邑解縣兩池榷課，以實錢一百萬貫爲定額。至大中元年正月敕，但取疋段精好，不必計舊額錢數。及大中六年，度支收榷利一百二十一萬五千餘貫”，能夠制定定額並按照定額完成榷利，正是中央政府通過度支——榷鹽使完全控制和擁有鹽利的充分體現。
但是問題是，再往後就不同了。中和元年，僖宗幸蜀，到光啓元年，車駕還京時，已是“江淮轉運路絕”，“郡將自擅，常賦殆絕”。時以田令孜爲神策軍使，招募新軍五十四都，都千人，由令孜總領其權。
時軍旅既衆，南衙北司官屬萬餘，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度支唯以關畿稅賦，支給不充，賞勞不時，軍情諮怨。舊日安邑、解縣兩池榷鹽稅課，鹽鐵使特置鹽官以總其事。自黃巢亂離，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兼領榷務，歲出課鹽三千車以獻朝廷。至是令孜以親軍闕供，計無從出，乃舉廣明前舊事，請以兩池榷務歸鹽鐵使，收利以贍禁軍。詔下，重榮上章論訴，言河中地窘，悉籍鹽課供軍。
《唐會要·宦官傳》說：時關中寇亂初平，國用虛竭，諸軍不給。令孜請以安邑、解縣兩池榷鹽課利，全隸神策軍。詔下，河中王重榮抗章論列，言使名久例隸當道，省賦自有常規。令孜怒，用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重榮不奉詔。令孜率禁兵討之，重榮引太原軍爲援，戰於沙苑，禁軍大敗。京師復亂，僖宗出幸寶雞，又移幸山南，方鎮皆憾令孜生事。
這說的是：光啓元年，宦官田令孜與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爭奪鹽利，以致引起朝廷和藩鎮間的戰爭。但此事上，各史料所記微有不同。《紀》和《會要》稱田令孜是要求將鹽利依“廣明前舊事”、“廣明故事”隸鹽鐵使（應即指度支）而轉用供軍，傳則謂其請以兩池鹽利直接“隸神策軍”。從田令孜生事是因“親軍闕供”分析，此事在後者更順理成章。《資治通鑑》記光啓元年“夏四月，令孜自兼兩池榷鹽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與此正相吻合。田令孜以神策軍而兼兩池榷鹽使，是爲宦官干預鹽政之最。不過就重榮所言“使名久例隸當道”和其他記載表明，唐廷以河中節度使領鹽池，及由宦官居中干預，都不是始於此際而是其來有漸。
早在乾符四年，王仙芝、黃巢進陷沂州、鄆州等地，並攻圍宋州。受其影響，陝州、河中相繼發生軍亂。河中的軍亂應是其地不安定的開始。朝廷遂以竇璟鎮之，次年九月，復以戶部尚書判戶部李都同平章事兼河中節度使。與此同時，兩池的管理也發生相應變化。《舊五代史·李襲吉傳》說：襲吉，乾符末，應進士舉。遇亂，避地河中，依節度使李都，擢爲鹽鐵判官。
李襲吉當年就曾被擢爲鹽鐵判官，說明這時的榷鹽使已由李都兼任。唐廷以節度使兼掌鹽池，大約是藉助其兵力以保護鹽池，這種情況也許是自竇璟即開始了。但既以地方掌鹽利，與中央的關係將如何協調呢？
其實很簡單：由宦官任副使。比如宦官吳承泌充“解縣催勘副使”是在乾符之末，正與竇璟李都等任使同時。“催勘”的意義是對榷鹽使應上繳的鹽利加以催促、檢稽，這是對節度使主掌鹽利實行監督的作法。吳承泌是朝廷的代表，換言之是勾通藩鎮與朝廷關係，以保證鹽利無失的人物。吳承泌的任使，也許是宦官直接操縱掌管鹽利之始。他的任使是從乾符末一直到“蒲帥王重榮盡佔鹽租”之前。甚至在“關河失守”僖宗幸蜀之後，他所催徵得的鹽利還被用爲“傳檄諸道”、“責官司奔問之儀”的本錢和號召，並被用於供給易定節度使王處存勤王的軍隊。由此可見，在黃巢亂軍佔領長安之前，朝廷仍能基本擁有鹽池之利，只是這時的主掌者已不是度支隸屬下的榷鹽使，而鹽利的獲取實際上已需轉借藩鎮之力和宦官之手。
進一步的變化是在王重榮任河中節度使之後。廣明元年十一月，王重榮以河中都虞候作亂，不久即得到朝廷承認，命爲留後，次年四月覆被詔命爲河中節度使。重榮任留後及使同時，大約即“盡佔鹽租”，故田令孜請兩池鹽利，有“廣明故事”之說。《資治通鑑》綜合諸史料，稱廣明元年黃巢入華州，“河中留後王重榮請降於賊”，但不久即發兵相拒：黃巢遣使調發河中，前後數百人，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軍府之患，今調材不已，又將徵兵，吾亡無日矣！不如發兵拒之。”衆皆以爲然，乃悉驅巢使者殺之。
王重榮抗拒黃巢，正是因其不欲將鹽利供黃巢隨意索取。此後王重榮與王處存結盟，營於渭北，但仍不足以抵抗，故始有與沙陀李克用軍的初次聯合。《資治通鑑》記載其事曰：
黃巢兵勢尚強，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奈何？”復光曰：“雁門李僕射，驍勇，有強兵，其家尊與吾先人嘗共事親善，彼亦有殉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誠以朝旨諭鄭公（鄭從讜，時河東節度使）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東面宣慰使王徽亦以爲然。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諭鄭從讜。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嵐、石路趣河中。十二月，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
往後讀者諸君盡知：李克用於次年正月領兵出河中，不久即打敗黃巢兵將，與諸鎮兵會於長安，並大戰渭橋，乘勝追擊，“京師平，克用功第一。”
真要說起來，李克用的沙陀兵雖爲平黃巢的主力，但他所以能夠順利濟河入關，實賴有王重榮的全力支持。司空圖對此寫過：“但既逼寇仇，且當津要，車徒遝至，竟赴齊盟；戎夏駿驅，共匡京室；慮風迴於原燎，竭日費於雲屯；輯睦允諧，供儲克贍，棟持廣廈，鼎鎮厚坤；始以一城之危，抗移國之盜，竟以數郡之力，壯勤王之師；勳復舊都，慶延殊渥”，其對王重榮興復唐室不無溢美。但說到借道諸鎮，使“戎夏駿驅，共匡京室”，及竭財贍軍，“竟以數郡之力，壯勤王之師”未必不是事實。所以說，河中兩池鹽利在其中的意義也是不言而喻的。
唐廷相繼以李都、王重榮爲河中節度使兼兩池榷鹽使，最開始或出於鹽池武裝保衛之需，繼則出於無奈。王重榮的任使並非出自朝廷意願。但王重榮任使前期，仍對鹽池有所建設，並因與黃巢作戰及與李克用聯合而間接地將鹽利贍給了朝廷。
那時王重榮“既總兩河之務，值多事之秋，檢吏通商，機能制用，矯時阜俗，儉以率先，凡立科條，皆能刻勵”；並記其興築解縣新城事：“自中和二年冬十月，奏請興役，至明年夏六月，凡計工五十萬，城高三丈，圍繞一百六十步。”當時形勢，“城陷馮翊”與“□（烽）舉隰川”都使解縣陷於孤立和遭受威脅，舊有關防不足“枝梧”，而解池之饒也是“所患者，素無城守，難固人心”，所以“既納款于帥臣，仍撫安其新附”，以得“交獲利濟，並致成功”，也即修建新城與“納款帥臣”都是爲了保衛鹽池。
但十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碑文稱城築好後，王重榮竟“旋陟上臺，懇辭劇務”，以致“榷鹽使韋雍，檢律在公；巡官王慤，琢磨效用，與植將及商人等，聯狀同詣所居，瀝懇至於垂涕”。此榷鹽使與巡官不知是否仍爲朝廷虛設，但他們聽命於王重榮卻是肯定的。“懇辭劇務”不過是姿態，王重榮仍是鹽池的主宰者。
王重榮在中和中年，同意結好李克用自有其“交獲利濟”、保衛城池的考慮，而促成二者交好的則是行營都監楊復光。《舊唐書》之《宦官·楊復光傳》載其“受詔充天下兵馬都監，押諸軍入定關輔”時即與王重榮會合。及勸王重榮與李克用聯合，並稱“及收京城，三敗巢賊，復光與其子守亮、守宗等身先犯難，功烈居多。”是以《資治通鑑》曰：
乙亥，制以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統王鐸爲義成節度使，令赴鎮。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
本書前文有述，楊復光是使王重榮與李克用結盟的策劃者、中間人。因此，他與河中鎮及王重榮關係良好。在鹽利方面，他的作用或者不能與乾符中的吳承泌相比，但他在處理河中與朝廷關係方面既能成功，則在鹽利的使用方面必會有所協調。雖然此事需以姑息和承認王重榮的權力爲代價，但既能將鹽利用於平定黃巢，則如果說唐廷此時仍能通過宦官——藩鎮而間接獲取鹽利，應該是不錯的。
然而光啓元年此平衡即被打破，這不僅是由於僖宗還朝南衙北司的供應增加，也是由於楊復光的死亡。《資治通鑑》記楊復光卒於河中，“復光慷慨喜忠義，善撫士卒，軍中慟哭累日。八都將鹿晏弘等各以其衆散去。田令孜素畏忌之，聞其卒，甚喜，因擯斥其兄樞密使楊復恭爲飛龍使。令孜專權，人莫之與抗，惟復恭數與之爭得失，故令孜惡之，復恭因稱疾歸藍田。”
楊復光之死與其兄復恭被斥，斷絕了朝廷與河中的聯繫。田令孜作爲楊復光兄弟的對立面，與王重榮關係惡劣，故有鹽利之爭並迅速升級。光啓元年七月，令孜勾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討王重榮，致王重榮與李克用再度聯合，以討田令孜爲名抗拒朝廷。其年十二月，李克用與王重榮合兵打敗朱玫、李昌符之軍於沙苑。令孜奉僖宗出奔鳳翔。危難之際，朝廷不得不起用楊復恭爲樞密使以緩和與河中、河東的關係。《舊五代史》記載：“光啓二年正月，僖宗駐蹕寶雞，武皇自河中遣使上章，請車駕還京……朱玫於鳳翔立嗣襄王熅爲帝，以僞詔賜武皇。武皇燔之，械其使，馳檄諸方鎮，遣使奉表於行在”，這一段記載之後，清人有注說案《舊唐書·僖宗紀》：“楊復恭兄弟於河中、太原有破賊連衡之舊，乃奏諫議大夫劉崇望齎詔宣諭，達復恭之旨。王重榮、李克用欣然聽命，尋遣使貢奉，獻縑十萬匹，願殺朱玫自贖。”說是克用之奉僖宗，因詔使宣諭而改圖也，與薛史異。
《資治通鑑》亦稱：
是時，諸道貢奉多之長安，不之興元，從官衛士皆乏食。上涕泣，不知爲計。杜讓能言於上曰：“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黃巢，復京城，相親善；復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諭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歸國之理。”上從之。
以上可見楊復恭與復光同樣，在勾通朝廷與河中、河東的關係方面，起了頗爲重要的作用，所以纔會有王重榮、李克用幡然改圖及獻縑朝廷之舉。宦官的能量不可謂不大。但楊氏兄弟既與田令孜爲朝中對立的兩派宦官勢力，則由他們與河中、鳳翔等的關係，知宦官勾結藩鎮，致其派系矛盾已演化爲朝廷與藩鎮，及藩鎮與藩鎮間的戰爭。這些戰爭既以鹽利爲導火索，則從某種意義上說已是鹽的戰爭。
而自此後，唐廷在鹽利方面外則受制藩鎮，內則聽命宦官。光啓二年楊復恭代田令孜爲神策軍使後，同樣佔取了朝廷鹽利大權。“始，張濬判度支，楊復恭以軍貲乏，奏假鹽麴一歲入以濟用度，遂不復還。”相反張濬“欲倚外勢以濟楊復恭”，於昭宗大順元年竟勾結朱全忠及河朔三鎮，挑起與李克用的戰爭。昭宗光化中崔胤代張濬，“乃白度支財盡，無以廩百官，請如舊制。”宦官韓全誨卻請割三司隸神策軍，“帝不能卻，詔罷胤領鹽鐵。”崔胤與韓全誨關於鹽利的爭奪，仍發展爲藩鎮戰爭，併爲朱全忠最終代唐鋪平了道路。
這是敬翔微微點頭，不過想想還是道：“不過，大王欲要朝廷承認此事，只怕還需下點本錢。”
朱溫問道：“什麼本錢？”
敬翔道：“大王若再領河中節度，則是以一人之身，身兼四鎮，與玄宗朝王忠嗣同，朝廷心中定有顧忌，大王不如將上供鹽利由三千車增至四千、五千，好在朝中有個交代。”
朱溫眼珠一轉，沉吟片刻，道：“無妨，給他五千車，捨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不過此事暫且不急，擊退李鴉兒之後，再論不遲。”
敬翔剛剛點頭，外間忽然匆匆跑來氏叔琮，這老將急得不顧禮儀，直接拱手道：“大王，斥候發現鴉軍斥候！”
朱溫一驚：“這般快麼？什麼時候的事，消息可準？”
氏叔琮急道：“一隊斥候遇見鴉軍斥候，死得只剩兩人回來，全身是血，還能有假？若非鴉軍斥候，天下誰有這般能耐，有這般精騎？”
朱溫頭皮一麻，大聲道：“快快，連夜備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