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秉政的五年多時間裡，憑着滿腔的熱忱與忠心，范仲淹對帝國進行了涵蓋政治、經濟、軍事等諸多方面的改革。
當然，本質而言，范仲淹的種種政策措施，只是改良，只是匡正大漢帝國這艘巨輪航行過程中的偏向與謬誤，而對帝國一些深層次的、根本的問題，卻往往顯得無力。
尤其是在涉及制度問題的時候，就更顯困難，朝裡朝外，會有無窮的麻煩與阻力，向他侵逼而來。同時，作爲大漢帝國時代的精英官僚，范仲淹本身又是一個極其忠實的維護者、與鞏固者，這也從根子上註定了他的掙扎。
事情做了很多，動作大大小小，但成效如何，只能說難孚衆意。
但凡改革，本質上還是對資源的重新分配，而這注定會侵犯到帝國那根深蒂固、盤根錯節的食利階層的既得利益。而這，註定是會引來敵對與反抗的。
事實上，范仲淹在秉政之後，提出的改弊革弊理念以及一系列具體政策措施，比之世祖、太宗乃至世宗時期的各項改革，不論是範圍還是力度，都要弱上許多，在很多畛域甚至只是隔靴搔癢。
只不過，落實執行的難度，與遭遇的反對攻訐，也同樣超乎想象。因此，在治國秉政日益艱難的日子裡，范仲淹也時常思考一件事情，爲何他提倡的東西，諸如吏治、法治、商法、鹽務、土地、稅務等方面的改革措施，都只是鞏固延續祖宗之成法，結果卻是羣情反對，舉步維艱。
要知道，范仲淹的治國思想與理念，堪稱集世祖、太宗、世宗三朝之精華，他所推動的諸多政策措施，絕沒有超脫既往三朝衆多的改革的範疇，在影響與力度上，更難與之相提並論，哪怕是以謹慎、保守著稱的世宗皇帝，都有不少突破性的創新。
比之他們，范仲淹乾的事情，實無多少新意可言，很多政策，都只是老調重談，甚至於，就是照搬祖宗之政。然而就是這樣，也往往事與願違。
於是，范仲淹秉政期間，大漢帝國朝堂上出現了最怪誕的一幕。「範黨」高舉「祖制」，欲匡扶帝國爲政之失，改興除弊，而「保守黨」們，則同樣高擎「宗法」，進行批判攻訐，勢必要維護朝綱正統，祖宗成制。
而雙方，都能在「三皇」之治中找到準確的、有力的法理依據，甚至於，都能從帝國卷帙浩繁的檔案之中，找到舊日的詔文
雖然，自世祖、太宗、康宗到世宗這四朝，有很多政策理念都是一以貫之，具備極強的延續性。但後繼之君，在前代帝王的基礎上，進行相應的完善改制，也是平常且頻繁的事，尤其在太宗時期。
以宗法駁祖制，這一套被帝國的權貴們玩得極溜，而每一場風波與爭論，伴隨着的，卻是權力、地位與利益之爭。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有百年沉澱的大漢帝國，不管爭得如何頭破血流，都還沒有人膽敢打破既有之政治規則，權貴之間，基本的體面都還保留着，鬥爭都留有餘地，處於一種理性、平衡的狀態。
而這種狀態，也已保持幾十年了，便鬥爭激烈如康宗朝時，都是如此，這樣近似於潛規則的約束，對帝***政的穩定性來說，顯然是具備極大積極意義的。
需要提一點，隨着時間的推移，在四十多年後的正統朝，朝野上下，不論是貴族官僚，還是文臣詞客，他們對於太宗皇帝的評價，是越來越高的。
在文臣史官們的春秋之筆下，太宗皇帝劉暘的地位與歷史評價，是呈逐漸上升的態勢，到正統朝時，幾與世祖皇帝相當了。
在世祖皇帝那輝煌功績與成就加持的身軀上，是難免斑斑劣跡，但即便史筆如刀，也不是大漢帝國的這些文
臣史官們，能夠黑得動的。
於是，他們能想到減輕世祖皇帝「神聖性」的，便是另外樹立一尊新神，而論德、論望、論功績，太宗皇帝劉暘便被選中了。
當然，太宗皇帝也是當之無愧，他對大漢帝國的意義，是要放到歷史高度來談的。如果說世祖皇帝是帝國真正的奠基者，那麼太宗皇帝的作用便是夯實築基，正是有他在位期間不懈的匡政明法、改興除弊，方有「雍熙之治」，方使大漢能夠以一個強盛而平穩的姿態，走過帝國百年。
上承開寶，下啓建隆。這便是歷代帝國史家名臣們，總結而出對太宗皇帝的評價，並且在建隆時代也逐漸遠去的正統朝，太宗皇帝在臣民（主要指帝國的權貴們）的心目中，帝國日益高企。
造成這樣的結果，原因只有一個，除了太宗皇帝，他們沒法再找出一人，來與世祖皇帝「打擂臺」。
而對范仲淹來說，小到禁止官僚乘轎，中到鹽鐵整頓、茶糖專營，大到土地清丈，沒有一件事能順順利利辦下來的。
尤其是後者，進入正統時代後，帝國的土地兼併情況，又不可遏制地向前加快步伐了，伴隨着的，卻是地稅的逐年減少，是相應稅制措施的貽怠與失時、失效。
爲此，在正統八年的時候，范仲淹正式啓動了，再一次對全國田畝數量的清丈。此一道政令，在朝廷內部都爭議頗多，到了地方更是沸反盈天。
爲此事，無數功臣勳貴、官僚大臣跑到皇帝劉維箴那裡訴苦，不過，最終還是在范仲淹的堅持下，推進了。爲此，范仲淹雖然自朝中簡拔了大量朝官、清流，前往各道州進行監督巡視，但效果顯然不佳。
最終，這樣一項攸關國計的政策辦法，還是以失敗告終，地方報上來的數據，沒有哪一道、哪一州、哪一縣是準確的，甚至於，比起建隆末期時籍冊上的數據，要少了將近一成。
很怪誕卻真實的一種現象，不到十年的時間，大漢帝國在冊土地，竟然少了一千多萬畝，就彷彿被一頭可怕的饕餮巨獸吞噬了一般
在持續了將近兩年之後，清丈行動終於隨着政事堂一道制令，徹底宣告停止，各地「清丈使」們也都被召回。然後，其中有不少人，都因爲貪腐、受賄、瀆職、枉法等罪名受到攻訐問罪，把范仲淹也連累得十分狼狽。
范仲淹想做的、嘗試做的事情，比先帝祖宗，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甚至在目的上，都有相似性與一致性。但爲何，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歸根結底，權威不夠。
范仲淹的名望很高，能力很強，道德品行上更爲世人敬仰，但是，對於帝國真正的統治階級來說，這大漢的胙肉，還輪不到你範希文來分。
實事求是地講，有些政策舉措，帝國「三皇」都需要以大魄力、大毅力來推動、落實、監督，范仲淹雖然被委任爲尚書令，但來自皇權的支持力度，是很微薄的。
畢竟，皇帝劉維箴信奉的是「垂拱而治」。而范仲淹的這個「淹」字，最終卻淹沒在帝國的權貴階級中，根本掙脫不得。
對於這些，在執政四年之後，在屢次失敗受挫之後，范仲淹已經有所體悟了，並且爲改變了一些作風。
正統十年是一個關鍵的節點，在這一年的，因爲河北地區連年的旱災，大漢帝國終於又爆發了一場讓人措手不及的叛亂：王則起義。
范仲淹不得不將精力從「自我革命」，轉移到「鎮壓革命」上。同時，由於心態的變化，他不再那般「急功近利」，或者說，他的目標變化了。
他不再嘗試去觸動那些早已根深蒂固的帝國權貴們的利益，他只是竭自己所能，在自己能力範圍之內，從自己的道德忠心出發，爲君王社稷，做着一些實事。
但是，這種變化，
對於其他權貴階級、政治團體來說，有些太晚了，數年積壓的矛盾，也根本沒有緩和的餘地，除非范仲淹下臺。
執政之前，范仲淹是名滿天下、衆望所歸的大賢，受到許多人的推戴。但入住政事堂之後，隨着一項項政策，一道道衝突，棄範公去者，卻是越來越多。
吏治上，因爲對官吏選拔、培養、黜落以及科舉上的一些嚴格措施與高要求，他得罪貴族、官僚及學閥，對恩蔭制度下手，更徹底將勳貴階層激怒。
稅務上，鹽鐵茶糖土地等一系列加強國家控制的措施，更是讓一干食利者深惡痛絕。
軍事上，推動文臣入樞，削減軍費，裁減軍隊等方案的提出，又將一大幹不僅限於軍事貴族的軍隊力量給得罪了。
因此，等到正統十一年（1052）時，范仲淹雖然依舊坐在尚書令的位置上，但他的屁股，卻是越來越坐不穩了。朝裡朝外，反對之聲迭起，而宮內，皇帝的態度依舊那般「從容」。
對於這些，范仲淹不是沒有預感，但他能做的，只是在其位謀其政，只是堅守在自己的職位上，同時等待着罷相的一天。
而這一天，的確不遠，就在正統十一年夏初。歷時一年多的王則之亂，終於被朝廷大軍平定，負責平叛的樞密副使、招討使石元孫與河北安撫使敬彥博回朝後，奏捷的同時，也向皇帝稟報了一件十分要緊的事情。
在對王則黨羽的審訊之中，得知了一件秘事，在王則禍連州縣，聚衆十萬之時，曾與左右言，他們舉事是爲活命，朝廷諸公皆鄙，若能打到洛陽，當奉範公爲王
這等謠言，明智者都知其愚蠢不實之處，但在此事上，帝國大部分公卿們，都集體「失明」、「失聰」了，於是，大名鼎鼎的範相公，就以這樣的方式，罷相了。
當然，體面是給足了的，范仲淹是主動告老致仕。
但不管如何，受到這樣的攻訐，以這樣的方式，離開朝廷，對范仲淹來說，也是一種極大的羞辱與打擊。就在當年，便病逝於蘇州的「範莊」之中。
而「范仲淹罷相」，後來也成爲了正統朝的一大懸案，懸就懸在，除了石元孫、敬彥博的奏報之外，關於所謂逆魁王則之言，並沒有任何的證據，但他卻實實在在地把一個秉政多年的尚書令給趕走了。
在這背後，有多少人、多少勢力在運作，誰也說不清楚，但必定牽扯到一大批帝國權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