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關總稅務司，堂皇大氣的行政大樓前廣場上，正開展着一場別開生面的活動，一場珠算比賽大會。會場內，觀衆甚多，粗略一觀也有數千人，但場面很安靜，不見多少吵鬧。
不是圍觀者素質有多高，只不過周遭足有上千的上海衙役及巡檢吏卒在維持秩序，而高臺之上觀賽的則有大量江南地界的達官顯貴，包括工部尚書、江淮巡撫使範仲文，江海關總稅務使林恢，以及履任上海市長已三年的王安石，都是東南官場上響噹噹的人物。
範仲文，出身大名府範氏，乃幹祐宰相範質玄孫，開寶名臣範旻曾孫，已故興國公範貽孫之孫。作爲幹祐二十四臣家族的興國公一脈，傳承何今，已歷五世，整整一百年，並且，在其父範晉遠時，便被世宗皇帝改封爲永興公（由範仲文兄範仲康承襲）。
範氏家族自範旻之後，實則是有所滑落的，只因後繼無人，在其子孫之中，沒有什麼成器的人。不過，幹祐二十四臣家族的光環，實在太過耀眼，而祖宗留下的福廕，也足夠他們吃幾代。
當然，範氏家族能夠平穩傳承，躲過從太宗至世宗朝的一次次政治旋渦，也跟範氏自範質時起便立下的嚴謹家風有關。
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一直到世宗晚年時期，範氏家族，又重現崛起於朝堂，關鍵就在於範仲康、範仲文兩兄弟。
範仲康是當前大漢思想界方興未艾的“理學”的倡導者之一，與張載齊名，不入京師，不登朝堂，只在大名府元城外的範園治學、研理、授徒，但聲名傳揚於整個北方學界。
至於範仲文，比其兄弟，聲名也不遑多讓，甚至在權貴階層中，更受重視。只因他不只博學，精通天文、地理、水利、建築、算術，在具體實踐與治理事務上，也很有能力，嘴上能談，幹起實事也一點不含糊。
有足夠的名聲、能力以及出身，範仲文在帝國朝堂擡頭，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早年的時候，範仲文也曾受到范仲淹的提拔，因爲出色能力與出衆名氣，曾有“小范”之稱。
如今，“大範”早已作古，小范也正一步步走向帝國政治舞臺的中心。範仲文時年也不過四十三歲，卻已經是工部尚書、江淮巡撫使，這種升遷速度，就是在權貴階層中，也屬於極快的。
還在擔任工部侍郎期間，便主持過兩項大工的完建，一是東京昭烈廟的翻新，二則是西京太清觀的修建，精通建築學理的他，親自帶領各領域學者，一起規劃設計。
而太清觀的修建，尤得帝心，畢竟正統皇帝信道，這是他當了快二十年皇帝后，起心動念，力排衆議修築的一座景觀。
落成之後不久，範仲文便順利地晉位工部尚書，及至此番，以工部尚書銜，代表朝廷，巡撫江淮地區。上海市，也是他此番在江南的最後一站。
京裡京外，都有傳言，等範仲文回京之後，或許就能晉位政事堂了，即便仍顯年輕，但以他如今在皇帝那裡的受寵程度，並不是沒有可能。
因此，範仲文的東南一行，自然受到江淮官場的熱情接待。包括素來以剛直著稱的王安石，對範仲文，也不敢有絲毫慢待。
江海關總稅務司林恢，也是四十出頭，出身同樣不凡。他的祖父，乃是雍熙名臣林特，而林特管理過少府，也當過武德使，世宗繼位之後，又被外放東南轉運使。
這份經歷，倒與當初的宰臣王玄真有些類似，而王玄真的孫子，正是縱橫正統朝，已官拜尚書令的王士廩。而林恢，則繼承了祖父在財政上的管理天賦，從出仕開始，就以精幹敏銳著稱，一直在財政司系統打轉，對稅務、法條十分熟悉。
當然，林恢的官運亨通，除了家世、能力之外，也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他的妹妹，乃是正統皇帝后宮的敬妃，雖不似韓貴妃那般長年受寵，但與皇帝也曾有過那麼一段琴瑟和鳴、你儂我儂。
有這層關係在，加上本身的素質，也使他在四十出頭的年紀，便成爲江海關的頭腦。須知，經過這幾十年的發展，帝國海關進項日益攀升，而五大海關中，僅江海關就佔一半。
每年固定上繳朝廷的關稅，就達三百萬貫，而實際經手操盤的財貨，遠不是區區幾百萬貫錢款能夠概括的。經濟基礎決定政治地位，海關關稅的提升，也使海關在帝國官僚體系中的地位日益拔高，深受中樞權貴重視。
哪怕僅從職級來看，江海關總稅務使，也從設立伊始的從三品，調整到正三品了，在財政司體系內，也僅比鹽鐵、度支幾部低半級，但吸引力，對於很多權貴來說，遠高於許多中樞同級別職位。
這樣一個肥得流油的關鍵職位，林恢能夠將之收入囊中，各方面的條件，都是缺一不可的。
而比起範、林，王安石自然沒有那麼顯赫的背景與靠山，雖也屬於官宦出身，但能崛起於帝國政壇，依靠的，更多還是自身的能力、操守及名聲。
當然，運道也是一個十分特殊且關鍵的因素。觀政期時，恰逢范仲淹回朝掌權，提倡唯纔是舉、加強考覈授官，幸運地成爲了那一批被大力提拔“範黨才俊”。
而比起其他人，王安石則更進一步地，被調到政事堂，在范仲淹身邊任職，得幸就近觀摩范仲淹的理政治事，以卑末之身，出入於帝國權力核心，站在一個常人難及的高度，觀察、認識、思考着大漢帝國方方面面的事務。
那段時間，不算長，前後也就三年多的時間，但對王安石視野的開拓，政治經驗的積累，以及對大漢帝國那套繁複的管理體系，及運轉模式，都有了極深的瞭解與認知。
這種際遇，若非氣運旺盛到了極點，是絕不可能出現的。而王安石的這種幸運，是有明顯延續性的，在中樞“倒範運動”的前夜，被外放東南，擔任江海關副使，成功避開一波大的攻擊。
而那一場政治餘波，也因爲時任東南轉運使包拯的出面，幫他扛過了，使王安石能夠在江海關副使的位置上，切實地將他在中樞之時所見所學所思，進行實踐驗證。
范仲淹的門生故吏有許多，其中不乏出類拔萃者，很多人也長期在帝國政壇上活躍着，扮演着官僚階級中堅力量的角色。
然而，若說對范仲淹爲政之道繼承最深的，還得是王安石，他畢竟屬於“關門弟子”，還是手把手帶着實踐的那種。
而王安石最與衆不同的是，他在繼承、研究“範學”的同時，往往注入自己的思考與見解，在許多事物的看法與見解上，多有獨到之處，尤其在帝國財政、經濟與民生事務上，在爲政之道，他更偏重於“術”。
在江海關副使的位置上，是王安石將他爲政之術與實踐相結合的一次重要嘗試，不管從過程還是結果來看，對他政治生涯與仕途升遷，都有十分積極且重要的意義。
十年前，外放之前，范仲淹還曾顧慮，以王安石剛直乃至剛烈的性子，在饕餮與蠹蟲扎堆的東南官場，難以長久，怕他剛極易折。
但是，王安石用事實證明，范仲淹的顧慮有些多餘。或許在許多事務與現狀上，王安石都看不順眼，都亟欲改之的衝動，但他並不是毫不知進退。
他這樣一個博學聰明，又久經歷練、見識過衆多政治陰謀、旋渦的官僚，怎麼可能只會蠻幹。他懂得屈伸，也懂得抓住主要矛盾，如何通過妥協、迂迴以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尤其在自己權力、地位還遠遠不足的時候。
江海關任上，王安石對海關制度，進行了相當程度的改進與完善，比如引進民間已然相當成熟且盛行的複式記賬法，提出“總賬法”的概念，改進統計辦法，對稅收程序進行規範以覆蓋稅收環節減少稅款流失，上表建議對商品海關關稅進行重新擬定，引入更多精於算術統計的吏職人員進行管理
總結地來說，王安石做的，是擴大蛋糕的一種行爲，在現有制度模式的基礎上，引進、總結、改良辦法，釋放這套體制本身具備的潛力與能力。
結果，大獲成功，在進出口岸商船、貿易規模沒有明顯增長的情況下，江海關的歲入，卻有了顯著的提升（接近一成）。
就這一點，甭管讓圍繞着江海關產生的灰色利益鏈條有多憤恨，王安石至少讓朝廷看到了他的能力與功績，在江海關內部也建立了巨大的威望。
當然，作爲一個副手，能夠推進這麼多關務改制，也因爲當時的江海關總稅務使張琦有關。張琦出身於帝國海軍另一世家張氏（海陵侯張彥卿），他對王安石提出的改進，很是支持，任其施爲。
而張琦的投資，顯然是成功的，他得以藉此，成功上調進京，擔任樞密副使。王安石則順利扶正，正式接掌江海關，有了此前的基礎，方纔大刀闊斧，對江海關存在的一些亂象與弊病，進行整改。
與張琦的一番合作交往，使王安石與海軍派系建立了一道微弱的聯繫，至少，王安石表現出的鼓勵海貿、重視海軍發展訓練的理念，很受認可。
王安石掌權期間，走私、偷稅、逃稅、貪腐，等一系列涉及官商勾結、暗中食利的現象，得到了空前力度的扼制，也使“環江海關一線”，哀鴻遍野。
最終，在兩年半之後，隨着王安石被調走，那種“緊張壓抑”的氛圍，纔有所緩解。當然，王安石離任的時候，比起他下東南時，江海關的歲入足足提高了三成。
憑藉着這顯著的功績，王安石得到升遷，調得也不遠，江南道首邑，江寧知府，開始他在政務、民生上的實踐。但是，王安石善理（斂）財的名聲，也傳到了最高層。
在江寧府，王安石只幹了三年，但對他綜合能力的鍛鍊提升，是顯著的。後以上海市政務紊亂、民怨四起，在時任都察使的包拯舉薦下，王安石得以調任上海，管理這座將近百萬人口的帝國第一港口城市。
而此時進行着的這場珠算大會，恰恰是王安石提出來的，由上海衙門牽頭，總稅務司協辦。珠算，自從發明出來，就獲得了迅猛發展，成爲官方民間最重要的計算工具，開寶、雍熙年間，朝廷還專門進行了大力推廣。
這麼多年下來，珠算在帝國全域內，已然徹底鋪開，算盤也成爲那些賬房先生最顯著的標誌，從官府到民間，也出現了數之不盡的“珠算高手”。
然而，由官府組織，進行這樣一場“珠算比賽”，卻還是頭一次，在上海，乃至江浙民間，都引起了不小轟動。不只是比賽新穎，更因爲，上海衙門與江海關總稅務司，都發佈告文，要從珠算大會的優勝者中，選取一批人才，充入官府爲吏。
這吸引力，自然成倍的上漲，江浙由於經濟富裕商業繁榮，本就是珠算大行其道的地方，大幾十年發展下來，民間可謂臥虎藏龍，因此這場大會，許多珠算界的“龍虎”都冒出來了，竭力地在算題比賽中，表現着自己手腦結合的敏捷算力.
而王安石組織這樣一場比賽，除了繼續鼓勵算術、推廣珠算，並從中選拔人才之外，更重要的，還是出於他治政實踐的考慮。
經過這麼多年治務經驗的累積，他越發傾向於，對帝國官府內部職能進行更清晰、更專業的職權劃分，而這，顯然需要更多“專業性”人才，這僅靠各吏政學校的培養，是遠遠不夠的，同時那些學校的教學實踐內容，王安石也有諸多看法異議。
範仲文、林恢、王安石者，或許出身、經歷各有不同，但他們毫無疑問都是當前大漢帝國統治階級的中堅力量，同時，在他們身上還能看到一些“技術官僚”的苗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