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復辟新相權對臣權的完敗——冒尖的大臣不是好大臣
在皇帝、羣臣、民衆三者共存的社會形態下，皇帝和羣臣是天然的盟友，他們都屬於統治階級，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共同通過壓榨民衆實現其自身的利益訴求。但是隨着王朝的發展，統治階層由於奢侈和腐敗，對民衆的壓榨會逐漸升級，當民衆負擔沉重到了幾近革命的時候，皇帝爲了王朝的延續會利用某位強勢人物（一般是宰相）對以羣臣爲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進行打壓，以減輕民衆負擔，緩解階級矛盾。
封建王朝中後期的改革多半就是出於這樣的目的，最爲典型的例子就是宋朝的王安石變法和明朝的張居正改革。
說起張居正，他絕對是明朝歷史上的一個另類。作爲萬曆早期的內閣首輔。他得到了皇權（當時皇權的實際擁有者是李太后）、宦官集團（馮保）的全力支持，同時由於他過人的權謀和鐵腕手段使他實際擁有的權力遠遠超過了歷代的宰相，甚至可與攝政王比肩。身爲萬曆小皇帝老師和半個父親的張居正甚至毫不掩飾的說過“吾非相（宰相），乃攝（攝政王）也”。
張居正讓久違的相權在明朝萬曆年間復活了！
張居正發起了轟轟烈烈的改革，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極大的觸動了以羣臣爲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明朝的階級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張居正之所以能有這麼大的手筆，不僅是由於他過人的權術技巧和鐵腕性格，更是由於爲他得到了皇權的全力支持。從這個意義上講，張居正改革與其說是一場以財政改革爲主的經濟改革，倒不如說是一場新相權在皇權支持下對臣權的打壓清算。
這種打壓馬上遭到了羣臣集團的抵抗，雙方的對抗終於在“奪情案”中發展到了白熱化。
公元1577年，張居正父親病故。按照明朝慣例，官員的父親死了，官員應該離任回鄉服喪三年，等到服喪期滿後纔可回任，但是這也不是絕對的，因爲皇帝可以行使“奪情”權，強行留任該官員而不必讓其服喪。羣臣自然是贊同讓張居正滾蛋回家服喪三年的，三年的時間不僅是喘息的機會，更是團結起來將張居正徹底清除出局的絕佳時機。而張居正自然是希望繼續留任。雙方的角力就此開始。
在雙方角力的關鍵時刻，皇權選擇了維護新相權，萬曆皇帝行使了“奪情”權。不出意料，萬曆的提案馬上遭到了幾乎所有大臣的反對。嘉靖朝的“大禮儀之爭”再一次上演。皇帝提案——羣臣集體上訪——脫褲子打屁股——皇帝勝利。故事情節一模一樣，只是人物不同罷了。奪情案終以萬曆和張居正的表面勝利終結。
但是皇權和相權的勝利並沒有持續多久。公元1582年張居正的病故成了明朝皇權臣權之爭的另一個重要節點。張居正死後，新相權由於缺乏新的領軍人物而迅速瓦解，臣權馬上抓住時機展開了反撲。張居正被徹底清算，險被開棺戮屍，家產遭到抄沒，長子慘死獄中，政治上定性爲奸臣，改革人亡政息。皇臣之爭又回到了張居正出現之前的局面。萬曆皇帝從此開始了二十七年不問政事的廢物皇帝生涯。
以往學者在研究這段歷史時，對萬曆清算張居正一事多從“青春期少年對父親的叛逆”等心理學角度進行解釋。我認爲這種解釋是十分膚淺的，因爲當時
的萬曆只有18歲，還受到李太后的節制，李太后雖然不能左右政局的發展，但她至少能遏制住小萬曆朱翊鈞的瘋狂舉動。十分耐人尋味的是，李太后對萬曆的瘋狂舉動選擇了默許，全然不顧她和張居正的交情。如果小萬曆的舉動是“青春期叛逆”，難道李太后的打醬油是“更年期綜合症”？
合理的解釋只有一種，那就是新相權衰敗瓦解後，皇權（主要是李太后）失去了最強大的盟友，沒有足夠的能力對抗臣權。在經過反覆權衡後，皇權選擇了向臣權妥協，認同了羣臣對張居正的報復行動。
張居正之死終結了新相權的復辟，羣臣集團對張居正的瘋狂報復也封殺了新張居正出現的可能，因爲不會再有人冒着身敗名裂禍及子孫的風險去觸動羣臣集團了。世間再無張居正，相權的復辟已無可能。
四、強勢臣權最後的狂歡夜——崇禎的死局
繼皇權和新相權的慘敗之後，臣權失去了最後的制約力量。國家機器完全掌握在了羣臣手中，成爲了他們攫取個人利益的工具，缺乏制約的臣權對民衆的壓榨一步步升級，社會逐步走到了崩潰的邊緣，整個大明王朝就像一個大柴火堆，只要一點火星就能燃起熊熊烈火。
另一方面，臣權內部由於利益的爭鬥分化出了衆多的小集團。這些小集團常常以一些芝麻綠豆大的小事爲發力點黨同伐異大肆打壓對手，吵來吵去。明朝朱翊鈞、朱常洛時期的“廷擊”“紅丸”“移宮”三大案就是最好的寫照。而天啓皇帝朱由校時期的閹黨和東林黨之爭則將明朝的黨爭推到了最高峰。大臣的利益前途不是看德行和政績而是看是不是在黨爭之中站對了隊伍。這些毫無意義的黨爭耗盡了大明王朝最後的元氣。
所以到崇禎皇帝朱由檢接班時，他面臨的已經完全是一盤死棋了。皇帝完全被束縛住了手腳，大臣們只關心私利和黨爭，無人去關心社稷民生，民衆已經被壓剝到了崩潰的邊緣，王朝的崩盤只是時間的問題。
面對這樣的死局，不甘心當廢物和亡國之君的朱由檢只能寄希望通過瘋狂的更換內閣來撞撞運氣，寄希望能能“淘到”一個張居正式的人物來挽救危局。當然，從理論上講，崇禎也可以皇帝宰相一人兼力挽狂瀾，但這僅僅是理論上的可能，因爲崇禎的能力和威望距離真正的宰相還有很遠。
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朱由檢爲張居正平了反，併發出了“板蕩之後,而念老臣;播遷之餘,而思耆俊”的感慨。奈何世間再無張居正，相權的復辟已無可能。
在連換50名內閣成員後（史稱崇禎五十相），新的張居正始終沒有出現，朱由檢最後的努力也失敗了，崇禎面臨的這盤死棋已經沒有了任何活口。
公元1637-1643年，北方大旱。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終於落下了。
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明思宗朱由檢煤山自縊以身殉國，明朝滅亡。
“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或許這真的不是朱由檢推卸責任的推諉之詞，而是他對強勢臣權政治的無奈和對自己命運的無盡悲嘆。
另一種說法：
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由漢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歷時276年。軟弱的南宋尚與蒙古對峙近百年，可天子守國門明朝卻被滿
清迅速滅亡。這其中究竟有哪些原因？
明朝滅亡的原因有許多，政治腐敗、宦官專權、農民起義等都是，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財政危機和地主階級的內部矛盾。
明朝嚴重的財政危機引發了各種嚴重的社會問題，導致國內農民起義無法控制。明朝雖然是一個大一統的封建帝國，但卻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貧困時代。明朝四分之三的財政收入來自於每年田賦稅收，明朝的田賦制度採用兩稅法，平均年收入約2700萬兩白銀，與北宋相差甚大，也遠不及後來清政府財政收入。明朝財政收入微薄，但是支出卻相當龐大。財政支出不僅涵蓋官員的俸祿，軍隊的糧餉，和宮廷開支，還有龐大的軍隊和軍戶也需要國家進行供給。除此之外一些額外開支更是將收入消耗殆盡，由此便造成了嚴重的財政赤字和財政危機，這幾乎是明朝建立伊始就埋下的滅亡的先兆。
爲了應付財政危機，減輕財政壓力，明政府不得不採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減輕朝廷的財政負擔，希望達到財政收支平衡。首先是減少官員俸祿，明朝官員的俸祿是中國曆代最低的，雖然減少官員俸祿在一方面節省了國家的財政開支，卻助長了官員的貪污腐化的風氣，造成了更深刻的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其次，實行軍戶世襲制度，利用大規模軍事屯田，減輕國家對軍隊財政支出。這種自給自足的方式減輕了財政負擔，卻使得軍隊長期缺乏訓練，導致武備鬆弛，戰鬥力下降。另外，明政府發行紙幣，增加貨幣發行量，變相促使貨幣貶值淡化財政危機。但到了後來，濫發紙幣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加重了對人民的剝削，階級矛盾不斷加深，最終導致了多次農民起義。
由此可見，財政危機引發了各種嚴重的社會問題，確實是明朝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與此同時，南北地主階級的內部矛盾也從另一方面加速了明朝的滅亡。來自南方的農民起義者獲得了統治權力，成爲了新的統治階級，建立了明朝。由於地緣的關係和階級出身的關係。來自南方的政權的佃農和貧農不可避免的要對地主階級進行大規模的打壓。政府對北方實行嚴厲政策，快速的恢復了經濟生產，同時也埋下了一種對朝廷的仇恨心理。封建王朝時期，黨同伐異，結交同鄉成爲官僚集團中維護權益最有效的保障方式。北方士大夫由於經過金元兩朝統治，文化水平遠落後於南方，尤其是八股取士之後，大量南方士大夫階層通過科舉進入了官僚地主統治集團。北方地主在朝廷鬥爭中毫無優勢，常成爲犧牲品。因此北方地主階級對皇帝和國家都非常仇恨。在國家強盛時期，北方的地主階層隱忍不發，但到了國家危亡之時，北方地主的破壞性就開始顯現了。李自成進入北京，幾乎沒有遇到激烈抵抗，而清軍入關，北方地主更是公開投降。清初投降的明朝官員中，90%以上是北方籍的官僚，他們不僅幫助清朝穩固了北方的統治，而且幫助清軍南下對南明小朝廷進行攻擊。南北地主階級的矛盾，加強了明朝內部統治階層的分裂，使得明朝加速滅亡。
明朝滅亡的原因錯綜複雜，但財政危機和地主階級內部矛盾無疑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財政危機所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明朝滅亡的慘痛教訓，應爲後世所警醒！
（資料來自於網絡）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