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稅目增多時，稅收水平必定提高，但這種一般的看法卻不適用於明朝的雜色收入的徵收。儘管稅目非常多，但稅收總額卻比較小。在最理想的情況下，所能徵收到的最大數額也不過378萬兩白銀[這個數字已經是把所有的如鹽稅茶稅都統統包括進去了]，這相對於帝國的需要而言，則十分可憐。……相對於如此廣泛的徵收範圍，可以認爲其徵收水平實際上低的可憐”
“雖然許多學者批評明朝稅收過重，但是他們主要是從道德層面進行批評。他們主要關心的是揭露徵收者的貪婪和民衆的艱辛，而不是去探討稅收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問題。他們的描述給人們造成這樣的印象，那就是主要的問題都是稅收過重造成的，而實際上這些困難的產生更可能是稅收過低造成的。應該指出，雜色歲入的378萬兩白銀如果按照16世紀晚期1億5千萬人口平攤，則平均每人只有17文銅錢。”
而從具體來看，明代除了運河沿岸及北京南京附近，其他地區商業關稅幾乎沒有。“七大鈔關，除了九江外，其餘六個河西務、臨清、滸墅、北新、揚州、淮安都在運河沿線；門稅、崇文門稅的徵稅對象是出入北京的貨物；通過稅中有五十萬兩左右都集中在運河沿岸及北京南京附近。其時國內商路的開闢已經有相當規模，而徵稅設卡相對滯後，連江湖要津的設榷都難以充分”
還有就是各地區商稅徵收之間的不平衡，發達繁榮的地區，商業稅反而更少“分省區營業稅額與各省區商業水平之間存在着嚴重脫節，具體表現有二：對多數省區而言，商業水平和營業稅額與其在全國的地位不相符合；各省區商業水平與營業稅額之間不相稱，廣東等經濟發達地區尤爲明顯”
而黃仁宇則舉的一個例子更說明情形的荒謬。
“山西汾陽縣，1609年商稅是6606兩白銀，稅額很高（其實這個稅額本身來說很低了，所謂的高也是相對於其他地方低到幾乎等於沒有的商稅）。但是在浙江金華縣，這是一個很繁榮的地方，1578年所列出的定額不足7兩，地方誌中坦率的承認商稅徵收已經停止了很長時間了”
再從一些比較重要的稅收項目來看明代工商業稅低下的程度。
比如明代市舶稅（相當於現在海關的進出口稅收），只需要和一些私人海上貿易集團的收入比較，就可以看出明代政府收的稅低到了什麼程度。比如根據記載，崇禎時期崛起的鄭芝龍集團“凡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來往，每舶例入二千金，歲入以千萬計，以此富敵國”。當時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根本無法和鄭芝龍集團競爭，無論在軍事上，還是在貿易上，都是如此。德國學者Aldreehewiltn說“他除靠那一項強暴的營業稅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機生意，而終於積攢起一筆莫大資產，他的船隻計有三千，他令其船主們巡航到暹羅、馬尼拉、馬六甲等地，就豪華以及財富而論，他凌駕在他君主之上”。當時就連鄭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員，都富可敵國，如戶官鄭泰“守金門，資以百萬計”“富至千萬”“少者百萬”。
這雖然是在崇禎時期的事情，但是也可以拿來做一個對比。鄭芝龍集團完全是依靠海上貿易崛起的，但僅僅憑藉海上貿易的利
潤以及每舶例入二千金的徵收費用，就達到了“歲入以千萬計”，再對比一下明朝政府，全部商業稅收加起來，一年也就是可憐的三百多萬兩（其中的市舶稅只有區區4萬兩）。
再比如鹽茶業：
以前唐宋國家財政收入中的大頭，鹽茶專賣，到了明朝，政府卻獲利極少。關於關於鹽的專賣，“1550年，戶部尚書估計實際上政府僅僅徵收了兩淮產鹽總量的40%，其餘60%的食鹽則落入了販賣私鹽的商人手中。
……
正鹽根本無望截斷私鹽市場，因爲正鹽的價格毫無競爭力。到16世紀晚期，私鹽販賣在一些地區已經有固定的市場，分配給巡卒私鹽定額實際上更象是對變化了的餘鹽銀的隨意管理。
簡而言之，專賣制度，由於政府投資不足和接連的管理失誤而受到妨礙，完全不能有效地利用可獲得的全部資源。儘管這些資源十分豐富，可以想象其具有無限的發展潛力，但是專賣制度無力去開發這些資源。”
宋應星《野議.鹽政論》中的記載也足夠說明問題：“萬曆盛時，（鹽商）資本在廣凌不啻三千萬兩，每年子息可生九百萬兩，只以百萬輸帑”
至於茶葉方面的收入就更是少的可憐。
1542年，根據官方的報告，在四川課稅的茶葉數量超過500萬斤，還不包括政府茶園生產的茶葉。然而在1578年，省級官員徵收的茶葉收入總共還不超過2萬兩。……16世紀中期，四川巡撫也承認廣泛存在私販茶葉現象。
其他省份的茶課名存實亡。絕大部分地區仍然沿用寶鈔來評估地方稅額，當16世紀折成白銀時，稅額減少到了可笑的地步：雲南17兩，浙江約爲6兩。當時的一位學者對此作了如下的概述：‘內地茶戶不知官茶、私茶之說久矣。天下之言生財者，亦罔聞知’”
浙江應該是產茶大省，而茶葉的稅收居然僅僅只有6兩，這可以當成是荒唐的笑話來看。正稅本身就低，而偷稅漏稅現象也是相當普遍。這點從崇禎時期的西方傳教士曾德昭在《大中國志》的有關記載中就能看出來。
“在海關……有更多的方便。沒有堆放、過磅和檢查貨物的房間，也不需從船上取出貨物，只察看一下並根據商人的簿冊，徵收一筆適當的稅。若旅客不是商人，即使他一人帶着奴僕，載運五、六口箱子以及許多其他物品，他從一地赴另一地時，一般都把東西留在船上，並不打開檢查，更不付稅。這對歐洲的海關和稅務所是一個好榜樣，歐洲的窮旅客遭到兇狠野蠻的劫掠搜奪，隨身攜帶的所有東西還抵不上向他索取的稅”
從這段記載來看，所謂檢查商人的貨物不過是走走形式，基本上商人自己願意交多少就交多少。甚至如果假裝不是商人，那就無論帶多少貨物都不會被徵稅。
在這種裝裝樣子的檢查之下，大量偷稅漏稅的行爲恐怕是佔所有商業交易的絕大部分了。
而許多偷稅漏稅行爲甚至是政府官員故意鼓勵的結果，他們似乎覺得只要自己徵收來的那點東西可以交差就行了，其他就不管了。
黃仁宇記述如下的怪誕事情，“何遜在1510年以後的十年中管理沙市稅課使司。一旦完成定額，他就減少對
木商抽稅。在16世紀20年代，邵經邦開始主管了沙市稅課使司，他採取了一項更爲驚人的改革，在三個月內完成定額之後，在本年度餘下時間內啓關任木商往來。1560年，楊時喬榷稅杭州，建立了一個令人敬佩的制度，令木商自署所入（就是自己寫下自己的收入）進行稅收評估。這三個官員贏得了傳統歷史學家的高度讚揚”。
這裡就已經根本談不上什麼稅率高還是低的問題。如果稅率很低，比如明初規定的三十分之一，但能夠真正落實的去收取，那好歹也是一筆不小的收入。而看這幾位的做法呢。一個是隻收三個月的稅，完成定額（所謂的定額自然是過去傳下來的），等於把原來很低的稅率再乘以四分之一，三十分之一的稅率變成了1/120（其實更抵，因爲連收稅的那三個月裡，都未必認真的收）。另一位呢，乾脆就是讓商人們看着給，你高興給多少就給多少吧。或許哪個商人當是做慈善事業，就多給一點（說句老實話，那些真慈善的商人給討飯的錢恐怕都比給政府的稅多）。
他們這樣忠實的爲工商業集團謀取利益，自然是能贏得傳統歷史學家（這些人基本上也是工商業集團的利益代言人）高度讚揚。
正是因爲有這樣怪誕的情形，我們也就理解了爲什麼有如下情形的發生。
“在帝國早期，有400多個稅課司局，但到了17世紀早期僅存112個。其餘的因無利可圖而被關閉。1568年，戶部報告某個稅課司巡攔每年俸糧工食費不下400餘兩，而其徵收折鈔銀僅爲110兩”。
徵收來的銀子還不夠收稅人員吃飯用的，也確實只能關閉了。
我們還可以和唐朝宋朝時期的情況對比一下。
“唐代大曆年間僅食鹽一項即達600萬緡,佔全部財政收入的一半。宋代紹興末年，鹽、茶榷貨爲2400萬貫，佔全部財政收入的49%。而至淳熙、紹熙年間，茶、鹽、酒等抗冶榷貨更高達3690多萬貫，佔據全部財政收入的56.5%”
“到了中唐時期，榷鹽利稅佔整個徵賦的一半以上，《舊唐書·劉晏傳》：‘大曆末，通計一歲徵賦所入，而鹽利且過半。’”
黃仁宇說“一些明朝的官員在閱讀史書時，驚奇地發現唐朝僅從兩淮地區每年就可得鹽利600萬緡銅錢”。
唐朝飲茶尚非很普及，對茶葉徵收的稅率就已經相當高，一開始是10%，到後來增加百分之五十，再後來還實行了專賣“《新唐書·食貨志》又記曰：‘武宗即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對於私商販運茶葉，採取殘酷的重罰，販運之百斤以上都是死罪。”
如果把鹽茶還有其他商稅收入總和在一起，則在國家整個財政收入中佔據的比例當是遠超過一半。
事實上，這還是常規的稅收，如果算上其他臨時徵收的則就更多了，比如“肅宗即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這就相當於對每個商人徵收百分之二十的財產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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