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滅亡的直接原因是財政危機.國家財政困難，導致發生饑荒，沒有錢去賑濟；發生戰爭，沒有錢支付軍餉。沒有錢賑濟災民，饑民作亂;沒有錢發軍餉，致飢兵作亂。飢兵與飢兵結合導致大規模的國內叛亂。政府軍隊缺乏戰鬥力，導致國家既無法消除外部侵略，也無法肅清內部叛亂。財政危機導致軍事危機，軍事危機導致更大的財政危機，如此惡性循環，明朝最終走向滅亡。
表面上的原因是如此了，但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什麼呢？國家爲什麼發生財政困難？難道說象明朝這麼大的一個國家，賦稅收入居然還無法應付一些意外的自然災害以及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麼？要知道歷史上許多比明朝小得多的國家，進行更大規模的連年軍事行動都尚且遊刃有餘。戰國時期的那些國家就不必說了，趙國、秦國，許多次戰爭都動用幾十萬大軍，以後的如三國時期，五代十國時期等等都可以舉出許多例子。反觀明末，不必去說名義上軍隊數量多少，真正實質意義上動用軍隊十萬進行一次戰爭已經是接近極限，超過十萬一點還可以，如果接近二十萬則國家財政就已經無法維持。一個這麼大的國家，一個耕地面積十億畝以上，人口接近二億的國家，賦稅收入居然少到連招募二十萬真正有戰鬥力的精兵都做不到，那這樣的賦稅收入只能說已經少到了不正常的地步。
隨之而來的是如下幾個問題，爲什麼在明朝初期的時候，國家進行大規模的工程建設，發動大規模的對外戰爭，以及發生饑荒的時候賑濟災民沒有任何問題。而到了明末就不行了呢？難道是因爲明初的經濟比明末更發達，明朝在將近三百年的時間裡，經濟處於不斷衰退中？可這顯然背離了事實，任何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以及任何當時人的記載，都告訴我們一個事實，那就是明朝的經濟越到後期就越繁榮，越發達。到了萬曆時期，經濟的繁榮，生產力的發達更是達到了一個高峰，明初與之相比是望塵莫及，即便在連續發生了自然災害後的崇禎年間，儘管相對於萬曆時期，經濟有所衰退，但在總體上，遠遠高於明初則是不成問題的。經濟是更繁榮了，生產力是更發達了，而國家的財政卻是顯得更加困難了，這是什麼道理？
我們注意到明朝初期的賦稅收入到明朝末期的賦稅收入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化，那麼明朝末期的財政困難自然是因爲國家的賦稅沒有隨着人口的增長而增長，收入基本不變，開支卻隨着人口的增多而不得不增多，這樣當然就造成了困難，但這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還有一點，如果說賦稅收入沒有隨着人口的增長而增長，那麼至少每個人感覺到稅收壓力應該遠遠低於明初，可爲什麼反而明朝末期都到處都是一片對賦稅過高的抱怨，到處都是叫苦連天的聲音呢？
如果說是末期後來增加的軍餉，或者額外的加派過多，這也不通，要知道明成祖時期，修建北京的紫禁城，營建武當山建築羣，鄭和七下西洋，五十萬大軍五次北伐蒙古，幾十萬大軍屢次南
徵越南，這幾個事件中間隨便單獨拿出一項來所造成的財政開支就遠遠高於崇禎時期所有的賦稅收入以及遼餉剿餉練餉的加派以及地方上額外的加派的總和。但爲什麼明成祖時期，總體上社會保持安定，百姓對負擔雖有一定抱怨，但總體上在可以承受的範圍之內，爲什麼到了明末，增加賦稅，造成的反對聲音會這麼巨大？
只有對這些問題做出系統的解答，我們才能解答明末財政危機的實質究竟是什麼，從而解答明朝滅亡的真正實質究竟是什麼！
但是對這些問題給予一個透徹的回答,我們還是需要一步步進行分析。
關於明代稅收的第二個事實和第三個事實
明代的稅收幾乎在二百五十多年的時間裡沒有增加(實際上是不斷減少，農業稅減少，商業稅減少的更多)
明朝的稅收數量基本上是在建國初期就確定，以後就很少變動過，要說有變化，那大概也是越變越少。
農業稅方面，黃仁宇說
“造成16世紀稅收基數有限的原因是洪武皇帝的財政政策，在其統治期間，確定了稅收定額制度。1377年，皇帝分譴各部官員、國子監生和宦官巡視178個稅課司局，固定他們的稅收額度。
1385年，他命令將各省和各府稅糧課程一歲收用之數刊刻於石板上，並樹立在戶部廳堂內。1393年，田賦收入達到3227萬8900石，洪武皇帝對此很滿意，宣佈北方各省新墾田地永不起科。自此各地定額稅收作爲不成文的法律固定下來，後來也偶爾進行過小的調整，但基本定額從來沒有被擯棄”
永樂時期曾經略有增加，“1412年，在永樂皇帝統治時期，來自於農業土地的稅糧收入據說達到創記錄的3461萬2692石”，而上升的原因，“很可能是安南作爲一個新歸附的省份，其額度也包括進來的緣故”。但失去對安南的統治之後，“收入又重新調整到接近3000萬石”。
然後在宣德時期，國家田賦收入在此基礎上又進一步減少
“1430年，……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土地所有者們，對附加在他們田賦之上過高的額外費用已十分不滿，他們有意拖欠稅糧，以至於逋賦總額已經超過了三年的全部稅收。爲此宣德皇帝做了讓步，下令全面減免這些地區的稅糧，蠲免額達300萬石。……然而這一缺額並沒有加徵於其他地區，此後每年的計劃收入一直保持在2700萬石左右，但對於可耕地和人口的上升卻不做考慮。”
耕地方面，“實際上，絕大多數地方官員在給帝國政府上奏中都只是想恢復地畝原額作爲現在的統計數據，新增地畝很少上報。……這樣做的結果是稅收與耕地面積相脫離。1502年上報的情況就是最好的明證。應該指出稅收定額制度是明代的基本政策，唐宋時代從來沒有象明代這樣僵硬地執行這一政策”
人口方面，“與一般看法相反,增長的人口很少直接有助於
稅收增加。過剩的人口往往成爲流動人口,很難對他們徵稅.即使對過剩的人口能夠進行登記和評定,地方管理者也不願意如實上報,擔心上報人口增加會促使政府重新調整地方稅收定額,增加稅收.他們至多是重新調整稅收負擔,由於納稅戶的增加，每戶的稅負減少,使得稅收相對容易徵集,同時管理者也獲得了仁愛的名聲”
於是以後，不管耕地增加多少，人口又上升多少，生產力進步多少，明代農業賦稅始終就維持在這個水平左右，前面也多次引用過“1600年以前，基本稅額爲糧食2600萬石”
其實即便不看黃仁宇的論述，光是從明史中我們就可以找到明代農業稅不增反降的記載
洪武二十六年，
夏稅，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七千餘石，錢鈔三萬九千餘錠，絹二十八萬八千餘匹；秋糧，米二千四百七十二萬九千餘石，錢鈔五千餘錠。
永樂中，……，天下本色稅糧三千餘萬石，絲鈔等二千餘萬。計是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
嘉靖二年，御史黎貫言：“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餘萬石，今少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餘萬石，今少二百五十餘萬。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內官之衆，軍士之增，悉取給其中。賦入則日損，支費則日加。
萬曆時，夏稅，米麥總四百六十萬五千餘石，鈔五萬七千九百餘錠，絹二十萬六千餘匹；
秋糧，米總二千二百三萬三千餘石
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農業稅收，從永樂達到高峰，以後就是不斷遞減，在嘉靖時期，和洪武年間相比，已經是麥減少了9萬石，米減少了二百五十餘萬石；而到了萬曆年間。麥子減少了11萬石，而米減少了二百六十九萬石。
表面上看，這些減少的也不算太多，但如果考慮到萬曆時期的人口至少是洪武年間的兩倍多甚至是三倍，而農業稅收不但沒有顯著增長反而絕對數量減少了，那麼這就是相當驚人的減少了。
以上是農業稅長時間內沒有增加甚至減少的情形，
至於工商業稅收不增加反而降低的情形，其實在上一節中已經順帶說明。這裡再補充一些內容，田口宏二朗說“在歷代王朝一直倍受重視的商業稅，在明朝卻並沒那麼受到重視。關於這一問題，先輩學者們多認爲這是因爲洪武，永樂皇帝爲恢復流通經濟的結果，爲了恢復流通經濟，明初當局採用寶鈔作爲商業稅繳納，然而隨着寶鈔的貶值，商稅也不斷降低”
這裡是說明代商業稅是用寶鈔來計算，而寶鈔不斷貶值，商稅自然也就不斷降低。不管是否原因真的如此，總之商稅不斷降低甚至在一些地方接近取消的事實是肯定的。但關於商稅降低這一點也沒有必要多說，因爲即便在明初商稅很大程度也沒有認真徵收。商稅在整個明代始終都處於名存實亡的狀態，降低不降低都已經是沒有什麼實質意義。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