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朝廷清廷最激烈的一場權力鬥爭，卻是以一種表面和平的方式展開的，肅順和慈禧雙方都有禮有節。
兩宮太后的回京隊伍，由勝保親自率大軍護送，從熱河啓程後不久便遭遇大雨滂沱，道路泥濘無法前行，兩宮太后無奈，只好於峽谷中尋找避雨歇腳的地方，衣食與住宿也沒有提前安排，她們幾乎成了落湯雞。
此時，護送咸豐皇帝靈柩的隊伍也因爲下雨，行進遲緩，落後她們大約有十英里。
慈禧此時依然不忘禮節，以兩宮的名義，派了幾個人返回梓宮歇腳處，詢問咸豐皇帝靈柩是否安妥。
怡親王、肅順及諸位贊襄大臣回覆稱：“靈柩已經安全抵達第一個休息地。”
接到消息，慈禧從自己的俸祿中拿出一千金賞予搬運者，以示對他們辛勞的肯定和讚賞。
怡親王載垣又猶豫不決了，對肅順說：“本王看慈禧沒什麼異常，要不取消行動，等我們回京後再看她的表現吧，大行皇帝剛逝，我們這麼做，會不會授人以柄？況且皇太后是無辜的。本王看勝保會壞我們的事！”
“我們現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肅順雖清楚，只要慈禧太后活着，自己的危險便會時刻增加，便勸說怡親王載垣。
怡親王載垣沒有說話，他仍然不忘職責及大清禮儀，派人回奏兩宮太后，感謝她們對咸豐皇帝遺體的擔憂掛念。
慈禧也回覆怡親王載垣，贊其忠心耿耿，盡職盡責。就這樣，在一路的生死較量中，兩方始終保持以禮相待。
兩宮的太后隊伍到了古北口。古北口是山海關、居庸關兩關之間的長城要塞，位於密雲區東北部，距離京城約二百四十里，爲遼東平原和內蒙古通往中原地區的咽喉。這裡就是肅順打算除掉兩宮太后的地方，他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曾紀澤。
曾紀澤對肅順說過，殺慈禧最好的時機，是在咸豐皇帝死後，當時可以立即僞造要慈禧陪葬的詔書。但是肅順的心不夠狠，也沒說服怡親王載垣。
在古北口殺兩宮太后，嫁禍捻賊，這是一個相當愚蠢的決定。此時，兩宮太后有勝保的大軍護衛，小股的捻賊根本靠近不了兩宮的轎子。
天已經快黑了，榮祿離開了送葬隊伍，帶上自己的一小隊人馬，快馬加鞭趕去古北口營救太后，並在她們到達古北口前趕上來了。
曾紀澤需要做一個艱難的決定，在肅順集團和慈禧集團之間。
這個抉擇對曾紀澤來說，並不揪心，他在等父親曾國藩的決定。
而曾國藩的決定，要比曾紀澤揪心得多，他面對的選擇，是要不要反清。
曾紀澤在湘軍拿下安慶之後，就跟曾國藩寫了一封帶暗語的密信，說1861年底，是湘軍反清的最佳時機。曾紀澤知道，一個人的思想很難轉變，曾國藩是中國傳統文化薰陶出來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典型知識分子。他認爲“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國藩認爲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獨則心泰，主敬則身強，求人則人悅，思誠則神欽”。曾國藩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篤誠，戒機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貴，“人生有窮達，知命而無憂”，但曾紀澤還是要試試，他勸曾國藩先反清，佔據江南，和大清王朝以長江爲界，分而治之。
當時確實存在着改朝換代的機會，咸豐死後，以肅順爲首的朝臣勢力、以恭親王爲首的帝胤勢力、以慈禧爲首的帝后勢力互相傾軋，不能形成對外的合力。此時，湘軍如果造反，確實是有機會的。這也是曾紀澤爲什麼選擇帶兵北上勤王的原因，他要保持肅順集團和慈禧集團的平衡。
當時咸豐駕崩、幼帝即位，京城裡的人心比較浮動。這種時候舉旗造反，民衆不會對清朝絕對忠誠。而江南大營覆滅，僧格林沁、勝保率領的八旗兵也兵敗八里橋，清朝的正規部隊遭受了重創，湘軍起義是有可能會成功。
曾紀澤不認爲曾國藩反清應該在攻陷江寧後，舉兵北上。他覺得湘軍最好的舉義時間，只能是攻陷安慶後的這段時間。當時湘軍將領對曾國藩的推戴，幾乎全部發生在1861年前後，而在1864年湘軍攻陷江寧後，反而沒人提反清的事了。
爲什麼湘軍不能等攻克江寧後再起義勝呢？當時慈禧太后的地位已經相當穩固。1865年，她罷免恭親王奕議政王與軍機大臣之職，恭親王毫不敢反抗。從這件事情中，就可以看出那時的慈禧太后擁有怎樣的權勢。這時候的清廷，在慈禧太后的領導下，已經擰成了一股繩。老百姓對清廷的信心，也有所恢復。這個時候的清朝，不太容易被推翻。而且當時洋人也比較認可清廷。而且1865年，曾國藩對於湘軍的統攝能力已經下降了許多。
反而是攻克安慶後不久，胡林翼病逝，這時候曾國藩成了名義上的湘軍的唯一統帥。此時的曾國藩，對於除了劉長佑、劉坤一一系湘軍以外的各路湘軍，都有着比較強的統攝能力。左宗棠羽翼未豐，也聽曾國藩指揮。
然而，從1862年淮軍建立到1864年湘軍攻克江寧的這段時間裡，左宗棠、李鴻章都自立門戶。如果曾國藩在攻克江寧後造反，左宗棠、李鴻章很可能不會跟從，甚至會幫助清廷消滅曾國藩。此時的曾國藩，真正能夠控制的部隊，只有曾國荃的吉字營以及彭玉麟的湘軍水師。以這點實力爭衡天下，無異於蚍蜉撼樹。
而且，等到1865年，曾家嫡系部隊的戰鬥力會下降許多。吉字營攻克安慶時，只有一萬多人，基本上都是精兵。但之後爲了迅速攻克江寧，盲目擴招到五萬，士兵的平均戰鬥力下滑。這時候的吉字營，已經沒有了剛開始時的那種衝勁，都指望着攻克江寧搶掠一番，然後回湖南老家過好日子，戰鬥力早已不能和攻克安慶後的那段時間相比。靠這樣的軍隊爭奪天下，是不行的。在1865年，曾國荃對曾國藩說：“你是兩江總督，加上閩浙總督左宗棠，四川總督駱秉章，江蘇總督李鴻章三個現任總督，還有五個現任巡撫全是湘軍嫡系。大哥手裡握着20萬湘軍精兵，再遣李秀成收納10萬太平軍降兵，這樣30萬精銳之師，即可攻破京師，恢復漢家江山，大哥將成爲一代帝王。”
曾國藩回答道：“共患難時大家可以是朋友;同富貴時往往成了仇敵。就說那個左宗棠，他做師爺時便不甘居人之下;如今同我平起平坐，他肯對我俯首稱臣?再說李鴻章，我若平穩安泰他就是我的學生;我若不順，李鴻章必然反戈一擊。還有那個李秀成，他投降了，就是一隻喪家犬，誰還聽他的?再說，朝廷防我之心令人枕蓆難安。”
這一番話，是無奈的事實，叫曾國荃無話可說。而且，當時湘軍兵力在江南數省雖佔優勢，但清廷的官文據長江上游;富明阿、馮子才分守揚州、鎮江;增格林沁屯兵粵皖，這表明慈禧對湘軍早有防備。
反不反清，1861年底，曾國藩也不是沒考慮過。安慶破城不久的一天晚上，曾國荃率湘軍高級將領30餘人突然求見曾國藩。見面後，所有將領齊刷刷跪倒，一言不發。須知，在當時，勸進是成則王侯、敗則誅九族的舉動，這無言勝有言的場景只能靠曾國藩慢慢體味其中的奧義。見大哥面無表情，按捺不住的曾國荃遞上一張紙條。打開紙條，映入曾國藩眼簾的赫然是“東南半壁無主，滌公豈無意乎”兩行字。
見此，曾國藩大喝一聲：取紙筆！紙筆到後，曾氏揮毫疾書，完後把筆一擲，一語不發，從容退入後室。衆將不知所措，屏息良久，才趨至書案前，見曾寫了14個大字：“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這幅集句聯上聯出自蘇軾的詩，下聯出自王安石的詩，在這裡，曾國藩明確向衆將表示：我崇尚清高、淡雅的聖賢，稱王稱帝，成就一方霸業並不是我終身的追求。
其實，早在安慶勸進之前，李元度、左宗棠、彭玉麟、王闓運等衆多湘軍將領和社會名流都對曾國藩有過或明或暗的示意。湘軍攻克安慶後，曾的幕僚李元度撰成一聯呈給他，其聯爲“王侯無種，帝王有真”。曾見後立即將其撕毀，並斥責了李。在《曾國藩日記》中，也有多處戒勉李審慎的記載，雖不便明記，但大概應指此事。不久，左宗棠又託湘軍二號人物胡林翼爲曾送來一聯，其聯爲“神所憑依，將在德矣；鼎之輕重，似可問焉。”曾國藩看後，立即將“似”字改爲“未”字，以表明心跡。
曾國藩的腦袋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作爲飽受儒家傳統文化浸染的理學大家，“名份”觀念是曾氏內心無法邁過的一個坎。整日標榜“忠孝”，卻一朝謀反作亂，這無異於自己狠狠抽了自己一記耳光，對於視名節如生命的曾氏而言，天下人尤其是天下士人的罵聲會把自己“淹沒”。況且，按照曾國藩推崇的老莊之道，“花未開全月未圓”方是人生最佳狀態，自己能從一個普通的農家子弟走到位極人臣的高位，“月滿則虧，水滿則溢”，這已經不是什麼好兆頭了。但這也並不意味着他不敢越雷池，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曾國藩也有自己的野心。
曾國藩心想，湘軍要想起義成功，必須首先處理好和太平軍之間的關係。如果湘軍能和太平軍達成諒解，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旗幟下實現聯合的話，推翻清朝易如反掌。如果湘軍能夠穩住太平軍，雖然不聯合但也不相互攻擊，則湘軍北伐推翻清朝的可能性是有的。如果湘軍完全不能和太平軍改善關係，則難以兩邊作戰，推翻清朝。
曾國藩和洪秀全不共戴天，他是不大可能向洪秀全那種落地秀才妥協的。所以，第三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要遠遠大於前兩者。
湘軍要想北上推翻清朝，還必須解決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軍餉的問題。關於湘軍軍餉，我在下一章中將會詳細敘述。大家會看到，軍餉的籌集是多麼的困難。
就攻陷安慶前後這個時間段來說，曾國藩所能依仗的軍餉來源其實只有湖南一省。但即便是湖南，也因爲石達開的兩次襲擾，經濟受到重創，能夠提供給湘軍的軍餉不會太多。
湖北在胡林翼逝世後，成了官文的天下。湘軍要造反的話，他不但不會幫助，反而會成爲鎮壓湘軍的急先鋒。江西官場與曾國藩關係一直很僵，所以不可能爲造反的湘軍提供軍餉。安徽剛剛經歷大的戰亂，根本沒有可能提供軍餉。至於其他省，更不會提供軍餉。
沒有軍餉，湘軍不可能打勝仗，這是曾國藩最擔心的問題。
曾國藩覺得攻克安慶前後雖然存在着造反成功的時機，但並不成熟。強行去做可能沒有好結果，捨生取義固然可嘉，但自己必須活着。只有活着，才能爲家族、爲民族做出更多更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曾國藩給曾紀澤送去回信，說國內動亂頻仍，列強環伺中華，內憂外患之中，不想再度置民於水火，不想讓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又會經歷更多磨難。
曾紀澤看到曾國藩的回信，曾國藩的態度，在他的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他已經知道自己該怎麼做了，他騎在一匹高大的黃馬上，雙腿一夾緊馬肚子，帶人往古北口方向疾馳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