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原前光正在那裡生着悶氣，卻突然聽到甲板上傳來了陣陣驚呼聲。他正要起身出艙察看，卻突然從舷窗裡看到，海面上的一個小黑點，正在急速的變大！
而外面人發出的喊聲，顯然也是因爲看到了它的緣故！
柳原前光將臉貼近舷窗，緊盯着海面，過了不一會兒，他便看到，一艘軍艦的身影出現在了海天線間。
“好快的船！”看着這艘同樣飄揚着紅底金龍旗的在飛快的變大的軍艦，柳原前光暗暗吃驚。
作爲日本年輕一代的俊彥之士，柳原前光曾多次出洋，又曾遊歷歐洲，見過不少輪船，但是跑得象眼前這條中國軍艦這麼快的船，他還從來沒有見過。
這艘高速行駛的中國軍艦似乎發現了正在海上漂流的“福勝”號的異狀，便向“福勝”號駛來。
隨着這艘中國軍艦駛近，柳原前光看到這艘軍艦的武備很是薄弱，只有兩門大炮和幾門小口徑火炮以及加特林機槍，不由得大感奇怪。
當他看到艦首的龍徽和“飛霆”兩個字的艦名時，情不自禁的輕輕吟哦出聲。
中國人的艦名，不得不說起的都很好。
看到友艦出現，鄧世昌顯得很是高興，他立刻下令發出求援的旗語，不多時，“飛霆”號便派出了兩艘小艇，滿載着人員向“福勝”號駛來。
看到“飛霆”號向“福勝”號派出了支援人員，柳原前光重又在心中燃起了希望。
“福勝”號的底艙裡。身上仍然散發着惡臭的樺山資紀，一邊看着中國水手們的維修操作。一邊在腦中醞釀起給東京的報告來。
“……清國的蒸汽軍艦保養和維護工作做得非常差，這些總數不是很多的蒸汽軍艦在海上經常出現這樣那樣的故障，可以想象它們的戰鬥力會是什麼樣子……在我看來，這種腐朽的氣氛不光僅僅出現在清國海軍當中，也瀰漫在其它各個洋務部門當中，……清國所謂的爲了‘自強’、‘求富’而開展的洋務活動，不過是挨延歲月而已。帝國軍隊如果對臺灣採取軍事行動，清國將難以做出有力的反應……”
北京。什剎後海，恭王府。
“文相，”已是小醉微醺的恭親王先是微微打了個酒嗝，而後用手帕揩了揩嘴，指着林義哲寫來的這長長的一封信，笑着對文祥道，“這林鯤宇委託李少荃送來的這些個方略。可以說條理清楚，頭頭是道，你我便是再不懂得那勞什子的《萬國公法》，照着這上邊兒的做下來，即便是倭人來總署起釁，也可應付裕如了。”
“此子端的是奇才！”文祥放下了酒杯。取過林義哲的信，目光落在信中落款的日期上，“而且這短短的幾日內便將應對之法準備得如此得當，還能這麼快的將方略火速送到你我手中，讓你我預先有所準備。這份細密周詳，便非常人能及！”文祥擡起頭來。眼中閃過一絲希冀之色，“若是能再加磨礪，當可大用！”
“呵呵，我看，只怕文相得向這林鯤宇，討一張門生帖子了！”恭親王感覺到了文祥對林義哲的讚賞之意，笑着提議道。
“現在還不能！”文祥今日高興，也喝得略微多了些，但腦子裡卻仍是一片清明。
“哦？這卻是爲何？”恭親王問道。
“因爲他所建之功，還不夠大！”文祥道，“我還想知道，他有沒有壓制倭國的法子！”
恭親王猛地坐直了身子，他凝視着對面的文祥，問道“文相此言何解？”
“六爺，你難道不覺着，倭人才是我大清腹心之患麼？”文祥道。
“呵呵，我記着文相以前說過：‘日本與閩浙一葦可航，彼國近年改變舊制，大失人心。叛藩亂民，一旦崩潰，則我沿海各口，岌岌堪虞。明季之倭患，可鑑前車。’”恭親王笑着點了點頭，道，“這話我一直記着，且深以爲然。”
聽到恭親王說出“彼國近年改變舊制，大失人心”這句話來，文祥的臉上禁不住現出了一絲苦笑。
那段話，是他在得知日本吞併琉球后向朝廷進言中的一段。
文祥的觀點，正是當時中國開明官員們對日本認識上的弔詭之處——文祥擔憂日本爲中國外患，但同時又否定其明治維新的成功，而且認爲正是維新的失敗，會導致大量的日本亂民流亡中土，導致明末倭亂情狀再現。
事實上，文祥的這種看法不是特例。
江蘇巡撫丁日昌也對日本明治維新持否定態度，在回覆總理衙門關於海防與塞防爭論的信函裡，丁稱“日本之更正朔，易衣冠”是失敗之舉，“爲識者所竊笑也”。江西巡撫劉坤一則將日本天皇比作歷史上的趙武靈王，稱其因爲改革“聞其財盡民愁，亡可立待”，故而甚爲擔心日本因爲亡國之患而牽連中國——“第瘥狗將斃，難免肆毒於人。”
福建巡撫王凱泰在給朝廷的奏摺裡也否定了日本的改革：“該國政令，向操之將軍，專恃中國銅商貿易，以擅利權。自通泰西各國，將軍不能主其權，利爲西人所奪。乃復改革舊章，一從西人。又重利盤剝之，貧困幾不能支，於是鋌而走險，欲興兵外海。論者謂其內亂將作，終必敗亡。”
在所有的這些人當中，只有當時尚屬人微言輕的林義哲上奏說：“該國近年改變舊制，藩民不服，訪聞初頗小鬥，久亦相安。其變衣冠，易正朔，每爲識者所譏，然如改習西洋兵法，仿造鐵路、火車、添置電報、煤鐵礦，自鑄洋錢。於國民生計不無利益。並多派學生赴西國學習器藝，多借洋債。與英人暗結黨援，其勢日張，其志不小。故敢稱雄東土，藐視中國，吞併琉球，且有窺犯臺灣之意。”最後，林義哲得出結論：“泰西雖強，尚在七萬裡以外。日本則近在廣闥，伺我虛實，誠爲中國永遠之大患！”
但遺憾的是，林義哲的這一認識並不是大清朝高層和主流知識分子的共識，清廷高層的看法已如上述，將日本的威脅建立在否定其改革的基礎之上；至於知識分子層面，更是充滿了這樣的誇誇其談：
“……往者。日本國王改姓二千年，國中七十二島國，島國各主爲列諸侯。天皇篡國廢其前王，又削各島主權。島主懷疑失柄，遺民念舊蓄憤，常望一旦有事。乘隙蠡起。彼昏不悟，尚復高麗怨，國中改西服，效西言，焚書變法。於是舉國不便。人人思亂。”
寫下這段文字的人，應該是對日本有一定了解的人。但即便如此，仍然將日本天皇與幕府將軍混同，將日本的明治維新視作單純的中國式的改朝換代，進而全盤否定了日本的西化改革。建立在這一認識基礎上的“海防論”，大方向自然正確，其內涵卻未免有許多荒誕之處。
“六爺。”文祥輕輕把玩着手中的酒杯，反問道，“聽聞那林鯤宇在海外時，曾經上了一折，建議朝廷於科考中專設一科，以作育洋務幹才，可有此事？”
“是有此事”，恭親王點頭道，“林鯤宇在折中言道：‘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爲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只可惜……”
“只可惜朝廷不允，是麼？”文祥接口道。
“惜乎萬金之策，朝廷卻不能用！”恭親王頜首道，“但此事於倭人之患何干？”
“六爺可知，此時日本國內有多少西洋小學塾麼？”文祥放下酒杯，向着恭親王伸出一根手指道，“近萬所！”
“近萬所！？”恭親王不由得驚呼出聲，“如此一來，豈不是日本國內之蒙童，已經皆習西學？”
“正是如此！”文祥用力點頭道。
文祥現在已經明白，日本明治維新後的基本國策其實首先是“教育立國”以求知識於世界，而後纔是在此基礎上的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
“同治十一年，就是去年，日本既已在其中樞設立所謂文部省來改革全國之教育，即廢除各地專攻儒學之藩塾，設立教授西學之新式學堂……”文祥又向恭親王伸出三根手指，“自幼童而至青年，共分小、中、高等及大學堂四等，其所教授之學術由淺入深，但皆爲西洋之學。”
“而今日本國內就已經有小學堂約萬所，中學堂近百所，高等學堂和大學堂合計十餘所。六爺……”文祥抿着嘴向恭親王點了點頭，“我大清國內，如今可有一所西式小學堂否？”
“我不說，六爺也明白，若要國家興盛，首在人才！國事尚可不論，單以新式水師論，我船政水師學堂一年招生不過數十人，且入學後還尚需一年光陰來修習算術、繪圖等課，可這卻只是日本國內幼童在小學校時便已精熟的基礎課程！”文祥的眉頭已經緊緊地擰在了一起。
“僅以這人才作育一項而論，六爺，我大清和日本孰優孰劣，還需多言麼？”
“倭人之所謂維新，也不過僅僅數年而已！”恭親王似乎還沒有從剛剛的震驚中走出來，“我大清的洋務，自咸豐十一年（1861年）的《統計全局折》起，迄今已有十餘年光陰，如何竟會被日本一個蕞爾小國超越於前，幾近望塵莫及？”
文祥靜靜的看着滿面落寞之色的恭親王，卻絲毫找不到開解他的理由。
開解於他，便等於是自欺欺人！
而文祥之所以得知這一切，便是在他看了林義哲的摺子之後，以總理衙門的名義向林義哲發函問詢，林義哲專門寫了一本名叫《東瀛紀略》的小冊子回覆，他從這本冊子當中得來！
“六爺可知。倭寇之自強，看似始於同治年間。但若要究其根本，卻可上溯至乾隆年間了。”文祥道。
“乾隆年間？”恭親王驚訝的擡起了頭，“會有那麼早？”
“確是如此。”文祥先是打了個酒嗝，而後才用力點了點頭——至現在爲止，日本人的明治維新的確只搞了幾年，可是除了林義哲之外，並沒有幾個中國人知道，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知識界的學術和輿論準備乃至“西南四強藩”的“蘭學”實踐已經進行了200餘年！
從1603年開始，日本德川幕府便連續五次發佈“鎖國令”，從此日本對世界垂下了“鎖國”帷幕長達二百餘年……但日本人對西洋其實是“鎖而不死”，留有餘地的。德川幕府便在“鎖國”的厚重帷幕中留下了一個小小的縫隙——允許長崎作爲一個通航的港口來與中國和荷蘭的商人交往，而日本國內的西方學派——“蘭學”的學者們就是透過這樣一條小小的縫隙來如飢似渴的汲取西方的先進文明！
早在1744年，以前野良澤和杉田玄白將人體解剖學著作《解體新書》翻譯成日文爲標誌，“蘭學”在日本正式形成。到19世紀初。日本已經有了一批開始嘗試在日本推行西方社會制度的“蘭學家”，而諸如薩摩、長洲等強藩已經開始着手編練西式軍隊，設立鍊鐵所等西式工廠……
而到了1854年的美國海軍少將佩裡率軍入侵日本的“黑船來航”事件後，就連當初最爲排斥西方的德川幕府都開始進行西式革新，就在1854年，德川幕府在第一任美國駐日公使哈里斯的指導下。進行涵蓋政治、經濟、軍事的大範圍改革。如設立講武所，以教習西方軍事學術；並在1862年開始推行全面的軍事改革，開始向荷蘭派遣海軍留學生，除學習海軍外還涉及西方之政治、醫學的諸多方面，而此時中國的第一批官派留學生——林義哲協助曾國藩李鴻章等人極力促成的留法幼童中的許多人甚至還沒有出生……
即便幕府已經如此舉措。在長州、薩摩等一干早就在“蘭學”中嚐到了甜頭的各地強藩看來，幕府的開化步伐範圍還是太窄。步子還是太慢！在與幕府之間就究竟應該是“尊王攘夷”還是“公武一體”的漫長爭論毫無結果後，這幫子忍無可忍的“維新志士”們乾脆直接拔出刀子把幕府中那個名不副實的“徵夷大將軍”德川慶喜趕下了臺！
由此可知，明治維新表面上好象是劃時代的巨大變革，實際上只不過是一個新的高層機構擺在一個已經規模初具的低層機構上頭而已！所謂的船小好調頭，因此當明治政府上臺後頒佈《五條誓文》以開始全面推行變法圖強後，其國運之蒸蒸日上便不過是水到渠成之事！
“你說的是……”恭親王喃喃自語道，“若真能痛定思痛而革故鼎新，定會收如此富國強兵之效！較之倭人之維新，我之所謂洋務，不過小修小補的粉飾而以！長此以往，國力此消彼長，若兩國有朝一日當真開戰，我大清恐難有制勝之機啊……”
對面的文祥看着恭親王，眼中已全是敬意——眼前的“鬼子六”雖已不復當年的風采，卻能坦然承認今日之中國不如日本之處。在此時的中國，有這樣眼光和胸襟的人，可以說何其少也？
“六爺看得如此清楚，果真是明見萬里！”文祥嘆道，“人言咸豐諸王之中，以六爺爲才智第一！今日方知六爺果有過人之明，六爺君子坦蕩，目光如炬，在下佩服！”
恭親王聽了卻不言聲，只是恍恍地望着窗外，半晌才道：“看得清楚便又如何？不在其位，難謀其事！……十餘年有如一夢，醒來時人去樓也空。文相，心氣兒再高，時運不濟，也是難有指望的……”
聽了恭親王的肺腑之言，文祥也禁不住感嘆起來。
他當然明白，恭親王的這句“時運不濟”感慨是因何而來。
清宣宗道光皇帝生前共有三後九子，長子薨於道光十一年（1831年）四月，而二、三兩子幼殤。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宣宗第三後孝全皇后生皇四子奕擰，即後來的咸豐皇帝。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年1月11日)，在後宮中地位僅次於皇后的靜皇貴妃生皇六子奕忻。
道光二十年（1840年）正月初九，時年三十三歲的皇后駕崩，道光皇帝親自爲其定諡爲“孝全”。在孝全皇后之後，道光帝未再立後，於是奕忻的生母以皇貴妃的身份成爲了六宮第一人，而年幼的奕擰也交託給皇貴妃撫育。也許是年齡相仿，兄弟倆的感情十分親密。
奕擰和奕忻雖還沒有爭奪帝位的念頭，但他們的老師杜受田與卓秉恬卻早已開始在暗中進行着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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