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突然加入的少尉，來自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尤先科上尉抱有很大戒心的，不光反覆盤問了對方的來歷，甚至還查驗了對方的軍人證。本來我以爲對方會因此大發雷霆，結果尤里少尉卻異常配合地出示了自己的證件。
檢查完證件，搞清楚對方的身份，知道不是僞裝的德軍間諜後，尤先科對少尉他們的態度也變得友善起來，開始邊走邊聊天。從兩人的對話中，我知道尤里少尉原來是第126步兵師的，部隊被打散後，他們就一直在附近打游擊，除了攔截德軍的運輸隊，偶爾也會到有居民的村子裡去找點吃的。昨天他們在一個村裡休息時，得到一位村民的報告，說我軍開始大反攻了，便出來找主力部隊，沒想到正好遇到了我們。
又走了將近半個小時，格里薩終於修好了拋錨的汽車，帶領車隊開上來接我們了。我心裡暗叫謝天謝地，要是再晚來半個小時，我估計就在凍僵在路邊了。
我讓尤先科先安排尤里的人擠上了警衛連戰士乘坐的卡車，看到所有的人都坐上了車，我才拉開車門坐上了自己的吉普車，招呼格里薩開車。
車子啓動以後，尤先科在前面嘆了一口氣，開始發起了牢騷：“師長同志，從大反攻開始，我們就像救火隊一樣到處跑，今天都是第三天了，就沒有得到過清靜，沒準明天上級又會讓我們去救援什麼地方的部隊呢。……”
本來我背靠着椅背閉着眼睛在養神，聽到他說今天已經是大反攻開始的第三天，猛地想起好像這兩天還有一起重大的歷史事件要發生，連忙睜開眼睛，問：“今天是多少號？”
“12月8號。”
“今天是12月8日，那昨天就是12月7日了？”我有些不確定地問道。
對於我這個奇怪的問題，尤先科回過頭，不解地看着我說：“是啊，8號以前可能是7號，這有什麼可懷疑的？”
我連忙擺擺手，說：“沒什麼，我就隨便問問。沒事了。”說完又背靠着椅背閉目養神。
在我已知的歷史裡，正在向蘇聯提供大規模武器援助的美國，其位於珍珠港基地裡的太平洋艦隊，在12月7日清晨遭到了日本海軍的偷襲，由於美軍艦隊事先沒有防備，結果在空襲中損失慘重，多艘戰列艦被炸沉，航空母艦因爲沒在港內，才僥倖逃過一劫。
原本日方是想在襲擊前向美方遞交宣戰書的，但因爲日本駐美大使館未能及時解碼和打印這篇很長的國書。最後這篇宣戰書在襲擊後才遞交給美國，原本的宣戰就變成了不宣而戰，這個延遲增加了美國對這次襲擊的憤怒，這也是羅斯福總統將其稱爲“一個無恥日子”的重要因素。
從戰後的諸多分析資料來看，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一是偷襲珍珠港事件是真正的偷襲。二是美國人的陰謀，是故意讓偷襲成功的。
第一種說法當然是公認的歷史。而第二種說法，美國早已獲知日軍的偷襲計劃，珍珠港事變只不過是羅斯福的苦肉計。因爲當時美國國內孤立主義思想非常嚴重，使得羅斯福總統很多援助英、蘇、中等國的計劃受到掣制。而作爲極富遠見的傑出政治家，羅斯福很清楚，如果不及時援助正在艱苦奮戰的英、蘇、中等反法西斯國家，等到軸心國確實控制了歐亞大陸後，美國將無力獨自抵抗已經根基牢固的德、意、日軸心國。所以早參戰比晚參戰有利，但國內的孤立主義只圖眼前利益，不願參戰。因此羅斯福不惜以珍珠港爲代價，喚醒民衆的覺醒和敵愾，粉碎孤立主義思想。同時還必須讓日本偷襲成功，才能激起粉碎孤立主義者參戰的決心。
作爲一個穿越者，我更願意相信後一種說法，畢竟在珍珠港遭受襲擊的第二天，美國就正式向德國宣戰。如此一來，至少英美領導人對斯大林承諾的第二戰場，就不再是鏡花水月空中樓閣了。
不過我此刻考慮的不是這些，而是在計算時間，珍珠港遇空襲，是夏威夷時間的12月7日，那當時的蘇聯時間應該是12月8日。也不知道此刻倭寇對美軍的空襲是未來式、進行式，還是過去式呢？
正當我在胡思亂想的時候，車再次停了下來，隨即我便聽到了尤先科的聲音：“我們到了，師長同志。”
我下了車走進指揮部所在的建築物裡，進門時，門口執勤的戰士整齊地向我立正敬了持槍禮。一名執勤的中尉迎過來告訴我說：“集團軍參謀長同志，近衛第七師的師長格里亞茲諾夫上校和副師長瓦列裡中校，在會議室裡審訊俘虜。您想去看看嗎？”
我點點頭，淡淡地說：“帶我去看看。”
很快來到一個房間前，中尉輕輕地推開了房門，隨即他閃到了一旁讓我進屋。等我走進房間後，他又在外面將房門輕輕地帶上。
屋子很大也很暖和，對面靠窗擺放的那種大木桌後坐着的三個人都沒有穿軍大衣，除了近衛第七師的兩名師長，坐在正中的是人我不認識，但從他的領章看是名政工人員。牆角有名負責的戰士坐在凳子，附身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快速地寫着審訊記錄。桌子前側身站着名沒戴帽子的中尉，看樣子他是翻譯，正在講政工人員的話轉述給俘虜聽。
背對我坐着的是名德國軍官，他穿着軍大衣，佩帶着銀線盤花的肩章，不過卻沒有帶帽子，他的身後站着兩名挎衝鋒槍的戰士。
我沒有打斷政工人員的審訊工作，脫下軍大衣掛在門邊的衣帽鉤上，然後背靠在牆上，雙手交叉地抱在胸前，靜靜地聆聽這場難得一見的審訊過程。
“因爲……因爲……”德國軍官先是喃喃地說，突然出人意料歇斯底里地嚷起來：“你以爲我們不想盡快佔領莫斯科嗎？要知道，履帶式車輛是不大受惡劣道路條件影響的，但偏偏我們的多數車輛是輪式的。一個裝甲師的履帶車輛不到300臺，可輪式車輛卻有3000多臺，一上路全陷進去了。到11月上旬，大雨和爛泥把我們完全阻滯住了。好不容易等土地開始上凍後，車輛剛能行駛，從11月27日起又出現了罕見的嚴寒。我們的車打不着火，槍拉不開栓，燃料凍成了固體，在冰天雪地裡！沒有暖和的衣服！人幾乎要凍僵。……”
我剛纔進門時，政工人員剛好問完了問題，而翻譯說的德語我又聽不懂，所以壓根不知道他問的是什麼問題，看到俘虜的醜態，我不禁覺得暗自好笑。
“安靜！”政工人員猛地一拍桌子，頓時將德國軍官嚇了一跳，乖乖地安靜了下來。他又環顧左右，問：“誰還有問題？”見身邊的兩名正副師長都沒人回答，便從戰士做了個手勢，說：“先把俘虜帶下去。”
俘虜被戰士帶走了，我才迎着格里亞茲諾夫上校他們幾人走過去。
上校先向我敬禮後，指着身邊那位政工人員對我說：“集團軍參謀長同志，我來爲您介紹一下，這位是我師的政委列瓦茲·巴卡尼澤同志，前段時間他因爲養傷沒有到部隊，所以您猜沒見過他。”
“您好！政委同志。”我面帶微笑地向他伸出手去。
“你好！奧夏寧娜同志！”雖然上校還沒有向他介紹我是誰，但這位滿頭黑髮沒有一根銀絲的胖老頭已經用非常友善的口吻對我說：“我曾經聽斯大林同志親口提起過你，他還稱讚你是一位了不起的女英雄。”
雖然我始終面帶微笑，但對他的話卻不以爲然，心說你是誰啊你？斯大林會和你聊天，甚至還在聊天的過程中提到了我，這牛皮吹得可真夠大的。
上校湊到我耳邊悄悄地說：“集團軍參謀長同志，巴卡尼澤同志是斯大林同志的老戰友。他們之間有超過四十年的友誼，在沙皇時代，他們還曾經一起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過。”近衛師長的話，立即讓我改變了對面前這位政委的看法，原來這還是個大有來歷的人物啊，於是掛在臉上那禮貌的笑容在不經意間就變成了真誠的笑容。
我笑着問：“政委同志，您的傷全好了嗎？”
他笑着回答說：“謝謝您的關心，傷口已經全癒合了。在保衛斯摩棱斯克的戰鬥中，我的胸部被彈片打傷，在受傷的那一刻，我甚至以爲自己馬上就會死去。”他說着扭頭看了一眼旁邊的上校，用感覺的語氣說：“幸好是格里亞茲諾夫上校救了我，讓四名戰士將我從戰場上擡了下來，否則今天你也看不到我站在這裡和你說話。”
看到巴卡尼澤拉着我說個不停，上校微微地笑着說：“政委同志，集團軍參謀長同志才從前線回來，可能還沒有吃飯呢。您看，是否待會兒再聊。”
巴卡尼澤一聽這話，馬上笑着說：“你看你看，光顧着和你聊天，也忘記問你吃飯沒有。”他把手一擺，大大咧咧地說：“來吧，集團軍參謀長同志。正好我們剛纔在審訊俘虜，也沒顧得上吃，那就一起吃點吧。你先請坐！”
我和巴卡尼澤、格里亞茲諾夫三人回到桌邊坐下，副師長瓦列裡中校走到門口，打開房門衝外面喊：“勤務兵，快點去把準備好的晚餐端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