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曹真假黃鉞這“非人臣常器”，能戮節將（注37），看似是主帥，不過從《伐吳詔》（注18）中“徵南進運，以圍江陵，多獲舟船，斬首執俘，降者盈路，牛酒日至。”的一句，以及《文聘傳》中的“與夏侯尚圍江陵”一句來看，主帥是都督南方軍事、與曹丕關係極爲親密的夏侯尚，因爲若只寫上一個名字的話，只能是寫上主帥的名字。
至於曹真的都督中外諸軍事，不是一般人望文生義的都督中央與地方的意思，實際上是僅指京師中央軍：中，謂中軍；外，謂城（指洛陽城）外諸營兵，這情況直至東晉也是這樣（注38）。也正因如此，所以曹真有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權，《吳主傳》記錄“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曹真這上軍大將軍開府，以侍中辛毗行他的府屬之軍師（這也是《辛毗傳》提及曹真之因，因爲他不是行徵南大將軍的軍師）。
再輔以久徵沙場的兩個魏五子張郃與徐晃，其中徐晃還是曾與曹仁守過江陵的，以及久守江夏的文聘相助，或許再包括如前述分析的滿寵，這一路是最多曹魏名將參與的。
吳軍方面，主將是呂蒙眼中的替任者、“臨急膽定”的朱然鎮江陵，以前從徵多次，夷陵之戰負責斷劉備的後道，再加上江陵乃天下聞名堅城，曹仁能以此在無援軍的情況下面對周瑜軍死守一年；陸抗能以一副將守住羊祜軍的攻勢，而抽身破以西陵降晉的步闡。這就註定了魏軍要破江陵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孫權下令救援江陵的潘璋、諸葛瑾、楊粲等人中，軍事不是諸葛瑾其所長；楊粲只是個歷史過客，連個附傳也沒有，實力不明，所以救援大任就落在潘璋手中。
潘璋其人不但嗜酒、粗猛，更立軍市謀利，個人素質實在沒甚麼好說，不過孫權需要人才便因功忘過，因爲他打仗還是有一手的。合肥之戰前主要功績就是討山賊，亮點不多，但合肥之戰時張遼突襲，陳武陣亡，宋謙和徐盛敗走，潘璋這時斬殺逃軍使還戰，情形有點像于禁於淯水之敗斬已無軍紀的青州軍、後明辯是非先應付張繡追軍，爲曹操賞析。荊州之戰和夷陵之戰，其所部又成功生擒關羽和殺劉備護軍馮習。在這之前主要體現出是一個猛將，在當時吳的老一代名將多亡的情況下算是較理想的人選。三海在城東北。江陵以水爲險。孫吳時引諸湖及沮、漳水浸江陵以北地，以拒魏兵，號爲北海。赤烏十三年，魏將王昶向江陵，引竹戇爲橋，渡水來侵，朱績因退入江陵。孫皓時，陸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敕江陵督張鹹作大堰遏水，漸漬平土，以絕寇叛。鳳凰元年，羊祜以西陵降附，自襄陽引兵向江陵，欲因所遏水以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之，使鹹急破之。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功力。《讀史方輿紀要》卷78湖廣四
再引同卷，荊州府（江陵）北至襄陽府爲470裡，清每量地尺爲34.5釐米；三國每尺爲24.2釐米，也就是三國時代約爲670裡。再根據歷代名將、兵書的總結，軍隊的普通行軍速度爲每天三十里（注39），這代表二十天左右就能從襄陽直抵江陵。正如前述襄陽至江陵之間基本已成無人的真空地帶，魏軍歷次戰爭中也很輕易直抵江陵城下，因此陸抗鑑於孫皓時吳的國力，引水造北海是對的，名將羊祜也花了不少時間才能渡湖，但魏是次圍江陵，北海還沒出現，只有沮、漳水在江陵城北。浮橋就這樣順理成章的出現，也成爲日後導致魏軍退兵的主因之一。
曹丕身在宛城“爲其勢援”，夏侯尚等連屯圍江陵，孫權便於黃初三年十二月遣孫盛率萬人立圍塢於江陵中洲，以爲犄角之勢。江陵中洲，又名百里洲，顧名思義方圓百里，在江陵西南長江中。這島能耕種，日後還能成爲枝江縣縣治可見一斑（注40），確實可以作爲久屯之地，對魏軍的威脅不可謂不大。
所以明年正月，曹真遣張郃進攻，破孫盛後張郃據州上圍守，把朱然進一步孤立起來。孫權馬上令在**的諸葛瑾等人救援，他們與夏侯尚軍對江相隔，諸葛瑾渡入江中渚（即江陵中洲），而分水軍於江中。夏侯尚於晚上讓部分士兵乘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夜襲諸葛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並攻成功擊破之。**的援軍也被成功隔斷。這戰顯示出諸葛瑾“性弘緩”，讓他“推道理，任計畫”倒是可以的，但戰場訊息萬變，他根本“無應卒倚伏之術”，所以遲遲也無法解圍（注41）。
另一方面，江夏太守文聘也成功斷絕沔口（即夏口北岸）以東的吳軍增援，“止石梵（當在今湖北天門東南，漢水北），自當一隊，御賊有功”。參考建安十三年孫權討黃祖的戰例，《董襲傳》雲：“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栟閭大紲系石爲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漢水只需少量水軍就可以擔任阻隔的任務。孫權在二月老遠從彭蠡水（今鄱陽湖一帶）（注42）而千里迢迢“城江夏山”（即黃鵠山，今蛇山，與夏口對望），原因應該就是江陵形勢告急，那應該會遣援軍，何況孫權也斷不可能容許魏軍繼續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屯於“己之心喉”（注43）的夏口，所以《文聘傳》這條記錄當是事實。考《吳書》諸將沒有吳將成功突破文聘的防線，當然，孫權也可能認爲在南郡附近的吳軍已有力解圍而不增軍，但文聘應該至少打敗了在他南面的吳江夏太守孫奐。孫奐於建安二十四年後就接替其兄孫皎的江夏太守一職，直至死後由其子孫承“代統兵，領郡”，可見他是一直任江夏太守一職。孫權於曹丕死後率五萬圍文聘於石陽，《孫奐傳》也有提及其出兵助戰一事；文聘殺至江夏境內的沔口孫奐也不反擊，執行不抵抗政策嗎？
江陵形勢告急，就算孫權不讓他領部曲趕至江陵救援，助戰也是不可能不發生的。因此孫權築城於江夏山時不論是親征還是遣將擊文聘，是否此時才遣將往江陵增援，孫奐這江夏太守根本不可能沒戰事，但其本傳隻字沒有提及黃初三、四年的事，故原因之有一個：戰敗，所以本傳不寫。
另外，老將韓當在江陵之役時“保東南。在外爲帥，厲將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爲孫權所善。他的保東南按字面是解作江陵東南，但文聘軍既止石梵、屯沔口，解圍之援軍未必只有沔口以東的吳軍，也可能來自南郡附近的吳軍，韓當也正正是有此可能。
現在科技發達，還能用衛星作定位，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這兩地皆不是江陵的東南方向，但直到清代，中國的地圖還談不上完全的精確，參照一下清人江士鐸所繪的《水經圖注》就會明白，古人在繪太長的河流時只能是隨便的畫，若河流本從東南方向流，慢慢轉彎繞向東北方，古人也未必定能知道。夏水穿越雲夢大澤後與漢水匯合，然後就是流向沔口，夏水正正是在江陵之東南；西漢時期在江陵東方也有揚（陽）水，此水正好向東流，也與漢水相通。雖然杜預日後纔再次疏通揚水，揚水與漢水的匯合點就是揚口（今天門縣以南），但至少三國時期，也已經有零星的流域。
長江以南的油江口是諸葛瑾的守衛區，所以在江陵東南的夏水、揚水，應該就是韓當所保之“東南”了。當然，這僅僅是停留在推測當中，因爲還找不到更有力的證據證明韓當與文聘交戰。
回到主戰場江陵，城中守兵很多都患了腫病，尚有戰鬥能力的只餘下五千人。曹真等人築起土山，開鑿地道，建立樓櫓逼近城牆，箭如雨下，將士們都驚恐失色，朱然晏然無懼意，激勵士卒，趁敵軍出現戰術漏洞時攻破敵軍兩個軍營。魏軍圍攻江陵有六個月的時間，還沒有退軍。江陵令姚泰率領軍隊守備北門，發現城外敵軍衆多，城中守兵少，穀物糧草將盡，趁機
與敵軍勾結，圖謀作爲內應。準備要發事的時候，奸計被發現，於是朱然按軍法處斬了姚泰。孫資日後追述曹丕的評語：“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注28）。”
魏軍退兵的轉捩點發生在黃初四年三月，當時江水（即今天的長江）淺狹，夏侯尚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正如前述百里洲能耕種，確可爲久屯之地），結果魏軍日渡不絕、南北往來，很多人多以爲江陵必可拔。可惜吳軍的潘璋鑑於魏軍勢盛，而江水又淺暫不交戰，領軍到魏軍的上流五十里，因爲他已看出勝負的關鍵：“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
正當上萬魏軍也許改姓孫之際，幸好魏軍也有人看出這禍害，這人就是董昭了。他上疏曹丕說：“武皇帝智勇過人，用兵卻很謹慎，從不敢像今天這樣輕視敵人。打仗時進兵容易退兵難，這是最平常的道理。平原地帶沒有險阻，退兵都困難，即使要深入進軍，還要考慮撤退的便利。軍隊前進與後退，不能只按自己的意圖行事。如今在中洲駐紮軍隊，是最深入的進軍；在江上架設浮橋往來，是最危險的事；只有一條道路可以通行，是狹隘的道路。這三者，都是軍事行動的大忌，而我們卻正在做。如果敵人集中力量攻擊浮橋，我軍稍有疏漏，中洲的精稅部隊將不再屬於魏，而爲吳所有。臣對這件事非常憂慮，寢食不安，而謀劃此事的人卻很坦然，毫不擔憂，真令人困惑不解！加之江水水位正在上升，一旦暴漲，我軍將如何防禦？就算無法破敵，因應保全自己，爲什麼在這樣危險的情況下，不感到恐懼呢？事將危矣，希望陛下認真考慮！”
正如前述，曹丕至少還能看中出劉備於夷陵的問題所在，還不是軍事白癡，醒悟後馬上下詔令夏侯尚等人迅速退出百里洲。此時吳軍已兩面並進，魏軍大隊人馬只從一條通道退卻，擠在一起，一時很難退出，魏將石建、高遷僅得自免，最後勉強撤回北岸。潘璋本來已制好蘆葦筏子，準備燒魏軍的浮橋，恰巧夏侯尚率兵退回，未得實施，周瑜於赤壁的一幕無法讓潘璋重演。十天過後，江水暴漲，曹丕便贊董昭預料得真準確。再加上此時又傳來了大司馬曹仁兵敗濡須的消息，就以瘟疫爲由，曹丕遂命令各軍全線撤退。朱然在外無援，內有謀叛，地道、樓櫓猛攻，加上瘟疫，有戰鬥力的己軍不滿五千員的情況下，也能死守江陵達六個月之長，由此名震魏國。
這戰雙方的總傷亡數字，史料交代得太少，很難像前兩戰那樣分辯出誰是勝利的一方，假如沒有董昭，或許是魏敗北告終，這就不能不說夏侯尚與一衆身在江陵的魏軍，運氣比攻濡須的曹仁軍好了。
張郃破孫盛萬人而殺敵的數字史書沒有記錄，唯一可以參考的數字只有《魏書》所引曹丕的《丙午詔》：“左將軍張郃等舳艫直渡，擊其南渚，賊赴水溺死者數千人。”相對於前述的洞浦和濡須，這次倒靠譜很多，因爲其後吳軍攻屯於百里洲的魏軍，魏軍僅能從浮橋退兵，擠在一起，魏將石建、高遷僅得自免；張郃破孫盛於此孤島，戰敗而來不及登船，一萬吳軍中溺死者數千（應該也包括了戰敗的吳軍），比較接近事實。但反過來說，駐於百里洲的夏侯尚軍損折人數也許也有數千。
夏侯尚和文聘擊破解圍的吳軍，到底殺傷了多少？不知道。正如圍城的曹真和守城的朱然，各自的傷亡數字也是無法得知。衛覬當年認爲關中諸將無爭雄天下之志，只需加爵號、得其所志，宜爲後圖；不應遣張魯今他們自憂而反。但這需時太長且內容較爲空洞之議，不爲曹操所納，繼續實行他的伐虢取虞之計（注44），關中之戰就算是曹操勝了十萬關中聯軍，但還是雲死者萬計（注45）。因爲衛覬當初認爲別出兵，所以本傳就強調其負面結果，所以《賈詡傳》所說的“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也是沒有太大的參考價值，因爲賈詡不贊成曹丕出兵。至於蔣欽之子蔣壹到底是在百里洲、夏侯尚絕諸葛瑾、還是曹真圍江陵期間戰死，史料不詳故無法確定。
至於退兵之因，魏廷當年公報的官方答案是這樣寫的：“又爲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賊中癘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染污。昔周武伐殷，旋師孟津，漢祖徵隗囂，還軍高平，皆知天時而度賊情也。且成湯解三面之網，天下歸仁。今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禽。且休力役，罷省繇戍，畜養士民，鹹使安息。”因爲曹丕心腸好所以才放你一馬......廢話連篇，不是曹丕不想取江陵，只是取不了。
是否如《夏侯尚傳》所講的“會大疫”呢？合肥之戰也是有大疫，但吳軍退兵主因在《張遼傳》已交代得很清楚，被張遼的衝陣弄至“吳人奪氣”，士氣低迷、破城無望才被迫放了曹操大軍遠在漢中無法救援這奪合肥的大好良機。
瘟疫確實會造成士兵戰鬥力下降，但也是雙向的，魏軍有此問題，吳軍一樣會有，病毒是無差別的侵襲人體。這又不是像以後英法百年戰爭中的黑死病這麼厲害，可以迫使交戰雙方被迫停戰，曹操更把赤壁之敗說成：“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注46）。”所以瘟疫不是退兵主因。
也許有人會認爲曹丕不想承受魏軍因瘟疫而有較多的陣亡人數才退兵，但我也可以擡槓說曹丕願意忍受這結果也要圍城直至城破，不願放棄辛辛苦苦才造成的陷百里洲、隔夏口這樣的有利條件，反正根本沒有史料表達出曹丕當時心中想甚麼。研究歷史切忌把自己代入成主人翁，我們所想的未必是當時主人翁心中所想！
潘璋的火攻也不會是最終的主因，因爲還沒有實行過，魏軍的主力仍在，還有交戰的能力。江水其後暴漲，也不是沖毀了魏軍駐營。當時江陵不像襄樊之戰時下暴雨，于禁之事重演的機率不太大。在江陵戰場沒有糧草補給困難的史料，主力仍在，魏軍是有條件繼續圍城的。
其實主因就是朱然才讓圍城的曹真無計可施，有造反者也讓朱然發現。再加上主力被擊退導致其他各路退兵，這樣的例子有：諸葛亮第五次北伐邀得孫權起兵響應，但曹睿救合肥新城，加上滿寵的傑出表現讓孫權退兵，結果向廣陵的孫韶、攻襄陽的陸遜一同退兵；《建康實錄》壓根沒有提及江陵之戰，只有濡須之戰；以及江陵初定，經濟、人力等等因素還是以三吳地區爲主，所以曹仁軍這打算直插三吳的利劍纔是魏軍的主攻部隊，歷代北滅南的都是以從歷陽至採石爲主（注29），故曹仁戰敗曹丕也只好下令夏侯尚、曹真等退兵。
三路伐吳最終以無功而返告終。曹植日後在《與司馬仲達書》中總結了吳國充分發揮江淮、江漢間不利於魏國騎兵的地理優勢：“以洲渚爲營壘，以江淮爲城塹。”（注47）
歷史謎團
實陸遜應該纔是東吳名義上的主帥，只是堅守江陵的朱然實際上長時間迎戰魏軍，纔是魏軍的主要敵將，用抗戰國軍的戰區司令官與敵前總指揮來形容陸遜和朱然，可能會容易理解一點；孫權當然有權在全國作出任何的軍隊調動，因爲他就好比是蔣介石，但由於前述文聘的阻隔（以及沒有吳軍突破文聘防線而增援的記錄），加上孫權可能應付多線作戰，也不會把所有精力放在江陵之役上。
爲甚麼說陸遜是江陵之役的主帥？因爲目前爲止，有文獻記錄和出土實物，互相印證了這事。《建康實錄》在提及了曹休等來犯後就接著寫：“權令呂範、諸葛瑾等緣江守備，拜陸遜爲輔國大將軍、郢州牧，封江陵侯、假黃鉞，渡江拒魏，以將軍朱桓爲濡須督，封新亭侯。”這段話雖然在陸遜升職時間和職位與《三國志》有出入，但孫權在安排將領迎戰魏軍方面，各人也有自己所負的責任，陸遜“渡江拒魏”這句是因爲句子前後倒置纔出現在這段的可能性是基本沒有，而且根本提也沒有提及鎮江陵的朱然，僅有督**的諸葛瑾，可見江陵之役是由陸遜作主帥。
文物方面，現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館，在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於陝西西安市南郊
出土的《曹真碑》有一句話：“□冬霜於陸議，奮雷霆於朱然”，曹真之前大部份的征戰皆是發生於西方，這次南征纔是其第一次與吳交戰。圍朱然於江陵記作“奮雷霆於朱然”，那“□冬霜於陸議”呢？所以只能理解成陸遜是這次吳方的主帥，否則《曹真碑》不可能提及不是交戰對象的陸遜。
《曹真碑》也有主帥在後方有功的邏輯思維，例子是蘇則和張既的平河西，因爲曹真是鎮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所以曹真也能沾點功勞：“張掖張進”這四個字以後說甚麼，因爲碑是殘碑所以不得而知，但肯定是指蘇則討斬張進一事，因爲曹真曾遣費曜，儘管《文帝紀》和《通鑑》把平定叛亂的主帥記爲蘇則；“羌胡誑之□□□張羅設陷阱之坑網”發生於討斬張進之後，這裡的羌胡應是指涼州盧水胡。張既在這戰先用聲東擊西之法佔武威，然後誘敵深入破敵，這應該就是如《曹真碑》所講的設陷阱，由於是役張既遣曹真屬下費曜征戰，極可能是曹真遣費曜讓張既節度，所以曹真也能沾光。
《明帝紀》也有“右將軍張郃擊亮於街亭，大破之”一句，但實際上只是張郃擊破諸葛亮的馬謖，擊破敵軍某部也可以被寫成打敗後方的敵主帥，因此曹真到底是打敗陸遜還是打朱然軍連同後方的陸遜也被寫上，必須要弄清陸遜到底是否真的沒有親至江陵，因爲上述的兩條資料只能證明陸遜間接參戰，像雙方君主曹丕和孫權一樣，雖是出征，但只是在後方。
其實最重要的證據就是來自成書於唐的《元和郡縣誌》。儘管當中的山南道一，也就是講述夷陵的那一卷已散佚，不過成書於南宋的《輿地紀勝》，其中的峽州條引錄了《元和郡縣誌》的記錄，證明陸遜在破劉備後是還屯夷陵的：“西陵峽，在夷陵西北二十五里。《吳志》雲：‘陸遜破劉備，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即此也。”
可能有人還不認同這條史料，並質疑此乃王象之的誤記，但陸遜還屯夷陵的記錄亦同樣爲《通鑑地理通釋》所引錄，見卷十二。至於李吉甫記錄唐時的《三國志》更爲接近事實本貌，之前評論臧霸攻徐陵實乃“燒攻城塹”，即爲一例。
古藉因年代舊遠，傳抄的人間中抄錯一兩個字、脫句，時有發生。《舊五代史》散佚後還要靠《永樂大典》，再引用《冊府元龜》、《資治通鑑考異》等書所引用的《舊五代史》材料作補充，才大致恢復了原來面貌的十分之七八，所以根本沒理由懷疑八百多年前王象之等人所看見的《三國志》不是更接近陳壽的原文，何況陸遜還屯夷陵還能從現存《三國志》的版本中作推測。
《陸遜傳》雲：“（黃武）七年，權使鄱陽太守周魴譎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爲大都督，逆休......遣還西陵。”陸遜於石亭之戰破曹休後寫的不是“遣督西陵”，而是“遣還西陵”，那分別就大了，前者的話就代表陸遜之前不是在西陵而後者標示陸遜在石亭之戰時身在西陵。再加上《步騭傳》在其後一年指出：“是歲，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可見陸遜以前就是都督西陵。
而兩年前在《吳主傳》記錄了“陸遜以所在少谷，表令諸將增廣農畝”一句，正如前述，江漢平原以及附近的雲夢大澤是荊州農業區的核心，若陸遜在江陵或**的話，軍屯後不太可能還“所在少谷”；相反，若是身在非江漢平原的西陵，就比較合情理。再鑑於東吳是實行部曲制，以及督某地的將領，死後通常也由子孫所繼任（注48），鑑於《陸遜傳》從來沒有提及他何時都督西陵，但可以肯定建安二十四年他這宜都太守身在縣治夷道（今湖北宜昌），而不是夷陵（注49）。
追溯到黃初三年，劉備聞魏軍出兵後書與陸遜雲：“賊今已在江陵，吾將復東，將軍謂其能然不？”（注50）；《先主傳》還雲當年十月：“孫權聞先主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陳壽正文和裴注讓我們知道劉備雖然敗走至白帝，但不能說等同對吳再無任何威脅，就算日後鄭泉和宗瑋互相往來，吳漢已復通。
還有，正如前述孫權因揚越蠻夷而影響江邊兵力，以及步騭在夷陵之戰後還要討平“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處阻兵”，這時開始督“國之西門”的西陵不是不合情理的。若史書沒有明確指出某地之督移屯或參戰，他應該是仍然留督；因此綜合來說，夏侯尚圍朱然於江陵時，若陸遜如《建康實錄》所說有拒魏的責任，陸遜渡江至夷陵，既可防蜀漢，又能隨時增援己軍，這個應該纔是事情的真相。
既不與《建康實錄》相沖，若應用《明帝紀》張郃破亮於街亭的邏輯，《曹真碑》的話和陸遜還屯夷陵是可以共存。《曹真碑》與一般碑文一樣，儘可能把所有功勞都加於主人翁身上。當然，孫權也可能僅僅是給予他拒劉備的任務。反過來說，若陸遜親自到前線而敗北，可以說是隻字不提之因，但問題是輸得更慘的呂範，一樣有記錄見於《三國志》。就算陸遜曾吃敗仗，但吳軍最終還是防衛江陵成功，已親至前線的陸遜也算有功，但何解沒有記錄？正如前述曹操和曹丕的南征，一樣會有蛛絲馬跡留下，魏軍諸將的本傳何解根本沒有曾破陸遜這一回事？
就算擁有政治壓力強如已登基的李世民，想把自己的帝位來個名正言順，結果從起兵反隋的首謀開始，讓史官修改史實，不斷借各人對話、行事來證明他是合法的繼承人、受命於天，但結果呢？不止官修的《舊唐書》也有其他傳志透露出起兵反隋首謀是李淵，連唐太宗、唐高宗時人所寫的《大唐創業起居注》也透露了，那宋代所重修的《新唐書》也就見怪不怪。
當然，嚴可均在《全唐文》也輯錄了這樣的資料（注51）。所以就算陳壽受了陸遜子孫的壓力而不得不替其先祖有所隱瞞，本人已很難把所有證據也從整本《三國志》中抽離。同時期其他史家所寫的《魏略》等等，裴松之也收錄過，就算沒有被收錄的，《通典》、《太平御覽》、《全三國文》等呢？後代人所翻寫的史書如《建康實錄》、《續後漢書》等呢？這機率也未免低得更乎不可能了吧。
因此從文獻記錄、陸遜駐守地分析的佐證和假設真有其事而逆向搜索，也沒有任何實則證據證實陸遜曾吃敗仗，所以江陵之役時陸遜鎮夷陵，沒有實際參戰。
後話
撕破臉皮後孫權也不再有所顧忌，先找一些叛將開刀：前戲口守將晉宗殺王直並以衆奔魏，魏任命其爲蘄春太守，之後一直侵擾邊境。魏軍退兵的三個月後，即六月，令賀齊出兵，生虜晉宗，蘄春郡復爲孫權所得。
三家從此起了微妙的變化，首先是正如前述，兩家已經開始遣使，蜀吳復交，但魏吳暫時還未絕交。曹丕退兵後的一個月，劉備也於黃初四年四月病逝。劉禪雖然繼位，但“政事無鉅細，鹹決於亮”、“政由葛氏，祭則寡人”。由於漢嘉太守黃元、南中諸郡反，諸葛亮急需應付夷陵戰後的內憂外患；孫權也需要蜀漢以爲犄角之援，結果鄧芝的出使，重新鞏固了雙方在劉備死後仍然連合。孫權響應蜀漢，遂自絕魏，自此蜀吳“聘使往來以爲常”、“信使不絕”。
另一方面，曹丕自從黃初四年的無功而還後，明年御駕親征，兵出廣陵。孫權遣徐盛於京城迎敵。徐盛用疑兵計：“植木衣葦，爲疑城假樓，自石頭至於江乘（今江蘇句容），聯綿相接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曹丕便嘆：“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途中還遇上暴風，幾至覆沒。後年再次出兵，期間討平了利城兵變，軍至廣陵故城，但面對吳軍嚴陣以待，水面結冰，船隻不得入江，哀嘆：“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退兵時還被吳兵截殺，數千戰船擱淺動彈不得，幸蔣濟獻計遏斷湖水，船隻才得以駛入淮中得脫。也許曹丕如田餘慶先生所推斷只是爲了徹底解決青、徐豪霸的問題才頻頻軍至青、徐（注13），但親征的用兵效果極差還是事實。黃初七年（公元226年）曹丕回到洛陽不久就病逝了，魏的戰略進攻也隨著期後諸葛亮的北伐而改變爲戰略防禦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