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黃初三年（公元222年），也就是劉備爲陸遜敗於夷陵，退走白帝的那一年。正當徐盛、潘璋等議乘勝追擊劉備之時，陸遜、朱然等卻認爲曹丕擁大衆，明爲相助，實則暗藏奸心，所以不再追擊。果然，曹丕欲遣辛毗、桓階往與盟誓，並徵孫權的太子登入朝爲質，爲孫權拒絕後，便於九月遣三路大軍來犯：東有曹休、張遼、臧霸出洞浦口；中有曹仁攻濡須塢；西有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江陵。孫權的對應就是遣呂範等督五軍，以舟軍拒曹休等；以朱桓爲濡須督拒曹仁；諸葛瑾、潘璋、楊粲救朱然於南郡。
曹丕徵吳之前曹魏與周邊的政治環境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襄樊之戰後不久，一代歷史巨人、曹魏的實際創建者、超世之傑曹操在洛陽病故，突然羣龍無首導致朝野危懼，再加上百姓的勞役頗苦、疫疾，已經出現零星的軍隊騷動；邊民不是亡逸山中就是逃至外族；叛服無常的涼州地方勢力乘機判亂。（注3）儘管已被曹操立爲太子，但他的王位繼承權還是受到兄弟的質疑。（注4）不過曹丕得司馬孚、和洽、陳矯等擁護下，（注5）很快就順利繼爲丞相、魏王。
然後以賈詡爲太尉、華歆爲相國、王朗爲御史大夫，是爲魏國三公；以夏侯惇爲大將軍、曹仁爲車騎將軍，都督荊、揚、益州諸軍事、曹洪爲衛將軍、夏侯尚爲中領軍、曹休爲領軍將軍、曹真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吳質爲北中郎將，都督幽、並諸軍事，把中、外軍政大權都掌握在宗親、親信之手。這是必需的，漢、魏之際政局不穩，還有甚麼盡用譙、沛人士（曹操就是沛國譙縣人）來當城守的瘋言（注6）。槍桿子出政權下，讓宗親、親信掌握地方軍事大權已經算得上最溫和了。同時也禁止宦人干預政事，黃初三年九月《甲午詔》擴大至婦人與外戚。
民生方面，允許百姓進入國家禁苑；將關口渡口之稅都恢復到什一；又派遣使者循行郡國，有違理掊克暴虐者，舉其罪。
在尊孔崇儒、下詔選用賢智之士之外，最重要的是採陳羣的九品中正制，這選吏的劃時代方法，一方面穩住大族之心；另一方面由吏部選用人才，即意味着減少公卿二千石闢用屬員名額，有助於加強皇權；也可以讓漢魏之際已敗壞的察挙辟召制中，（注7）得到另一個可行的方法。但不是代表就完全廢掉察挙辟召制，因爲曹魏以後一樣用這方式來吸納人才，比方王基。
人們經常譏議丕對曾與他爭爲太子的曹植很刻薄，根據史書材料看，丕對曹植還不是很刻薄的。比如當曹操考慮是否立植時，邯鄲淳曾在操面前“屢稱植才”，由是“丕頗不悅”。但丕爲帝后，雖殺了擁戴植最賣力的丁儀、丁廙並其男口，可是曹丕始終沒有對邯鄲淳進行報復，還以他爲博士、給事中。說明丕對其政敵也並非皆刻毒。丕雖壓抑曹植，但畢竟沒有置之於死地。從丕的政治設施來看，也有些不錯的。拿丕與其他封建帝王相比，尚屬中等偏上者。（注8）
內政算是暫時穩定下來且慢慢踏上軌道，外交方面，濊貊、扶余單于、焉耆、于闐王皆各遣使奉獻；武都氐王楊僕率族人內附。孫權除了在曹丕的一次南征有軍事衝突外，奉貢、稱臣、遣返戰俘朱光和于禁等，而曹丕也暫時滿足於孫權的屈服，把荊州諸郡另立郢州，讓孫權統有荊州以作迴應，並沒有進一步的行動。曹操的宿敵劉備，在曹丕代漢稱帝后，因爲傳言獻帝已經被害，自立爲天子。本來應該如趙雲所諫先滅在他們立場的漢賊曹魏，但劉備恥於關羽被害，也可能要維持《隆中對》的“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這戰略考慮下東征。孫權因由於這一暫時無法妥協的敵對勢力下，暫時委身向曹丕稱臣，避免同時兩面受敵。也就是其本傳所述的“初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這點在《建康實錄太祖上》就總結得很明白：“劉備稱帝號於蜀，即黃初二年也。時權在**，聞之，自**下都鄂，改鄂爲武昌。召問知星者，將定三分之計......諮還說權曰：‘臣觀北方，終不能守盟，朝廷承漢四百之餘，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人。’權納之。”夷陵之戰最終以陸遜勝利告終，留在江北的蜀將黃權因爲迴歸無望，又不想降吳，結果降魏。
在曹丕稱帝不久，曹休爲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接替夏侯惇屯駐汝南郡召陵縣，負責抵禦孫權，就發動了三路征戰前的前哨戰。少年時曾旅居江東的曹休可能比較熟悉當地環境，先破歷陽（今安徽和縣）、後燒蕪湖營有功而被遷作徵東將軍，曹丕期後徵孫權便以曹休爲徵東大將軍督張遼等二十餘軍，已經可以明確表明，早在曹丕分三路伐吳前已命曹休徵吳；《公卿上尊號奏碑》更把此役的發生時間鎖定爲曹丕代漢（黃初元年十一月）以前，因爲碑中明確肯定了當時曹休已是“使持節、行都督督軍、領揚州刺史、徵東將軍、安陽鄉侯”，再加上這一件事發生的時間爲夏侯惇死後（夏侯惇死於延康元年四月），曹休被任命爲鎮南將軍以後；所以此役是發生在公元220年，也就是曹丕南征，使曹休從歷陽渡江。用兵過程，據孫權遣浩周與魏王曹丕的箋所述：“近得守將周泰、全琮等白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徑到橫江（今安徽和縣東南），又督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琮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爲兵馬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卒得此問，情用恐懼。”（注10）屯牛渚的全琮戰敗後曹休直至蕪湖，燒掉孫權的士家數千營。也許會有人認爲把曹休的軍事挙動算進曹丕的南征會有點勉強，其實還有曹操於建安十四年的徵吳爲旁證。正如前述，曹丕從徵孫權曾作《浮淮賦》，根據其賦內容“建安十四年，王師自譙東征，大興水軍，泛舟萬艘。時予從行，始入淮口，行泊東山”，得知是發生在建安十四年的事，而《武帝紀》則記錄作：“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曹操沒有發生過戰鬥，表面上看似是到合肥開芍陂屯田，但實際上《三國志》、時人繁欽作的《徵天山賦》有旁證、《後漢記》有實質證明這一被遺忘的出征（注11），只是曹操本人留在後方以備隨時支援，像襄樊之戰時納桓階議（注12），不與徐晃一起征討關羽罷了。
那曹操軍這次與孫權軍有過交鋒嗎？答案也是有的。
陳蘭、梅成這兩股袁術殘餘勢力從揚州刺史劉馥於建安五年上任後就一存存在，擁衆數萬；建安十四年曹操遣于禁、臧霸等討梅成，張遼督張郃等討陳蘭。但于禁中了梅成的僞降計，讓他能與陳蘭一同轉入灊山。灊中主峰天柱山有天險，但爲勇將張遼一鼓作氣，“勇者得前”率軍討斬陳蘭等。同時臧霸被別遣至皖討韓當使孫權不得救陳蘭，兩破韓當於逢龍、夾石，追至舒口；孫權又遣數萬分兵陳蘭屯舒口，得知臧霸至而退兵。張遼和臧霸是同級，根本不可能是張遼別遣臧霸，所以應是曹操下令。孫權出兵救陳蘭，可見陳蘭極可能已降於孫權，但最重要的是臧霸數破孫權軍。
回到曹休破歷陽、渡江襲蕪湖營這一事，其實算是有相當的戰略意義，因爲這標誌著曹軍非一定強攻濡須，可以繞過它渡江進攻三吳，這對比起《後出師表》中曹操“四越巢湖不成”，有一個新的戰略方向和不錯的開始。延康元年這次南征是否如田餘慶先生論爲，“大軍南征”時別遣滿寵到精湖（即津湖，今江蘇高郵境內）（注13），與吳對峙期間擊破十部夜襲之兵呢？我認爲是值得商榷。
從時間上來分析，同年七月孫權遣使奉貢，如同前述曹休襲蕪湖也是發生在七月，所以滿寵這次軍事行動也只能在延康元年七月內發生，否則很難理解曹孫雙方在孫權奉貢後仍然會處於交戰狀態。那麼至精湖前滿寵還參與江陵之役，參照建安二十年七月劉備聞曹操定漢中後與孫權和議，八月孫權攻合肥一事，滿寵的行軍速度就算比孫權軍還快速一點，江陵之役最遲也要於延康元年六月完成。正如前述，除非是曹丕下令，否則滿寵斷難單獨率軍攻江陵，何況江陵城堅，也應有其他人相助才行。
最合理的原因是因爲孫權擅取曹丕下令放棄的襄陽，曹丕詔令曹仁與徐晃(、呂常？）（注14）破陳邵、奪回襄陽後再讓滿寵攻江陵。朝延決定詔令鎮襄陽的曹仁至宛城是發生在他被拜爲車騎將軍之後，曹仁遷作車騎將軍的具體月份雖不可考，但斷不可能比“特見親重，出入臥內，諸將莫得比”，同年三月才拜爲大將軍的夏侯惇更早。再粗略估計一下期間發生的事所需的時間，據孟達日後的分析：“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假設從朝議至曹丕的詔令下達至襄陽的曹仁，約半個月；曹仁把兩城的吏民遷移至南陽，一個月吧；孫權的細作得知消息，傳予在**的孫權後，靜觀其變一段短時間，才令陳邵逆漢水而襲取襄陽，一個月不算太長；曹仁得知陳邵據襄陽而上報朝廷，朝議後決定詔令宛城的曹仁出兵，文書來回一個月；曹仁和徐晃渡漢水破陳邵奪回江陵，再讓滿寵至江陵，半個月真的是最理想的了。估計起碼需時四個月，明顯超出了前述的曹仁爲車騎、孫權奉貢的時間範圍。
從邏輯上分析，若魏軍在六月前取得襄陽、江陵的勝利，那麼同年秋天柤中蠻王梅敷又怎會帶同南陽陰、酇、筑陽、山都、中盧五縣民五千家來附？還有，曹仁在奪回襄陽後遣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於漢北，哪有可能在眼皮下讓這麼多人投奔孫權？何況曹丕在曹仁取襄陽、徒依附民後拜他爲大將軍，時間爲黃初二年四月，換言之徒依附民花了半年以上？！
所以曹仁奪回襄陽應是發生在延康元年秋天以後，這才能理解梅敷的投孫行爲，以及曹仁爲甚麼要徒依附民，避免勞動人口進一步的損失。滿寵的江陵之役也當是黃初三年的從徵有功；至於滿寵至精湖，也應如盧弼所言：“精湖，詳見《蔣濟傳》，爲黃初六年事，此傳誤書在黃初三年之前已，前後倒置。又承上文，文帝即王位而言，益覺界限不明。”是的，《滿寵傳》中的錯亂甚多，像其後他和曹休一同出征放在太和三年後則是另一明證，因爲曹休死於太和二年。
曹丕戰前的策略
其實早在延康元年（注15）“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兵”時詔議“當興師與吳並取蜀不”？王朗認爲：“天子之軍，比華山、泰山還要重大，誠宜坐曜天子之威嚴，不動若山。假使孫權親與蜀賊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戰事不能迅速解決，必須出動軍隊來實現平定天下之勢，然後宜選謹慎持重之將，進攻寇賊之要害，觀察時機而後動，選擇地形而後行，一舉成功而不留後患。今孫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就不要先徵。況且雨水方盛，並非行軍動衆之時。”
王朗後半段說不要先出
兵替孫權檔兵，且雨季時不是行軍的好天氣是對的；前一句也是對，他們實力不相伯仲，先讓他們互鬥耗損實力。但中間最關鍵的方法，目標和思路不太明確，遣一持重之將隨後進擊，到底是首先討伐誰？劉曄其後本來就把這關鍵的一步明確起來，偏偏曹丕不聽，且用實際行動來反證劉曄的話是對的，因爲他在陸遜敗劉備於夷陵後親征並遣將三路伐吳也敗北而回。
當初孫權遣使求降，曹丕問劉曄的意見。劉曄認爲：“孫權無故向我投降，一定是內部發生危機。孫權不久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劉備怒，必大興師討伐他。孫權外有強大的敵寇，部屬心情不安，又恐中國（曹魏）乘機進攻，故委地求降，一可防止中國之兵，二則藉助中國之援，以強其衆而迷惑劉備。孫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如今天下三分，中國十州中有其八。吳、蜀各僅保有一州，憑恃險要，依託長江大湖，有急難時互相援救，這樣纔對小國有利。如今還自相攻伐，真是天亡他們。我們應大舉進兵，直接渡江襲擊孫權。蜀從外部進攻，我們從內部偷襲，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立。即使讓蜀佔了吳的一半之地，蜀固不能久存，何況蜀只得到吳的邊遠地區，我們卻能得到吳的本土！”曹丕說：“有人投降稱臣，我們卻討伐他，會使天下願意歸附我們的人產生疑心，不如暫且接受吳的歸降，襲擊蜀的後路？”劉曄回答：“我們距蜀的路途遠，但靠近吳，蜀知道中國伐之，便會還軍，不能止啊。今劉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聽說我軍伐吳，知道吳必亡，將會很高興地迅速向吳進軍，同我們爭奪、分割吳的疆土，而決不會改變計劃，抑制自己的怒火去救援吳。”但曹丕還是不聽，接受了孫權的歸降。（注16）
這又是曹丕的戰略眼光不足，因爲他既不知蜀中的山路進軍的速度遠不如渡江至吳爲慢，這也就是蜀遠吳近之理。伐蜀是沒用的，因爲是劉備伐孫權，你趁機伐蜀只是替孫權解圍；孫權只想取荊州，暫時還無意侵蜀。曹丕的戰略考慮根本是白擔擾，因爲孫權只是暫降，避免兩面受敵，當時中國除了劉孫兩家外就只餘下了已臣的遼東公孫氏，不像是羣雄並起的年代。也許他真的是部份了劉曄的部份意見（伐吳不是初衷），但時間卻選擇得極壞，在陸遜已擊退劉備後，孫權已能騰出兵力來應付魏的入侵了。
還有，曹丕真的有點輕敵和麻痹，認爲孫權真的會納質入朝，所以對東里袞回答曹丕謂“其（孫權）不可必服”當作耳邊風，而盲目相信同使的浩周的一番“權必臣服”的話，聽後很高興，以爲“有以知之”（注10）。孫權若真的沒有野心，繼兄業後不久就納質了（注17），赤壁之戰前也不降，哪有可能坐擁三州後才納質、真心稱臣呢？
當曹丕不聽劉曄的建議欲封孫權爲吳王時，劉曄又勸諫，因爲王位地位太尊“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爲虎添翼“我信其僞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爲虎傅翼也。”、增加日後用兵的難度“既受王位，卻蜀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爲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子女以爲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這番真知當然又是換來曹丕的不理會。
假如陸遜等人入蜀追擊劉備的話，曹丕其後才攻吳或許在時機選擇上還不算大錯，可惜陸伯言可不是曹子桓。當劉備敗退至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請求進攻。孫權便問陸遜，陸遜與朱然、駱統以爲“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奸心，謹決計輒還。”結果因爲孫權與陸遜皆在，正好印證了賈詡在以前回答曹丕的話：“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議（陸遜本名爲議，當時還未改名）見兵勢，據險守要，泛舟江湖，皆難卒謀也。”
曹丕出兵後孫權卑辭上書，假意說：“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曹丕便回答了一封很長的信，包括贊其討劉備的功業，然後指出他的行爲引起朝臣疑慮：“三公上君過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疑，猶冀言者不信，以爲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踐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最後強調必需送質，孫權當然不會理會，遂改年號爲黃武，不再用曹魏正朔，臨江拒守。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孫子兵法始計第一》
其實曹丕三路伐吳之戰，勝負一早已分，戰略上曹丕完敗予孫權和陸遜。
三國志魏書王朗傳》的原文是“建安末”，但納其計的人是“帝”而不是“太祖”，所以只能是曹丕；曹丕繼爲丞相、魏王時已把建安的年號改爲延康。然後就是說王朗於黃初中的事了，因此應是發生於公元220年。
洞口之戰、京城之戰役
大司馬及徵東諸將，卷甲長驅，其舟隊今已向濟。”《伐吳詔》（注18）這一段話算是瞭解曹丕當初的戰略方向的第一手資料，有別於日後總結的《吳主傳》的總結“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到底曹丕當初是把督荊、揚、益州諸軍事，屯合肥的大司馬曹仁與徵東大將軍曹休看成一路，還是分開，以曹仁攻濡須渡牛渚、曹休出洞浦口順流渡京城呢？
從資料文獻來說，應是前者爲主，因爲曹丕在稍後時間收到曹休請渡江的表時是“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注19），這表明了曹丕起碼是在曹仁還沒有突破濡須的情況下就讓曹休渡江，當然也許壓根子就沒打算讓曹軍渡江。《建康實錄太祖上》雲：“魏命曹休、張遼等諸軍大出，數道來迫......魏密遣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退，諸軍乘勝破曹休、張遼等，魏引退。”許嵩除了誤把早已結束戰事的曹休軍（黃初三年十一月）誤寫在曹仁敗退後（黃初四年三月），變成爲吳軍乘勝追破外，他所言的這兩兩路曹軍實則相輔相成，互爲聲勢這點倒可以肯定。
再考究一下洞浦口的地點就可以更加清楚，胡三省雲：“又據《晉書譙王尚之傳》，桓玄攻尚之於歷陽，使馮該斷洞浦，焚舟艦。則洞口在歷陽江邊明矣。”也就是說洞浦口在今安徽和縣西南的江邊，位置與濡須非常接近。最後曹丕自從青州兵嗚鼓擅去後就“外雖尊寵霸，而心常疑之”（注20），董昭則認爲“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倖？”（但最終證明他看錯了臧霸），曹魏高層對此路曹軍是有疑慮的，恐怕不會太放心任由此路魏軍在曹丕的掌握以外征戰。
曹休以趙儼爲軍師，統張遼等及五州二十餘軍出征，這五州分別是揚（州牧爲曹休）、青、徐（注21）、兗（刺史爲王凌）和豫州（刺史爲賈逵）。趙儼辦護軍的職務是相當出色，赤壁之戰前張遼、樂進和于禁“諸將任氣，多共不協”，結果趙儼“每事訓喻，遂相親睦”，所以在協調各個部隊方面上是一個相當有信服力的理想人選，整場戰役期間各軍之間也沒有發生互相排斥的情況。而且襄樊之戰中看出曹操會放走關羽讓劉孫兩家此戰，戰略眼光相當不錯，很適合輔助曹休。本來最有威脅的魏將理應是在合肥之戰中“威震江東”（注22）、“雖病，不可當也，慎之！”的智勇雙全之名將張遼，不過這五子之首正如孫權所說，已病了，順流至廣陵郡的海陵縣（注23）但並無渡江，最後還死於江北的江都，所以這戰魏方的主帥是曹休和領兵渡江的臧霸。
曹休其人遠非日後石亭之戰時朱桓口中的“非智勇名將”，他以親戚見任這點不假，因爲正如前述，曹丕要用宗親和親信來控制軍隊，但非名將這點就絕對不是了。之前的襲蕪湖可能會被說是不過小戰勝利，但更之前的下辯之戰，曹操對他說：“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曹洪聞此令亦委事於曹休。他看出萬人敵張飛不過是虛張聲勢，無法斷己軍之後路，更可以趁他們未集結前先破吳蘭軍，結果蜀漢的兩個名將張飛和馬超就因爲被曹休先破吳蘭，被迫退兵。
曹休之勇雖然看不出，但領兵打仗的能力還是有的，再加上曾用兵揚州，也稱得上是適合的統帥人選。何況還有在呂布軍和打濡須時合作多時的張遼和臧霸爲副（臧霸對吳的功績，見前文）。
呂範則領五軍迎擊，呂範征戰時間不短，但基本上都是從徵爲主；陸機後作《辯亡論》，其中一句是說：“政事則顧雍、潘浚、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他們雖然都是能文能武，但打仗還不是其所長，所以這路吳軍，主要是靠吳人水戰的優勢以及其副將全琮、徐盛開戰時天公造〔美〕，十一月長江颳起大風導致“（呂範）諸船綆紲斷絕，漂沒着岸，爲魏軍所獲，或覆沒沈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像吾粲與黃淵隊所活者僅百餘人，最終損失達數千人。呂範、孫韶等只好退守江南，幸好有從新市增援的賀齊助守。
身在宛的曹丕便詔敕諸軍促渡，此時曹休不是再像延康元年那樣從牛渚登陸，而是順流至海陵，再從臧霸以前的豪語：“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遣臧霸以輕船五百、敢死萬人襲攻京城（今江蘇鎮江），取得“燒攻城塹，殺略數千人”的戰果（注24）。青徐水軍早於建安十三年左右已經存在（注25），當時劉備已懷疑青徐水軍能到達樊口，由此估計青、徐水軍有一定的實力；臧霸所領的當是其青、徐本部。
《吳主傳》雲：“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吳錄》則記載孫權日後對出使吳國的鄧芝說：“山民作亂，江邊守兵多徹，慮曹丕乘空弄態，而反求和。”再根據張澤鹹先生和朱大渭先生推斷“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爲寇，以魴爲錢唐侯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遷丹楊西部都尉。”爲黃武初發生的（注26）；步騭在劉備敗退後約半年內就討平“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處阻兵”。從以上資料可以得知當時的山民作亂的確是牽制了部份吳軍，造成了江邊守備不足的局面。
最重要的是如顧祖禹所言：“古來江南有事，從採石（牛渚與採石俱在江東，不過裡許）渡者十之九，從京口渡者十之一。”（注27）可能這是這一原因，全琮先前等人還以爲曹休又會像上次出歷陽後取道牛渚襲蕪湖，結果被臧霸“數以輕船
鈔擊”成功奇襲“軍營相望”的京城。
此後全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徐盛“收餘兵以少御多，敵不能克”，終於又有數千魏軍出江中，全琮、徐盛追斬魏將尹盧（也許就是與臧霸一樣爲青徐豪傑、魏東莞太守的尹禮尹盧兒；東莞郡曾經是徐州一個郡，故尹禮參戰是完全有可能），殺獲數百，大敗後終有小勝。
他們二人也終於有機會一雪前恥了，全琮的恥見於前文所述的爲曹休渡江擊破；徐盛之醜主要發生於合肥之戰，當時他爲張遼軍突擊身受重傷，連牙旗也丟了（《太平御覽》原文作牙並收錄進牙部），敗退期間還讓潘璋斬逃亡的部曲使回戰，這真讓以“勇氣以聞”的他尷尬（詳見《賀齊傳》和《潘璋傳》）。
不過他們能以戰功替自己翻身，總比因襄樊一戰而降，弄至晚節不保的于禁幸福了，起碼孫權還給予機會讓他們翻身，不像曹丕那樣令于禁北詣鄴謁高陵，讓他看見陵中的畫“龐德憤怒、于禁降服之狀”，最終慚愧憤恨，發病而死。正如司馬光所說：“于禁將數萬衆，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復歸。文帝廢之可也，殺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斯爲不君矣！”（注9）這裡也可看出曹丕和孫權在御將和氣量上的高低。
至於孫朗（裴松之已推斷出《江表傳》中的孫匡實爲孫朗）“違呂範令放火，燒損茅芒，以乏軍用”這事（最後被孫權不稱其爲兄弟，終身禁錮）到底是發生在戰鬥的哪一個階段，史料不足考證不出。
此役的戰果肯定不是如《魏書》所引，曹丕其後的《丙午詔》所講的“斬首四萬”那麼誇張，因爲當時的呂範軍也沒這麼多人，但日後孫資評彭綺的成事機會時引述：“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勢，言洞浦殺萬人，得船萬個，數日間船人復會”（注28），倒極可能是事實，因爲事隔數年，資料得到整理；也和《吳主傳》所言的洞口數千（一部份被吹至北岸的吳軍爲魏軍所殺與俘虜）以及徐陵數千，合共一萬，不太矛盾，反過來說吳軍總陣亡人數不會超過一萬。但呂範最初只是領五軍迎敵，再加上像賀齊日後增援的若干兵馬，傷亡率還是不低。
此戰雖然勝多敗少，但正如饒勝文先生總結歷代從北攻南的渡江位置（孫策、晉滅吳、隋滅陳等）、京口江面遠寬於採石（注29），只能作爲偏師有餘，無法大舉進伐。所以日後諸葛恪東關之戰勝利後揚言侵青、徐，傅嘏認爲：“淮海不是賊敢於輕行之路，又當年孫權遣兵入海，兵船遇浪沉溺，倖存者寥寥，諸葛恪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於洪流，以圖僥倖呢？所以諸葛恪不過是遣素習水軍的小將率偏師，從海路上溯淮水，佯攻吸引青、徐的守軍，諸葛恪親自領大軍來向淮南。”最後也如他所言，諸葛恪只是北取合肥新城。
濡須塢之役
濡須塢（今安徽無爲以北）地理位置極爲重要，不止是三國時期魏吳之爭的焦點，就算是日後南北朝也是圍繞壽春至合肥一線拉據，濡須與附近的東關都是南北政權必爭之地，呂祉在其《東南防守利便》亦言：“歷陽，建康、姑孰之門戶。未有歷陽多故而江東得以安枕者。”
儘管如前述，曹休成功從橫江渡江至牛渚，但總規模也不過是一千人左右；全軍東至徐州的海陵，也僅僅輕船五百、一萬敢死的規模，這樣的兵力規模根本不足以討滅孫吳，兩次也只是停留在越江抄掠，根本還沒有條件攻城佔地。
自渦水、潁水入淮河出肥水，再越巢湖出濡須水，恐怕纔是最適合當時中國的地理與科技水平的大規模用兵方向，而且從建安五年劉馥單車造合肥，開墾芍坡、茹陂、七們堰、吳塘等地（注30）；孫武在《孫子兵法作戰第二》中因爲運輸條件的落後與耗損而提出“因糧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注31），淮南的屯田無疑正正是曹魏進攻三吳的最理想地點。因此正如前文分析，曹仁率軍攻濡須纔是東路曹軍的主要方向。
將軍真天人也！”
赤壁之戰後周瑜率數萬攻江陵，曹仁命牛金逆襲其數千的先鋒，但被圍困，結果曹仁被甲上馬，帶領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與敵軍距百餘步之遙，迫近城溝，陳矯等以爲曹仁只是在溝上當住，爲牛金支持作勢，誰知曹仁竟渡溝直前，衝入敵圍，牛金等乃得解救。但敵圍之中有餘衆尚未盡出，曹仁復又直還突入，將餘兵從圍中拔出，又殺敵數人，把敵軍擊退。陳矯說了那句話，三軍也服其勇。若不對照曹仁和張遼他們的一生戰績與最大武勇亮點（江陵之戰與合肥之戰的衝陣），《傅子》還評：“曹大司馬之勇，賁、育弗加也。張遼其次焉。”
智謀方面，儘管一生看不清形勢而中計也不少，但能勸諫曹操圍壺關時示活門絕高幹軍死守的決心，智謀水平也不低。治軍方面，軍不利導致士卒喪氣之時也能鼓厲將士回奮鬥志，再加上其守城是有一手的，是當時曹氏宗親中最勇猛的名將了，所以絕對不是朱桓日後爲提升吳軍士氣而貶低的“既非智勇”。
相反朱桓，儘管能對其部曲及其妻兒皆認識、“愛養吏士，贍護六親”，治軍是有一手。但在這之前只是討山越、從徵，曹仁已經參與多場曹方的大戰役，而且也獨當過一面，朱桓爲鼓勵士氣而貶低曹仁“既非智勇”前問士卒：“你們聽聞曹仁的用兵，怎麼能和我朱桓比呢？”儘管最後朱桓用事實來證明孫權用他接替周泰爲濡須督是有識人之明，但在這之前朱桓名氣算不上很大，濡須之戰前其用兵亮點，僅看其本傳也發現不了甚麼，這次的士氣提升作用真的是個大問號。
蔣濟曾任職揚州別駕，應該對濡須附近的地理環境有所認識；他不但曾以一封雲四萬援軍將至的僞信而騙走圍合肥百餘天的孫權，襄樊之戰時還與司馬懿一樣看出孫權這已與劉備劃湘水爲界的盟友必不喜關羽得志，可以暫時結盟，由他輔助曾至居巢的曹仁也是理想的人選。朱桓也有前濡須督周泰之子周邵以騎都尉領兵相輔。由於孫吳是實行世襲領兵制，也就是說周邵繼承其父屯駐當地數年之兵。仁領步騎數萬向濡須，欲以兵襲取濡須中州，便揚言將東攻羨溪（在濡須東三十里）。朱桓中計分兵趕赴羨溪，部隊出發後才得知曹仁的真正目標是濡須，已經只有七十里。朱桓遣人追回趨羨溪的己軍，但己軍還沒有回來曹仁軍已至。當時朱桓才五千人，諸將十分顯得懼怕。朱桓開導他們說：“凡是兩軍對陣，勝負在於將領的能力，而不在於士衆的多寡。你們聽聞曹仁的用兵，怎麼能和我朱桓比呢？兵法所說防守方只需半數兵力就可以抵擋數倍敵軍，這指的是平原作戰，沒有城池作爲守備的情況下，勝負取決於士衆是否勇敢、進退是否一致。現在敵方的曹仁既非智勇，況且他的士卒十分膽怯，又千里迢迢，長途跋涉，人馬疲倦睏乏，我朱桓和諸位將軍，一起據守高大的城牆，南面瀕臨大江，北面倚靠山陵，以逸待勞，以主制客，這正是百戰百勝的戰局。即使曹丕親自前來，尚且不用憂慮，何況只是曹仁之輩呢！”
於是朱桓偃旗息鼓，從城外看顯得十分薄弱，從而引誘曹仁來攻。別襲羨溪的蔣濟曾諫曹仁：“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曹操曾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耳”（注28），這也可以想像到地中之獄的濡須中洲，地勢是何等的險惡。儘管中洲正是朱桓部衆妻子兒女所在的地方，襲破後或能再次重演呂蒙攻心計瓦解關羽軍一幕（注32），吸引力是非常不小，但耐何魏水軍暫時還不足以和吳水軍相抗衡呢，這就種下了曹仁最終失敗的種子。
曹仁遣其子曹泰攻濡須塢，又派遣將軍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人乘坐油船襲擊濡須中洲，曹仁親自率領一萬人留在濡須以西的橐皋，作爲曹泰等人的後援。攻城戰的經典例子（注33）：呂蒙、甘寧破皖城因有皖城並非堅城的前提，但濡須塢不是；強如曹操從建安十八年起就攻不破濡須塢，何況曹泰？所以曹泰軍註定是沒有任何戰果，只有牽制作用。朱桓遣駱統與嚴圭兵攻油船、常雕，取得斬常雕，生擒王雙，臨陣斬殺或溺死的有一千多人的戰果。
另外據《建康實錄》所載，朱桓又遣步兵抵當曹仁，自己親自戰曹泰，火燒其營寨並擊破之，追斬數千級。整場濡須之役朱桓軍殺敵數千，也算是替去年呂範等人爭回一口氣了。
至於《魏書》所引曹丕的《丙午詔》雲：“大司馬據守濡須，其所禽獲亦以萬數。”明顯就是一句廢話，連《曹仁傳》也應用了本人個傳揚長忌短的寫法，沒有提及曹仁這場敗仗，何來取得“禽獲萬數”的戰果？（題外話，《晉書宣帝紀》在諸葛亮第四次北伐中的那句“俘斬萬計”，會否是修史者引錄了魏廷的詔書中這樣“萬計”的戰果而被寫上的？）這一戰的另一個關鍵的結果就是圍江陵的魏軍在曹仁敗退後，同月內也退兵，所以又可再次證明這路魏軍的重要性。
可惜了曹仁晚年吃此敗仗，若曹丕是身在宛城而不是壽春，董昭應該也能說出他評夏侯尚屯兵百里洲是何等勢危的話，夏侯尚屯已爲己軍所佔的百里洲他尚且會考慮我方退路，更別說進攻濡須中洲。就算董昭看不出，但蔣濟上疏予曹丕，曹丕或董昭總應有一個人能領悟，最終令曹丕下詔曹仁別打算佔濡須中洲，只是這樣的話夏侯尚軍就未免會大敗。只能嘆一句“魚與熊掌，二者不可兼得”。
謝鍾英所撰的《三國大事表》中記魏：“黃初三年十月帝徵權”後接著是“曹仁破權牛渚屯”，是大有問題的。因爲十一月曹休軍才渡江，理論上起碼也要再寫上“十一月”三個字。不過《曹仁傳》是沒有這樣的記載，因爲是出自同卷的《曹真傳》：“與夏侯尚等徵孫權，擊牛渚屯，破之。”
正如前一句所說，曹真與夏侯尚在荊州的戰場圍江陵，哪有可能遣軍越過武昌助曹仁襲牛渚屯並破之？正如盧弼所說：“破牛渚屯者或爲曹仁之軍乎？”如謝鍾英那樣，把曹真改成曹仁，確實不太恰當。
觀乎整場濡須之役，曹仁軍連濡須中洲也攻破不了，完全沒有其他資料能顯示魏軍繼曹休之後再一次渡江成攻並擊破牛渚屯；本傳內的句子前後倒置是偶有發生，但不同傳內的句子錯調則聞所未聞。
可能“牛渚屯”實爲“中渚屯”或“南渚屯”之誤，據《吳主傳》的記錄，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張郃也確實攻破；而《夏侯尚傳》則曾有“江中渚”一詞，《丙午詔》說張郃攻“南渚”，“渚”只是江河中的沙洲，所以“中渚”／“南渚”等同“江陵中洲”，因此應是“中”／“南”字在傳抄上出錯，變成“牛”字了。總括來說，暫時沒有有力證據證實曹仁曾破牛渚屯。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