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下旬，中國上海吳淞軍用碼頭。
一隊隊穿着國軍陸軍軍服的軍人正從軍用運輸艦上排着隊下來。碼頭上，一隊陸軍軍官和一隊海軍軍官站在一起。
“多年不見，率真兄已經高升了，都當上海軍總司令了，實在讓小弟汗顏哪。”穿着陸軍中將制服（國軍裡，中將加上將銜的軍官可以穿中將軍服，也可以穿上將軍服，當然大多數人都穿上將軍服）的劉建業對站在身邊穿着一身全白海軍中將軍服的海軍新任總司令桂中將說道。
“仲良老弟，其實，你纔是值得羨慕的，以黃埔第七期的資歷榮膺中將軍銜的，你是第一個，不少的一期老學長至今還扛着少將軍銜呢。”桂中將說道。
“率真兄，我還在船上的時候就通過廣播得到消息，說是總統把他的大公子派來上海做經濟管制副督導員，是不是有這回事情？”劉建業小聲地問道。
“確有此事，就在前兩天，大公子剛剛駕臨上海。”桂中將回答說。
“到底有什麼事情，需要總統把大公子都派來上海親自坐鎮？”劉建業問道。
“我實話跟你說吧，這次大公子到上海，是要來整頓金融，改革經濟。上海是全國的經濟、金融中心,總統派大公子來親自坐鎮，也是向外界傳達一個信息，總統對此次經濟改革是抱着‘只准成功,不準失敗’的決心。”桂中將說道。
“總統早就應該痛下決心了，希望此次亡羊補牢，爲時未晚。”劉建業說。
“總統此次決心很大，又有大公子親自坐鎮督導，應該不會有大的問題。”桂中將的情緒似乎很樂觀。
“事情恐怕不會一帆風順，但願不會節外生枝吧。”劉建業說道。
“對了，仲良老弟，這次你們部隊從日本回來，肯定帶了不少私貨吧？”桂中將小聲地問道。
“怎麼，率真兄的海軍還兼職幹上海關緝私的業務了？”
“怎麼可能。我是想和你攜手做做買賣。”
“怎麼，連你們海軍都困難到必須做買賣維持生計了？”
“那倒還不至於，只是你也知道，現在物價飛漲，軍餉還是就那麼一點，要是我們都只吃那份軍餉，不找一點別的發財路子，我怎麼穩定下面的那些弟兄們？”
“既然率真兄這麼講，那我就不掩飾了。這次兄弟和手下弟兄從日本回來，卻是帶了不少東西，尤其是有不少的美國貨，正需要找路子脫手套現。”
“既然這樣，那我就不客氣了，你的貨有多少我要多少，價錢好說。”
“率真兄，我可事先說明，法幣我是不要的，要買我的貨，可要掏黃金或者美鈔才行。”
“這個沒有問題。實際上，現在我們跟上海灘的那些大老闆做買賣，都是用黃金，銀元或者美鈔結算。”
“那就好，兄弟和手下弟兄在日本那邊還有不少的工廠，主要出產棉紗，生絲，數量可不少啊，我就怕率真兄你沒有那麼大的胃口。”
“仲良老弟，你這點就儘管放心，沒有金剛鑽，我不是不會攬這個瓷器活。就算我吃不下，還有大老闆吃得下。”
“是嗎？看來，率真兄是背景很大。”
“說起來，這個大老闆和你也算有一點淵源。”
“那會是誰？小弟多年不在國內，孤陋寡聞。”
“我就知道你想不起來，實話對你說吧，就是孔二小姐。”
“是她？她現在不在南京嗎？”
“大公子前腳剛到上海，她就跟着來了。”
“看來，大公子這趟差事不太好辦啊。”
1948年,國民政府的財政經濟狀況如同軍事一樣,也已處於崩潰的境地。這是由於多年內戰,軍費開支空前龐大,南京政府便濫發紙幣,以彌補鉅額財政赤字,造成惡性通貨膨脹,致使物價如脫繮之馬,持續猛漲；再加上四大家族與貪官污吏、奸商互相勾結,營私舞弊,囤積居奇,強取豪奪,使國統區出現了百業凋敝、經濟破產,民生艱困的景象。
其中通貨膨脹對人民生活的影響最爲嚴重。至1948年夏,法幣發行額竟達到660萬億元,等於抗戰前夕發行額的47萬倍,而物價則較抗戰前上漲了600餘萬倍。6月份,上海的米價竟上漲到每石1800萬元,而當時一般公教人員工資低微,小學教師每日收入僅夠買四五副大餅油條,平民百姓的生活更是難以言狀。許多人真是到了飢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醫的地步,生活痛苦到了極點。國統區到處出現了反飢餓、反內戰運動的浪潮。爲了防止國統區經濟出現總崩潰,1948年夏,國民政府經過一番醞釀,決定實行包括髮行金圓券、限制物價和收兌人民所持金銀、外幣等內容在內的所謂“經濟改革”,企圖依靠行政力量對國統區經濟實行管制,以此來擺脫政治、經濟危機,維持統治。7月下旬,蔣總統召集高級幕僚會議,提出了幣制改革的初步方案。8月中旬,總統在廬山與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會談,就經濟改革一事取得了美國政府的認可。8月19日,國民政府頒佈了《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和《金圓券發行辦法》等法令,正式宣佈實行幣制改革。蔣總統與行政院長翁文灝聯合招待所謂民意代表及南京，上海的金融界人士,要求經濟界人士支持政府的經濟改革措施；同時宣佈在行政院下設經濟管制委員會,負責實施經濟管制和推行幣制改革。緊接着南京政府宣佈俞鴻鈞(當時任中央銀行總裁)和總統大公子爲上海經濟管制正、副督導員並即時赴任。上海是當時全國的經濟、金融中心,蔣總統派大公子擔負此重任,這一不同尋常的任命表明:蔣總統在“經濟改革”上下了很大的賭注,抱有“只准成功,不準失敗”的決心。
然而,當時的輿論對用行政手段管制經濟,強制推行幣制改革的前景卻憂慮重重,並不樂觀。《中央日報》在社論中表示:“我們切盼政府以堅毅的努力,制止少數人以借國庫發行,以爲囤積來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圓券頭上去打算。要知道改革幣制譬如割去發炎的盲腸,割得好則身體從此康強,割得不好則同歸於盡。”
這個割盲腸的任務,實際上落到了大公子的身上,俞鴻鈞名義上是正職,但只是掛個名而已。大公子有蔣總統給他的尚方寶劍,聲勢煊赫,來頭不小,但他深知在當前的情況下推行經濟改革困難重重,而此次幣制改革的成敗又關係着國民政府的命運和他個人的前途,勢成騎虎,只有幹到底。他在8月26日的日記中寫道:“……目前工作是相當吃力的。但已經騎在虎背上了,則不可不幹到底了。”蔣大公子不是個輕易退讓的人,他對自己的那一套頗爲自信,相信充分運用所謂的“革命手段”,就可以達到目的。他宣稱:“此次經濟管制,是一次社會改革運動,具有革命意義,不僅是經濟的。”“如果用革命手段來貫徹這一政策的話,那麼,我相信一定能達到成功。”
8月20日，大公子以上海經濟管制區副經濟管制督導員的身份抵達上海。他調來‘勘亂建國大隊’，組織‘上海青年服務總隊’，作爲實行緊急措施的骨幹隊伍，提出‘只打老虎，不拍蒼蠅’、‘打禍國的敗類’、‘救最苦的同胞’等口號。上海各地旋即出現公告，凡檢舉違反經濟管制者，經查屬實，可以得到沒收的黃金、銀子、外幣或囤積物資價值之三成，作爲獎金。老百姓也可以把密報消息，投進設在街頭的建議箱；各方報告開始涌進大公子設在中央銀行內的辦公室。同時，大批青年男女亦主動支援警察及王升的戡建大隊檢查工作。上海街頭到處突檢市場、倉庫、工廠囤積的物品，查覈申報存貨與現場實際數量是否吻合。大公子和部屬審閱檢舉函，必要時即對可疑設施突擊檢查。奸商立予速審速決，不予寬貸。8月23日和27日，他兩次指揮上海6個軍警單位，到全市庫存房、水陸交通場所進行搜查。凡觸犯法令者，商號吊銷執照，負責人法辦，貨物沒收。
大公子採用殺雞儆猴的方法，把泄漏經濟機密的財政部秘書陶啓明判刑；把上海警備司令部科長張尼亞、大隊長戚再玉等人槍決，把囤積居奇的商人王春哲判處死刑，又把包括一部分鉅商大戶在內的商人六十四名關進監獄。大公子本人還微服出巡，發現貪贓受賄官員嚴懲不貸。他這種舉動儘管鋒芒逼人，卻經不起孔、宋勢力的反擊。
孔宋家族成員孔令侃在上海經營揚子公司，從事進出口貿易；孔令侃在商界的諢號是‘南京老虎’，他和杜老闆關係不錯。杜老闆的綽號是‘大耳杜’，有時候被稱爲‘經濟老虎’。另一隻‘老虎’是杜老闆的外甥萬墨林，因爲日本佔領時期從米糧上賺得大錢，綽號‘米糧老虎’。大公子的檢查小組一開始就逮捕萬墨林，罪名是非法囤積稻米，迫使米價上揚，不當侵佔政府米穀貸款。9月3日，大公子更放膽逮捕了杜老闆的兒子杜維屏，理由是投機炒作、囤積居奇，非法在股市交易。9月7日，上海銀行公會同意，市內全體商業銀行把持有的外幣和金塊交給中央政府。
經濟改革實施一個月後，物價明顯穩定下來。這段期間物價指數只上升了百分之六，有三千多名套利者被捕。但是，蔣大公子認定，通貨膨脹不是關鍵問題，GMD若要扭轉頹勢，唯一的方法是不再扮演既得利益團體的政黨。
蔣大公子根據杜老闆提供的資料，控訴揚子公司經濟犯罪，逮捕孔令侃的若干職員。總統夫人聞訊立刻趕到上海，和蔣大公子及外甥孔令侃一起見面。最後，孔令侃做出和解，據說交給政府六百萬美元，然後前往香港，再轉赴紐約。杜老闆也離開上海，前往香港。不久，杜維屏交了大筆罰款給政府，獲准結束事業，前往香港和父親會合。
十月底，蔣大公子接到父親蔣總統的緊急命令，召他到南京開會。行政院決定解除全國對物價凍結之前令。次日，蔣大公子的辦公室發表一篇《告上海人民書》。他向上海市民道歉，告訴他們：他的任務失敗了！
當然，劉建業是看不到這些事情的。因爲，他發現自己的處境也很不妙。
部隊抵達上海以後，剛剛在吳淞軍港集結完畢，新20軍就接到南京國防部的命令，被調往河南駐馬店，加入由整編第十一師改編而成的第十二兵團序列。而劉建業則接到命令，接任國防部三廳（作戰廳）常務副廳長，協助郭廳長負責國軍作戰事務。
9月初的一天，南京郊外湯山“陶廬”。
這裡建於20年代。46年，國民政府還都南京以後，最高統帥看上了這裡的清靜幽雅，特撥專款整修一新，用作自己的溫泉別墅。別墅總體上是二層建築，一樓部分建築位於地下室裡。
一樓，會客室。
穿着一身絲織長袍的蔣總統用一口的浙江話對筆直站立在面前的劉建業說道：“仲良，我知道這一次對你的人事安排，是委屈了你。”
“學生不敢。但凡是校長的安排，哪怕是把學生所有職務一抹到底，去做一個大頭兵，學生也絕對毫無怨言。”劉建業自然不會在這位梟雄的面前顯露出任何的不滿情緒。
“坐下來說話。其實，這一次國防部是要把你派到駐馬店去當第十二兵團的副司令，做培我的副手，穩定中原的戰局。人事命令報到我這裡，被我卡住了。我親自下令把你任命爲國防部三廳的常務副廳長，協助主持三廳的事務。你明白我的用意嗎？”蔣總統G氣親切地說。
“學生愚鈍，還請校長明示。”劉建業畢恭畢敬地說。
“現在時局艱難，東北，華北的戰局很不樂觀。中原戰局也近乎糜爛。從眼下的局勢和動向來看，G匪下一步的目標就是徐州。徐州之得失對於國軍意義重大。只要國軍能夠保住徐州，江南半壁就能夠得到保全，我們還有資本可以重整山河。徐州一旦失守，南京就將直接暴露在G匪面前。自古以來，守江必守淮。這個道理，你是明白的吧？”
“學生明白。”
“明白就好。據可靠情報，G匪即將在徐州一帶有大的動作。國軍必須積極應對，擊退G匪對徐州的進攻，所以，我才把你安排到這個重要的位置上，希望用你的能力轉危爲安。我對你的能力是很信任的，希望你不要讓我失望。”
“學生才疏學淺，恐怕難當大任。”
“難道你也要對我離心離德嗎？”
“學生不敢，學生只是怕行事不當，有負校長重託。”
“不要害怕，我對你始終還是信任的。你在日本只是年輕氣盛，我都是可以理解的。”
“既然校長如此信任學生，學生只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你呆會吃完飯再走，去找一下郭廳長。你是他的學生，你們倆人一定是能夠相處得好的。”
吃完飯以後，坐在回城的汽車上，劉建業看着窗外陰暗的天色，許久沒有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