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時間到了1903年，又是一個春天，北京的天氣乍暖還寒，街道上的柳條剛吐新芽，梁啓超、徐世昌、李經方、樑士詒、黎元洪等五人組成的憲政考察團赴歐美考察了三個多月，回到國內。李經述請梁啓超等人給國內的議員們作報告，進行思想的自由大討論。這次報告會特別高端和熱鬧，總統李經述、內閣總理盛宣懷、參議長容閎、衆議院院長張之洞等都參加了大會，袁世凱、段祺瑞、張佩綸、阮忠樞、馮國璋、王士珍、劉步蟾、鄧世昌等人都列席了會議。
李經述主持了大會，他先對梁啓超等人的歸來表示歡迎：“樑總長等諸位同僚不辭勞苦，遠涉萬里重洋，爲了國家的未來，考察美利堅、英吉利、德意志等列強，現在你們可以暢所欲言，在座的也可以自由提問，什麼話都可以說，什麼問題都可以問，反對不等於反動，我們要把這次會議開成團結活潑的大會，奠定憲政的思想基礎，真正爲中國開萬世之太平。現在，有請梁啓超總長代表考察團給大家作報告。”
會場上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一臉嚴肅的梁啓超首先登臺，他穿着一身傳統的長袍，環顧在座的聽衆，大聲說：“我樑某人今日之所講，肯定會猶如一個大炸彈，讓大家吃驚，讓國人震驚。有的人，還可能會罵我梁啓超崇洋媚外，但爲了國家之前途，民族之未來，我不得不站出來講。”
李經述說：“樑總長有話儘管說。我們都會認真聽的，請知無不言。我希望這次大會能碰出思想的火花，能爲我們未來的依法治國提供思想的土壤。”
梁啓超點點頭，說：“我原以世界大同爲自己的理想，還有中國傳統的天下觀所形成的華夷之辨，這些思想根深蒂固，樑某人以爲，這些思想將爲中國開萬世之太平。但我現在覺得，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最需要的就是民族知恥感和民衆的愛國心在美國和加拿大，我們重點考察了兩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現狀。在美國，我親耳聽到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巡行全國時講欲進吾美於強盛之域，爲我子孫百年大計，舍帝國主義未由也，這足以使國人猛醒。我們所有人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中國人應該擺脫傳統的天下觀念，意識到中國是一個政治上擁有主權，地域上擁有國界，是包括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所有人民的民族國家。”
張佩綸平時就有點不服梁啓超，站起來問：“樑總長說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我們傳統的天下觀念有問題嗎”
梁啓超一笑，回答說：“是的，我們要做出以下兩點努力：第一，破除天下觀念，樹立國家思想。我們中國人以前總是誇張地把中國看作世界，而不是一個國家，以爲天下就是以中國爲中心的，其他國家的文明都是野蠻的，這一趟考察，讓我長了見識：中國人在道光年間以後所要面對的世界，決不是一個低等文化的世界，而是要比中國強大的泰西國家。假如我們一味堅持中國文明就是世界上的全部文明的觀念，就不可能理智地認識到自己國家的落後，就不可能意識到中國所面臨的危機。中華文明，缺了民主和科學的傳統，這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另外，我國人愛國心久不發達，則世界主義爲之梗也。我呼籲，要在全國範圍內，去除中國是一個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的矇昧思想，認識到中國只不過是衆多世界國家中的一個國家而已。”
李經述點點頭，說：“樑先生說得對，我們中國人早就應該睜眼看世界，尤其是當政者，如果沒有清醒的頭腦，國家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捱打。我們再也不能像慈禧那老太婆一樣，無知地向列強十一國同時宣戰。”
張之洞捋了捋鬍子，站起來問梁啓超：“依樑總長之見，破除傳統天下觀念的中國人，應當如何去面對世界、面對泰西各國呢”
梁啓超毫不猶豫地回答說：“以國家對國家。今日欲強中國，別無它術焉，亦先建設一民族主義國家而已，以前中國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國家，由此造成的弊端有二：其一是不知有國也，故其視朝廷不以爲國民之代表，而以爲天帝之代表，結果將忠君與愛國混爲一談。但是，國家與朝廷並不是一回事，如果朝廷能夠代表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即朝廷爲國家之代表時，愛國與忠於朝廷就是一回事。如果朝廷背叛國家利益時，即朝廷爲國家蟊賊之時，愛國與忠於朝廷就不能統一了，就像滿清朝廷，愛國志士應該推翻之。弊端之二是，因爲國人不知有國，故國人獨善其身，鄉黨自好，畏國之爲己累，而逃亡也。無近代國家思想的民衆，就僅將自己停留在部民和族民的資格上，我們觀泰西各國，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脈血輪也，聚羣盲不能成一離婁，聚羣聾不能成一師曠，聚羣怯不能成一烏獲。因此，中國要強盛，它的國民必須要有國家思想，人民必須樹立國家至上的觀念。”
袁世凱這時站起來，笑着說：“俺聽樑總長這話，說得很有道理，倒是跟總統當年教誨俺們新軍愛國不等於愛滿清朝廷意思差不多。”
李經述笑着說：“是有分相似。不過這也不是我的發明，孟子早就說過嘛，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朝廷和政府就是舟楫，老百姓不滿意了，可以覆舟啊。所以我們的國家，再也不能像過去的皇帝一樣，認爲朕即國家，我們當政者要有危機感。”
這時，參議院議長容閎站起來說：“我同意中國人民需要現代國家的觀念。但泰西之國家，是由個人各求其安寧求其自由，相議和意而結成的，民族主義太過強烈，未必是好事，我不太同意樑總長說的國家至上的觀念，這會有損於個人之自由。”
梁啓超反駁說：“現在是一個弱肉強食的時代，國家與國家正在競爭，身處這一時代的中國人，一定要知道在自己一身之上，還有更大更要存者，也就是國家。今日中國遇到的泰西各國，與古代的帝國不同，昔日亞歷山大、查裡曼、拿破崙等，雖然也是抱雄圖，務遠略，欲蹂躪大地，吞併諸國。但那時，他們都是出自個人的野心，那時被侵略國恃一二英雄就可以與之匹敵。今天則不一樣了，侵略者表現出的是全民族的野心，對付今天的帝國主義，必須依仗全民族的努力，因此惟有行我民族主義之一策，鑄造此等意義上的新民爲今日中國第一要務。”
李經述想了想，站起來說：“容議長的意思，我也明白，就是國家不能過分限制個人之自由。但我覺得，樑總長的話也有道理，現在這個時代，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野心不死，世界大戰不久就會爆發，中國得抓緊時間制定經濟發展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完成工業化，建立強大的陸軍和海軍，未來才能立於不敗之地。中國如今國土廣袤，民族主義之國策，還是需要的。”
內閣總理盛宣懷站起來說：“我同意總統的意見。執政以來，鼓勵民族商業的自由發展，纔有今日中國經濟之成就，如今，中國已經有了初步的工業基礎，再實施兩個五年計劃，經濟總量肯定能超過德國。”
“這裡面有盛總理的功勞”李經述說，他剛鬆了一口氣，容閎和梁啓超又吵了起來，因爲梁啓超接着說：“立國的基礎，就是要尊孔，在於發揚中國的傳統倫理道德，只有這樣纔是民族自救的根本途徑，一個社會得以存在和發展，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由於其長期積澱的民族道德倫理教條。中國正處於一箇舊的政治經濟制度已經崩潰，而新的政治經濟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時代，如果此時將西方的民權和憲政制度強行搬到中國並加以實行的話，必然會落空。”
這話讓容閎大吃一驚，他覺得梁啓超是在反對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站起來大聲疾呼：“中國傳統的那種女人裹小腳的奴性道德如果不改，中國斷然難以實現工業化。”
梁啓超搖搖頭，解釋說：“我並不是認爲道德倫理是不可改變的，我的意思是將傳統道德倫理看作是一種具有永恆價值的東西，站在社會大衆的水平上來理智地看待這個問題，而不是像某些理想的自由主義的道德家只談論民衆應該如何。凡一個社會，必有其公認之道德信條，由先天的遺傳，與後天的薰染，深入手人人之腦海而與之俱化。如是，然後分子與分子之間，連鎖鞏固，而社會之生命，得以永續，一舊信條失其效力，而別有一新信條與之代興，則社會現象生一大變化焉。若新信條涵養未熟廣被未周，而舊信條先已破棄，則社會泯棼之象立見。也就是說，當一種早已根深蒂固的倫理信條，受到新的外來文化衝擊的時候，它是完全有可能崩潰的。但是這應當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是一個新的信條逐漸代替舊的信條的改良過程，而不應當是一場急風暴雨的革命。總統，你說是嗎”
“嗯，我同意樑總長的觀點。”李經述站起來說：“一國是否強大的根本因素，在於它的政治體制和政治文化，政治體制和文化革新必須循序漸進。否則，容易像1793年法國大革命一樣，將自由、民主、平等這些新概念硬塞到社會上，結果卻難以落地生根，導致斷頭臺上人頭滾滾，國家卻亂了套。”
容閎並不服氣，轉頭對梁啓超說：“樑總長力主傳統的文化道德，那你給我舉例子說說，中國傳統的道德倫理中哪一些現代社會還需要”
梁啓超說：“我不多說，就說報恩、明分和慮後三種觀念，就都可以作爲中國社會賴以維繫不墮的本源和支持社會得以前進的動力，是一個民族國家得以維繫的根本。報父母恩、報師恩、報別人的滴水之恩，這一傳統思想，是萬萬不可丟的。明分，則是社會秩序的很好的維繫紐帶，是一國中常有秩序的倫脊，即每個人都明確知道自己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並且安於自己的這個地位，這個社會纔不會亂，纔可以進行逐漸改良。慮後所考慮的是中國人的祖先崇拜等自己的宗教觀念。中國人沒有西方文化中那種此岸和彼岸分割的宗教，只是靠以家庭爲中心的祭祖與傳宗接代來尋求永恆。因此有無後代的問題，如孔子所說的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就不僅僅是一個個體生命延續的問題，而成了一個宗教性質的問題，它關係着人生的重大意義。”
馮國璋這時點點頭，站起來說：“樑總長說得有道理，報恩和明分這兩點，日本社會就比中國要做得好。這兩個傳統中國人決不能丟。”
當初梁啓超等人出國考察憲政，容閎是大力支持的，沒想到梁啓超出了一趟國，轉了大半圈地球，回來講的還是國家、民族和傳統文化的重要，提倡利用改良主義增加國家權力，進而實現民族主義的復興目標，對於他珍視的個人自由和美式民主並不感冒，氣得容閎鬍子都快翹起來了，沒好氣地問梁啓超他們：“諸君環遊世界，就沒有一點真正的收穫特別是考察美利堅，就沒發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缺點”
梁啓超回答說：“容議長彆着急，待我慢慢講，這次考察還是有很多收穫的，特別是反的制度建設方面。比如泰西各國對人性持一種悲觀的態度。英國的大衛休謨曾提出一個聞名泰西的無賴原則，也就是必須把每個政府成員設想成無賴之徒。他認爲，每個人都自私自利，都是無賴，爲了防止政府官員濫用權力的可能，保證憲政的正常運行，便從惡的價值判斷出發來構建制度，反而能創造出優良的政治制度。而我們中國古代都習慣於從善的價值判斷出發來構建政治制度，結果卻一塌糊塗。我們中國就是這種一塌糊塗的創建者和受害者，傳統的儒家學說對於政治的闡釋，建立在對仁義禮智信的道德追求上，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正是這種反人性的政治觀，導致中國的吏治，幾千年來都很。”
盛宣懷一聽梁啓超說“必須把每個政府成員設想成無賴之徒”，氣得身子瑟瑟發抖，站起來說：“樑總長的意思，是要把我們政府的官員都想成貪官污吏連總統的權力也要限制嗎這不是侮辱我們的人格嗎”
李經述站起身說：“盛總理想多了，樑總長的意思我明白，是基於人性惡論，權力導致，絕對權力導致絕對，人性惡論促使人民注意到人的弱點，防範人的弱點，建立防止人性的惡發揮作用的制度。歷史現實和理論一再證明，以這種人性惡論爲基礎建立的制度往往是有效的。而那些建立在人性善基礎上的所謂好人政府，雖然其宗旨高尚而又純潔，但結果沒有一個不是極其和墮落的。面對人性的本質，我們寧願承認其惡的一面然後再防範它，而不是掩耳盜鈴地躲避它，否認它。在建立政治制度時，我們寧願先小人後君子，而不是先君子後小人。這將是我們政府以後改革的總體原則，是我們根治的靈丹妙藥靠道德是絕對管不住官員墮落的。我們把官員想象成壞人，用制度讓他們不能貪，貪不了，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這是在保護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