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瀛：國學名稱之由來
馬瀛（1883—1961），原字伯年，後改字涯民，浙江定海人，學者、編輯家。1916年起參加《辭源》的修訂工作，並主編《平民字典》、《國音學生字彙》、《破音字舉例》等工具書，創制“綜合檢字法”，參與纂修《鄞縣通志》。他在數學方面有很高造詣，著有《微分積分學》等，國學方面著有《國學概論》、《詩的格式》、《歷代文學家年表》等。
國學者，中華民族以文字所表達之結晶思想，用合理的、組織的、系統的方式記載其生滅，分析其性質，羅列其表現形式，考察其因果關係者也。
國學之名，何自始乎？秦、漢以前，學術分類，曰“教”、曰“家”，不以學名也。如《禮記·經解篇》之稱六藝爲“詩教”、“書教”、“樂教”、“易教”、“禮教”、“春秋教”；《漢書·藝文志》之稱諸子曰“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是也。《論語》雲：“文學子游、子夏。”是雖有文學之稱，然解者皆謂指文章與博學言，與今之所謂“文學”者異義，是古之時，不特無“國學”之名，抑亦不稱各種學術曰“學”也。及西漢之末，劉歆作《七略》，始稱研究文學訓詁之學爲“小學”，於是“學”之名以立，厥後遂有“經學”“、史學”、“理學”、“文學”等之稱。而古之所謂方技、若數、若醫，亦皆綴以學名，曰“算學”、“醫學”矣。道清儒以考據之學，與宋、明儒者性理之學，分道揚鑣，乃有“漢學”、“宋學”之名，然是時猶無“國學”之稱也。
道、鹹之間，歐風東漸，於是凡由西方迻譯而來之學術，概稱之曰“西學”；而我國固有之學術，不可無對待之名辭以稱之，“中學”之名，於是應運而生焉。光緒中葉，海內學者，慮中國固有學術，因西學之侵入而式微也，羣起而保存之，於是遂有“國粹”之名。然中國固有之學術，未必盡爲天壤間之精英，則國粹之名，容有不當，於是章太炎特改稱之曰“國故”；《國故論衡》一書，即首以“國故”稱中國固有之學術者也。“國故”者，蓋爲中國掌故之簡言。“掌故”二宇，始見於《史記》，本謂一國之文獻，故章氏遂立此名，然國故乃指所研究之對象。不可指研究此對象之科學。於是稱此研究對象之科學者，有“古學”、“中學”、“國故學”、“國學”等歧異之名辭，然“古學”本因“新學”之名而生，含義混淆，本不適用。“中學”之名，以西人稱我國之學術斯可；若我國人亦自稱其固有學術曰“中學”，實嫌贅廢，且與學校之稱易混，亦未得當，此四名辭之
中，自以“國故學”、“國學”二名爲宜。顧“國故學”之“故”字，限於文獻，未能將固有學術包舉無遺，微嫌含義窄狹，故不如徑稱之曰“國學”爲較宜。
“國學”之名，始自何人，今已無考，然最早出見於光緒末年，可斷言也。當章太炎羈旅日本時，稱其研究中國學術機關曰“國學講習會”，同時劉師培等亦有“國學保存會”設立，國學之名，殆始此歟！
何謂國學？初思之似應聲即可以解答，及再三考慮，則解答之困難隨之而俱進，五四運動以後，研究國學，整理國故之聲浪，瀰漫國中，顧誰爲立詳明適當之定義乎！惟曹聚仁《國故學之意義與價值》一文，始有比較精確之定義，今節錄於下：
“國學者，中華民族以文字所表達之結晶思想，用合理的、組織的、系統的方式記載其生滅，分析其性質，羅列其表現形式，考察其因果關係者也。簡言之，國學者，以我國固有學術爲研究之對象，而以科學方法處理之，使成爲一種科學者也。”
此定義語句頗長，不易明瞭，今詳解之：
（甲）結晶思想。思想者，謂由經驗與思慮所生意識之現象，頃刻之間可生滅至無量數者也。結晶思想者，不問其以個人或羣衆爲出發點，不問其發之於言語，或見之於篇什；不問其爲一己之創見，或沿襲舊有之思想；但以其思想而通過個人或羣體之生命，作有意識之容納，且滲透於生活之內部，具有時間及空間性者爲準。
（乙）文字表達。結晶思想表達之形式甚多：或以聲音發之，則爲語言；或以文字達之，則爲篇什；或見之於行爲，則爲習慣、風俗與制度等。此則專以文字表達者爲限。
（丙）記載生滅。亙古今而不惑、放四海而皆準之真理，在今日已先後爲吾人所否認；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之聖人，亦相繼爲歷史上之僵石，今後吾人唯有以思想爲適應時代特別環境而發生，不承認世間有純粹理想、純粹理論存在之餘地。故國學中所述及之思想，決不憑主觀之取捨，爲片面之記載；亦不拘於一二人之成說，曰之爲萬世綱常，唯於適應時代而發生之思想，及因時代變化而衰老之思想，皆一一爲之詳述。此國學之第一職務也。
（丁）分析性質。觀察思想，不當求之於其表而於其質。孟軻排斥楊、墨，求之形，則孟之學說，似必與楊、墨相徑庭；考其實，則孟說有爲楊、墨所滲透，而與孔子學說相違反者。朱熹誹議佛、道，而其學說則自佛學變化而來者甚多。故治國學者，必類比求其同，較量明其異。此國學之第二職務也。
（戊）羅列表現形式。思想不通過民族性，則其思想必自生自滅；其通過民族性者
，則必影響於生活、制度及組織。中華民族之藝術、風俗及政治組織，迥然與他民族不同，此即思想之表現。國學雖不專爲形式表現之記載，而於思想影響所及者，則必爲之羅列焉。此國學之第三職務也。
（已）考察因果關係。在某種環境中，乃產生某種思想；某種思想產生，其新環境又隨之以造成，此思想與環境之因果關係也。故思想之來，必非空前絕後，無所依據，或以舊有思想爲根據而光大之，或取其局部而另闢一蹊徑以明之，或取否認態度而反對之；要之，彼此皆息息相關，此思想與思想之因果關係也。胡適謂：“老子親見那種時勢，又受了那些思想的影響；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個時代的反動。”梁啓超謂：“墨子少年，也會學儒者之業，受孔子術；既乃以爲其禮煩擾，傷生害事，糜財貧民，於是自樹一幟。所以墨子創教之動機，真可謂因反抗儒教而起。”皆考察因果關係者也。
（庚）合理的組織的系統的方式。我國先哲之學說，其至理精義，多有可稱者；然而如斯汗牛充棟之典籍，欲賴有涯之人生以赴之，終覺力不從心。且各家學說，常於各種典籍，東鱗西爪，散見分載，讀者如披沙揀金，用力多而呈功鮮。蓋吾國之典籍，罕爲有組織之編次，及有系統之記述，其所抱之主張，亦多隱躍於字裡行間，未嘗以合理的方式明白曉喻之也。如朱熹之哲學思想，卓然有以自異；然其思想，散見於《四書集註》及《語錄》中，欲求一可以完全瞭解其思想之著作，終不可得。戴震，清代學術之中心也，學者亦僅能於其各種著作中，窺見其學術之一斑；清代之經學家崇拜戴氏者雖不乏其人，從未聞有彙集戴氏之事實、思想、著作等而成一書者；直至民國十二年冬間，晨報社於戴氏二百年生日紀念，始有《戴東原》一書之刊行。至若《史通》、《文史通義》、《國故論衡》等書，其立言精警，合乎論理，編次整嚴，頗有組織，然謂之有系統，則未也。故識者謂我國五千年來，僅有學術之資料，而無獨立之學術，非讆言也。國學之使命，即在以合理的、組織的、系統的方式建設一種學術。合理雲者，即謂認客觀性之存在，不爲主觀性之附會也。如崔述著《考信錄》以經籍中確可依據之資料，次第編錄，絕不廁以一己之私見是也。組織雲者，以歸納方法求一斷案，以演繹方法，合之羣義。如王引之《經傳釋詞》、俞樾《古書疑義舉例》等是也。系統雲者，或以問題爲中心，或以時代爲先後。或以宗派相連續，於凌亂無序之資料中爲之提綱挈領也。如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梁啓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等是也。
（馬瀛著《國學概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