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之後，國防部“獵雕”作戰室定下了“亞洲戰略”的框架方案，中央政府所有部門開始遵照新的“亞洲戰略”開始進行前期準備。前期準備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其一是財政部利用中央的宏觀調控，在最短的時間裡儲備一筆用以戰爭的經費。
這方面採取了很多辦法，比如統一規劃國內股票市場，控制股票市場上的流動資金，暗中掌握一筆現金；又比如行“建國國債”，對外稱用以國家未來建設，只向國內銷售；同時財政部與外交部也在積極聯繫美國，進行第二次國家借貸。
其二是北方第一集團軍的建成之後完善所有系統，並且由國防部參謀長作戰會議與陸軍部一起，對北方第一集團進行戰前的實質評估。同時關於北方第一集團軍的人事任命也會在月內落實。經過兩天的磋商，吳紹霆決定調蔡鍔爲北方第一軍團總司令，直轄新三十七師，吳佩孚爲總參謀長，直轄新三十八師。
不僅如此，吳紹霆決定撤銷戰區戰略編制，直接設置永久性的區域統帥部。戰區戰略編制從之前南北戰爭到最近的青島站在，都是屬於臨時性的最高戰略指揮中心，其作用是爲了統籌一個地區衆多部隊的行政指揮情況。而新設置的區域統帥部，則是以集團軍爲主要戰略單位，並以集團軍所轄區域爲主要行政指揮區域，不僅加強了指揮系統的效率，減少了戰區司令部與集團軍司令部的層次。
當然，戰區與統帥部各有各自的優勢劣勢，相對統帥部來說，臨時編制的戰區操作更靈活，更適合在多部隊區域執行。而統帥部僅僅只掌握集團軍和轄區地方軍政的指揮，一旦遇到多部隊同時作戰，則需要申請更高規格的指揮權。
其三是從外交和地方政務上，繼續擴大中日之間的矛盾，尤其是在東北三省地區，派出更多的諜報人員一邊蒐集日本的最新進展，一邊散播對日本不利的輿論消息。在這個方面張盛霆北方事務公司與北京大本營着重出力，前者在商業上利用官商背景大肆排擠日本企業，後者則提供政治保護，同時也與東三省的地方士紳拉攏關係，注資張盛霆北方事務公司，擴大中國企業的資本全力對抗日本。
中央政府在未來四個月時間裡的側重點雖然是放在“亞洲戰略”上，但是國內民政的建設也不是毫無建樹。在南京中央政府工作會議結束之後，中央政府內與“亞洲戰略”並無直接聯繫的部門馬上按照吳紹霆做出的指示，開始投入各自的工作當中。
財政部成立了國家稅務局總局，分派官員趕赴地方省府整頓國稅，同時也監督省府的地稅系統建設。吳紹霆在中央政府工作會議上關於國稅、地稅的一番激烈言論，很快就通過各黨派官員傳遞了出去，僅僅三、四天的功夫就在全國引起了轟動。地方政府知道吳紹霆既然能說這番話，也就能按照話中的內容來付諸行動，各省不由自主感到壓力倍增。
不過吳紹霆在南方執政期間，已經於南方諸省打下了一定稅政基礎，尤其是在執政府時期更是加強了這種稅政體系。廣東、廣西、福建三省尤爲其甚，浙江、雲南、貴州、四川四省也有一定政治基礎，至於湖南、江西、湖北三省雖然政治勢力不屬於吳紹霆的範疇，但因爲有嫡系大軍駐紮在此，推行起來也不會太困難。
真正感到擔憂的還是北方諸省的地方政府，這些地方政府就指望着扣押稅款來維持政府運營，而且十多年來一直如此，突然要把地方的稅務分一大半給中央，換做誰都不會心甘情願。不僅如此，地方政府依靠這些稅收才能與中央政府對抗，如果失去了這比資金，地方政府的權力會大打折扣，中央政府反而會越來越強，此消彼長之下遲早會損害地方官紳的利益。可是吳紹霆把話都放出來，畢竟中央政府現在手握雄兵，而且還贏的了全國民心，真是惹毛了吳紹霆只怕遭殃的會更快。
北方諸省的態度各有不同，有人驚慌失措，有人無比憤怒，有人鬱悶不已。但是經過中央政府內部的北洋公黨去北方各省做了工作，勸說北方各省不要輕舉妄動，更何況這次僅僅是整頓稅政，又沒有說要撼動地方政府的權威，只要好好配合一定不會有虧待。北方諸省的衆人聽到如此，幾乎所有人都認爲除了遵從之外別無他法，總不能現在揭竿而起跟中央政府對着幹？再者只要有北洋公黨在中央把持幾分席位，必然會爲北方爭取利益。
稅政的問題得以解決，但真正要揮稅政系統的作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此民間老百姓對這項政務仍保持着許多猜疑，唯一讓百姓們欣慰的那就是新的稅政不會增加稅負。
教育部部長朱執信在中央政府工作會議鄭重許諾之後，第二天便開始大刀闊斧的執行任務。他先在廣東、福建、江蘇三省幾個大城市裡推行三年義務教育試點，要求這些城市的所有小學堂對適齡兒童進行免費入學，直至完成三個學期課程之後再開始收費。
當然，爲了保證這些學堂能夠正常運作，他派遣專員到廣東、福建兩省聯繫地方教育部，協調地方與中央一同撥款贊助小學堂。至於江蘇省的教育工作則由他親自督辦，要求江蘇省所有教育部門、機構在三個月之內完成所有統計和前期準備工作，必須在六月中旬正式推出三年義務教育試點。
爲了給教育提供足夠的資金，尤其是在“亞洲戰略”是姓期間，朱執信從財政部要到的經費少之又少，他不得不推出教育基金以及教育部募捐項目。前者分爲地方教育基金與中央教育基金，不過性質是一樣的，只不過一份由省教育部管理，另外一份則由中央教育部直轄。教育基金屬於商業基金，採取自願購買的形式，以爲學生儲備高中、大學的學費爲目的。
而教育部募捐分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每年定時向全社會公開募捐，而定時的這一天則被稱爲“教育節”；另外一部分是接受海內外熱忱支持中國教育事業的人募捐，甚至對捐款到達一定數額的人給予受益學校某棟大樓命名的特權，這樣一來則能吸引一些希望名流千古或者沽名釣譽的富戶豪商。
無論是教育基金還是教育募捐，所得資金統一交給教育部專門機構保管，用來進行盈利性質投資，當然前提還要保證資金運作的風險。如果這兩項教育資金來源控制的很好，那麼教育部手中就能掌握一筆充裕的資金，對教育事業的展大有幫助。
朱執信在這十幾天的時間裡，除了計劃三年義務教育試點和教育資金之外，還花了大功夫規範全國的教育部門。經過常年內戰，不少地方政府還是軍政府的性質，而軍政府當中幾乎很少有教育部門，就算有也只不過是擺設罷了。
中央教育部的命令能否得到貫徹和落實，能否執行的更有效率，必然要有地方教育部的配合，畢竟中央政府不可能把全中國上校的教育事業一攬子都囊括了。在經過三次會議之後，朱執信決定成立教育部督辦小組，派遣專員到每個省審查教育部工作，對還沒有教育機構的省府協助組建中央直屬的教育工作站，一步一步完善全國的教育系統。
爲了配合三年義務教育試點，民政部也加快了戶籍制度的落實，所有享受三年義務教育的家庭都必須有當地的戶籍，否則暫時不予辦理免費入學。而在正式推行的戶籍制度當中，民政部決定將戶籍分爲三級，其一是城市戶籍，其二是縣鎮戶籍，其三是農村戶籍。這項戶籍制度的出臺，正式爲中國奠定了“城市”化的概念，雖然分爲三個不同戶籍，實際上正是爲了將中國舊有的“縣”向“城市”過渡，而在這個過渡的過程當中，利用不同戶籍更好的進行民政上的調控和監督。(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