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要約
9月28日星期三下午。
汪健、楊玉琴和林豔、萬明一道來到了市第二輕工業局。
在付局長劉明青的辦公室裡萬明向與劉付局長同辦公室的魏付局長寒暄了幾句後，與汪健、楊玉琴隨劉付局長來到局接待室，局體改辦的姜處長及李科長隨後而至。
接待員沏好了茶水。
萬明向雙方作了簡單地介紹，並說明了來意。
“歡迎各位能人志士爲政府排憂，爲國有企業解困作出貢獻。”大家落座後，劉付局長的一番官場語言算是薦談的開場白。
汪健順着劉付局長的官話客氣幾句後，開門見山地介紹了此次前來拜訪的目的。汪健說：“湖江市是我國的傳統工業城市，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由於諸多原因，許多企業面臨着市場競爭的壓力，處於仃產或半仃產狀態，地方經濟的產業優勢沒能得到發揮。而我們是一家企業集團架構的實業公司，企業性質是有限責任公司，企業投資規模爲10000萬人民幣，下設五傢俱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企業實體，涉足行業爲房地產開發、服裝、貿易、廣告裝飾及半金融性質的典當服務。目前我們企業正處於迅速發展階段，爲了提高企業的整體實力，增強企業的核心竟爭力，公司準備在本市的傳統產業中選擇一家或者兩家資產規模較大、產業地位領先、市場前景較好的國有企業進行投資改造，在提高企業自身能力的同時也爲地方經濟的發展作些貢獻。前來貴局就是希望能實現上述目的。”
好一個大膽的汪健不僅是開門見山，而且是先聲奪人。爲了引起對方的重視，吸引對方，也爲了佔據後面商談的制高點，在介紹自己企業情況的過程中還振振有詞、大言不慚地虛誇了自己企業的資本實力。
在汪健看來，五大企業實體的存在及由五大企業實體形成的企業體系是體現實力的硬指標，而所謂的企業資本規模只是附載在五大企業實體的虛擬概念，除非進行實質性的調查，否則誰知道企業的真正投資規模是多少，更何況商談的階段對方根本就不會、也不可能去進行調查考證的。
在汪健發言其間，萬明將公司的復模彩印宣傳畫冊及準備好的基本概況資料分發給了各位在會人員。在會人員翻閱着宣傳冊及中鼎企業概況。
姜處長拿出該局特困企業一覽表交予汪健和楊玉琴，表中清晰地標明瞭列入市、局兩級解困的企業名單及分期分批的解困計劃要求。
在汪健、楊玉琴閱表的同時，姜處長詳細地介紹了市政府及該局對首批和二批特困企業解困的原則意見及具體設想。
姜處長說：“解困企業的名單及各個企業的基本情況數據在一覽表中都反映出來了。綜合政府和我們局對這幾批特困企業的解困辦法，基本上有兩種。一種是出售資產，另一種是租賃或承包經營。但無論採取那一種形式，妥善地安置好企業職工，保證職工的工資收入和思想穩定是放在首位的。至於出售的價格和租賃、承包的標準都可根據實際情況具體商談。”
企業解困是體改辦的主要工作任務。自局體改辦設置、姜處長任主任近一年來雖爲表中的這些特困企業想了很多辦法，也與諸多的企業及企業老闆們商談過多次，終因諸多原因沒有一家特困企業找到“婆家”，職工們在廠內、外鬧事，特別是堵國道、在市政府或局門口靜坐，不僅給政府及局領導巨大的壓力，更給了他這個職能部門及職能部門負責人的巨大壓力。姜處長迫切地希望能夠有那麼一、二家企業能夠得到安置。
沒等汪健、楊玉琴應聲，姜處長又急切地詢問道：“我剛纔已介紹了政府、我局對這些特困企業解困的原則意見和設想，看了表中列出企業的基本情況後，不知兩位老總是否感興趣，有何想法及要求。”
“聽萬明介紹，你們來前已經選擇了目標對象，不妨說來聽聽。”劉付局長一副與楊玉琴等從未蒙面的官場正人君子。
汪健深知劉付局長的角色地位，也以素未蒙面的姿態出現。說：“在今天與貴局各位領導見面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走訪了市體改委，瞭解到了相關特困企業的基本情況，從中也作了一些調查分析。對貴局屬下的塑機廠我們希望能夠進行投資整合。是否就該廠的具體辦法進行商談？”
汪健直指要約目標對象。
見汪健等對塑機廠感興趣，姜處長就塑機廠的情況作了簡單的介紹。問道：“塑機廠是我局特困企業中資產規模最大、資產負債也最大的企業。不知貴公司對該企業準備採取什麼樣的形式進行投資整合？又有什麼具體的想法和要求呢？”
汪健說：“我是研究管理科學與工程的，也管理過象塑機廠這樣中型規模的企業，有一定的實踐經驗。我們詳細地分析了塑機廠的情況後，認爲：該企業資產規模雖大，但從賬面反映出的數據說明該企業已經到了資不抵債的狀況，繼續下去，無論是採取承包、租賃，還是聯營、重組都解決不了企業的困難和被動局面。唯一的辦法是改造該廠的投資主體，對該廠實施置死地而後生的辦法，才能真正做到企業解困並妥善安置好職工。”
“置死地而後生？如何置死地而後生？”沒等汪健把話說完，劉付局長就插言問道。他這是明知故問。在楊玉琴對他的招待過程中，他已全面瞭解了汪健及楊玉琴的想法，只是在談判的過程中他要擺出與此案無嫌，由會談要約、集體決定的姿態。他的明知故問，也在於達到汪健提出具體方法後引起姜處長的共鳴或重視的目的。
汪健接着說：“置死地而後生就是企業破產，對投資主體改選就是由投資人收購，改變所有者權屬。對此，我專門研究了我國現正試行的《破產法》，從法理和適用範圍的角度看，該企業已資不抵債，完全可以申請破產。我們的想法是對破產後的企業及資產實行整體收購。”
企業破產對於姜處長來說，他是沒有想到的。而對於塑機廠和二輕局來說更是不會考慮。因爲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下企業破產對於他們來說是極度不光彩的，除有損他們在所處地位上的工作形象外，更重要的是在他們手中破產無疑是對他們能力和政績的一種否定，對他們的仕途將是一次致命的打擊。從這個角度說他們纔不管什麼國有企業的虧損、國有資產的減值，什麼企業的盤活、職工的出路，這些都不影響他們的“官位”和仕途，甚至不會影響他們的正常收入。
姜處長注視着劉付局長，他知通在這種場合劉付局長是不便於表態的。
姜處長四十二歲，從基礎企業負責人中提撥起來的管理幹部，對企業的運營管理中的問題和困難感受頗深，強烈的工作責任心及位居體改辦職務的要求，使他對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觀念較之同僚有很大程度的創新和超前。他覺得：破產收購不失爲一種有效的選擇。但他又擔心：破產過程中生出變故，會給企業帶來更大的困難，給自己的工作造成更大的麻煩，給局和政府造成更大的壓力。
企業破產收購劉付局長沒有表態，姜處長更不能表態。
“破產是一項複雜的工作。國有企業的破產涉及到政府及各個相關部門及法院的認可，這且不說。它還涉及到債權人及企業職工，如何面對？如何處理？我擔心在破產過程中出現變故，導致整個局面無法收拾。”儘管姜處長對企業破產收購不知可否，他還是提出了自己所擔心的問題。
汪健說：“政府及各相關部門的問題那是一個觀念的問題，說直接一點那是一個‘面子’的問題。現在是改革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在市場經濟的社會裡優勝劣汰，企業破產屢見不鮮，這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政府設立體改委，各行業設立體改辦就是要爲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服務。只要我們大家更新觀念，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辦事，相信政府是支持的。必要時可以向政府職能部門的官老爺們多做點工作，多宣傳一些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觀點，相信爲了真正地解決企業的困難，妥善地安持好職工，是能夠得到支持的。”汪健的高談闊論，目的是先做好主管局的工作，使他們對破產收購的方式得到認同。
爲了提高做好主管局工作的效率，針對姜處長擔心的問題，汪健進行了認真地分析。
汪健說：“姜處長擔心的破產過程中的變故在二種情況下可能出現。一是破產和解和整頓的失敗。債權人對企業申請破產，被申請破產企業的上級主管單位爲了維持企業，以時間換空間，可以向債權人會議提出和解請求，申請對該企業進行整頓，但整頓時間不能超過兩年。兩年之內被整頓企業若出現不執行和解協議、財務狀況繼續惡化及嚴重損害債權人利益的，人民法院隨時可以裁定終結整頓，宣佈破產。這種情況下，破產企業準備不足，容易引起混亂，這纔是姜處長所擔心的變故。而從企業資料數據反映的情況看，1、企業已嚴重地資不抵債，啓動資金沒有來源，要想進行整頓重組的可能性完全沒有；2、債權人以省內爲主，家數不多，主要債權人以銀行爲主，他們佔了整個債權的98%，企業破產從法律制度及行業規章上來說，能夠衝減他們的應收帳款的壞帳，減輕他們的壓力，他們不會反對破產；3、塑機廠的破產由債務人企業自己提出，從《破產法》的適用程序來看，債權人最不可能提出整頓和解的。因此，在這一方面是不會出現問題的。二是破產後無人收購或收購違約會導致企業更加混亂。在這一點上只要明確收購主體、確定收購價格、簽定收購合同，就更不會出現問題。這裡我可以明確表示：中鼎公司願意作爲收購主體，在確定收購價格的前提下，簽定並嚴格履行破產收購合同，確保實施。”
汪健的話深深地打動了姜處長。他感覺到：汪健對企業的情況是那樣的熟悉，對《破產法》的適用範圍、適用程序是那樣的有信心，對企業破產收購的準備是那樣的充分、態度是那樣的明確、決心是那樣的大，他們一定是真心實意地要實施破產收購了。姜處長與李科長嘀咕了一下，回頭又與劉付局長商量了一陣。
“汪總的意見和想法姜處長已記錄下來了。對於汪總的決心和信心以及開拓精神我們由衷地欽佩。關於是否採取破產收購，不是在這裡我們能夠確定的，必須向政府彙報後，局辦公會才能決定。請你們等待幾天，意見確定後，我們再行商談。”劉付局長又是一番套話。
“請汪總放心，我明天上午就到市體改委彙報，爭取政府的支持；我們也會向政府和局領導做工作，爭取採取破產收購的方式。時間不會很長，我們會在最短的時間給予答覆。”姜處長的話就比劉付局長實在。他擔心對方放棄，明確地表示着自己的態度，急切地說道。
看來汪健的政策宣傳及實戰攻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離開紡織局時，劉付局長和姜處長一直將汪健和楊玉琴一行送到他們的坐駕邊。汪健再次地向劉付局長和姜處長表示：“我們是真心的、是誠意的，我們是作好了充分地準備、下了最大的決心的。”
劉付局長和姜處長也反覆地表示了理解和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