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汪文輝也系自己門生，但高拱心知汪的奏疏在譏刺自己。高拱暴跳如雷，汪文輝上疏三天之後，高拱即將汪文輝逐出朝廷。高拱公然報復，速度奇快。
高拱剛愎，悍相面目畢露，與大學士趙貞吉互相傾軋。大學士陳以勤處境困難，他與高拱是裕王府同僚，與趙貞吉是同鄉，就在七月告病，請求致仕。隆慶四年（公元1570年）十一月，高拱處心積慮，企圖攆走趙貞吉，於是高、趙關係告急。告急的原因在於對科道官的考察。徐階以遺詔的名義放寬了言路，給事中、御史得以直言，輕易不致獲罪。此乃政治清明的必須，指責朝政缺失，也於治國有利。但隆慶帝不免厭煩。隆慶帝與其父不同，他厭棄朝政，貪圖玩樂，身邊又圍着一批誘使他享樂的太監。對言官的不斷上疏直諫，深感厭惡。摸透了隆慶帝心思的高拱便極力逢迎，建言考察科道官。對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作全面考察。
對科道官的考察本有制度，可此次卻是制度外的臨時安排。說明科道問題嚴重，需經考覈斥退不稱職者。高拱此舉，是挾帶私貨的。當年高拱挑戰徐階而慘敗，關鍵就在科道的彈劾。提議考察，是一種路人皆知的秋後算賬，意在驅逐不附己的科道官，掃清自己前進路上的障礙。臨時考察按朝廷成規，由吏部、都察院聯手施行。吏部尚書由高拱兼着，趙貞吉則兼掌都察院。
高拱建言考察科道，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趙貞吉忍耐不住，上疏隆慶帝。疏中稱：頃因御史葉夢熊言事忤旨，陛下嚴諭考覈言官，包“括已由言官升任在職者，考覈範圍近兩百人，其中豈無懷忠報主、謇諤敢言之士？而今一概以放肆奸邪罪之，恐怕負責考察之部門（所司）奉行過當（擴大化），忠邪不分，致塞言路，沮士氣，非國家之福也。”
趙貞吉奏本所言句句在理，一位科道官言事不當，斥爲“放肆奸邪”已過分，以此爲由，指斥近兩百位科道官一概“放肆奸邪”更加過分。趙貞吉又恐“所司”考察中搞擴大化，忠邪不分。話中有話，“所司”不就是吏部和都察院麼？趙貞吉掌都察院，那麼“奉行過分”，言下之意，指的就是吏部的高拱了。
趙貞吉確乎有先見之明，吏部考察科道，高拱主張罷斥趙貞吉所有副手；趙貞吉強硬對抗，主張罷斥親近高拱的言官，吏部和都察院勢同水火，劍拔弩張。
僵局形成，雙方不得不坐下商議調解，高拱爲達到驅逐言官的目的，先行妥協，表示趙大學士左右助手一概保留原職，趙貞吉也作讓步，依附高拱的言官也可保留。達成默契之後，高拱大展拳腳，凡並不涉及趙貞吉關係者，徐階提上來的，與自己格格不入的，一概貶斥，誰敢反對，高拱就命鷹犬彈劾誰，這種彈劾史稱“搏擊”。考察結束，斥退科道二十七位。緊接着，高拱對趙貞吉下手，第一鷹犬韓楫，上疏彈劾趙貞吉“
（平）庸（專）橫，考察有私”。趙貞吉深感陷於內鬥，無法施展，厭倦高拱黨羽的死纏硬磨，便上書乞罷。
趙貞吉在乞求退職的奏本中提醒隆慶帝說：“臣自掌院（都察院）務，只是因考察這件事與高拱意見不一。其他一些壞亂選法，縱肆作奸，昭然在人耳目的事，臣噤聲不敢說，辜負陛下賦予的重任，真是個庸臣。高拱這個人，誠然是強橫得可以。臣致仕之後，希望陛下讓他回到內閣，萬勿讓他久專大權，廣樹黨羽。”奏本上達，隆慶帝竟同意了趙貞吉致仕的請求，而高拱呢，仍舊兼任吏部尚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