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幼年離開小西山故鄉後，經常活在病痛、轉學和災難之中。在南京雖曾有爐邊幸福時日，但妹妹降生、父母歡顏，轉眼都如暑花凋謝。我家隨着流亡學生顛沛流離半個中國，從西南山路來到重慶，剛入市區，中山中學就有師生五人被日機炸死，戰爭與死亡的威脅如影隨形。之後七年，轟炸宛如隨着日升月落而至，不曾稍歇。但重慶是我們流亡的終點，中山中學走了五百里，在自流井大廟靜寧寺安頓、復學，絃歌豈止未輟，流亡途中更收留一些新加入的湖南、廣西、貴州學生和四川的本地生。
我父親在重慶四德里祖屋恢復東北協會（負責訓練東北地下抗日工作，由政府資助，一九四六年東北光復後解散），但落腳不久，房子即被炸燬。父親託人在沙坪壩鎮外找到兩所平房，一所住家，一所作協會辦公用，後來《時與潮》編輯部亦設於此。
在離開南京整整一年間，我們奔跑了半個中國的土地之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一個早晨，爸爸帶着我坐車由重慶上清寺出發，送我去上學。
我們沿着嘉陵江往上走，車行大約二十公里，過了小龍坎不久，在一片黃土壩子上，遠遠地出現一羣紅褐色大樓，在稀疏的樹木中相當壯觀——那就是沙坪壩的南開中學。在這裡六年，我成長爲一個健康的人，心智開展，奠立了一生積極向上的性格。
日本人佔領東北後，以天津日租界爲基地，積極地向華北伸展侵略的魔掌，數年間，天津的南開中學和大學透過遊行呼喊自強，號召愛國抗日。校長張伯苓先生（一八七六~一九五一年）深知局勢危急，戰爭只是早晚的問題，因此早在一九三六年即到四川覓地建立分校，由沙坪壩鄉紳捐地。各界捐款蓋校舍，第一年即招收了一百六十名學生。蘆溝橋開戰後，南開是第一所被日本人炸燬的學校，也是第一所在
後方以長期抗戰爲信念重建的學校。一九三七年上海失守後，國民政府在十二月一日正式遷至戰時首都重慶。南開中學在抗戰最艱困的八年中。教育了數萬青年，每個人幾乎都是張伯苓精神的延長。
張校長創業立世全靠堅強的愛國精神，他就是校歌裡“巍巍我南開精神”的化身。在我成長的六年中，留給我非常溫暖的印象。他長得很高，約有一百八十幾公分，體型又大又壯，不胖，肩膀很寬，長年穿着長袍，戴一副有顏色的眼鏡，我們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高大壯碩的他挺胸闊步地在校園行走。不論前線戰報如何令人沮喪，日機轟炸多麼猛烈，在張校長的帶領下，我們都堅信中國不會亡。
想想在一百二十年前，幼年的他隨着浪跡各地私墊教學的父親到義學輾轉讀書，生活是何等辛酸！因此。他從小知道教育的重要意義。
十三歲時，考取官費的北洋水師學堂，他聽得懂啓蒙思想家創校的理想：當年清廷維新派的嚴復、伍光建等人和一些自英國留學歸國的年輕軍官，引進西方思想與新知，希望建立強大的現代海軍，爲國雪恥。這種奮發圖強的志氣，影響了他一生。
張校長在北洋水師學堂的年紀正是我在南開中學的年紀，我在校六年，聽他在週會講過多次的故事也成爲我終生的記憶。
一四年，他由水師學堂畢業時，正逢中日甲午之戰，北洋海軍幾乎全軍覆沒，連一艘可供學生實習的船都沒有了。一年後，勉強派到“通濟輪”上見習，竟是目睹甲午戰場威海衛由戰勝國日人手中移交給英國人佔領的場面。他在自己國家的領海上眼睜睜地看着國幟三易，先下清旗再升日旗，隔一日改懸英國旗。
他在晚年回憶當時，“悲憤填胸，深受刺激…念國家積弱至此，苟不自強，奚以圖存？而自強之道端在教育。”（一九四四年《四十年南開學校之回顧））他怒憶當年，“士兵上身穿一坎肩，前面寫一“兵”字，背後寫“勇”字，衣服非大必小，不稱體，面黃肌瘦，精神委靡，手持大刀，腰懷一槍（煙槍，抽鴉片用）慢吞吞地走出來，將黃龍旗（清朝）降下。旋英軍整隊出，步伐整齊。精神奕奕，相形之下，勝敗可知。”
這樣的羞恥使他深受刺激，更因爲看到怠惰無知的一般民衆，既無紀律和敬業精神也不知國難當頭，故思索唯一能振作民心的只有教育，教現代知識、教愛國。他毅然決然離開海軍，一心辦教育，一九0八年，由氏家館擴大到天津南開（捐得校地在天津西南城角，名南開）中學。建校之前，他曾兩度前往日本參觀各類學校，特別是私立學校，當時不滿三十歲的他，滿腔熱血，誓爲教育新中國的子弟獻身。
更令人意外的是，一九一七年他已四十一歲，竟決心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研究西方教育理念。很多人勸他，“你已功成名就，幹嘛去和那些洋孩子同堂讀書!”甚至說，“這個臉你丟得起，我們感到丟不起。”他還是去了，認真研究、見習，做了許多交流活動，實驗主義思想大師杜威也是他的老師。回國後，他創設南開大學。
抗日戰爭之初，日本人恨他發起愛國活動，炸燬南開。當時蔣委員長公開宣稱，南開爲國犧牲，有中國就有南開。”將南開與北平的北大、清華合爲西南聯大，在
昆明設校，成爲抗戰期間最好的大學。
抗日勝利後，一九四六年哥倫比亞大學授與張校長榮譽博士，一九四八年胡適和十一位美國學者合撰thereisanotherchina一書賀他七十歲之成就。此書由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彙編，哥大CroWnPress出版，中譯爲《另有表現的中國》，意指藉由南開精神看到在政治軍事動亂不寧的年代，尚有另一箇中國在日益進步，充滿了高瞻遠矚的理想。
自一九0四年只有七十五個學生到他一九五一年逝世爲止，張校長一直用強烈的激情到處演講，鼓勵“國不亡，有我!”的志氣，宣揚教育救國的理想，他足足說了半個世紀!那五十年間，中國的災難有種種的新面貌。外侮與內煎並存。抗日勝利，
從重慶回到故鄉天津，老病纏身的他仍在國共之戰中呼號和平合作建設中國。七十五歲那年去世，臨終最大的安慰是看到南開中學和大學在天津原址覆校。
張校長的身影永遠留在學生心裡。在沙坪壩那八年，他住在校內宿舍，每天早上掛杖出來散步巡視，看到路旁讀書的學生就過來拍一拍肩、摸一摸頭，問衣服夠不夠，吃得飽不飽？南開的學生都必須住校，在他想，這些孩子都是父母託給他的，必須好好照顧。他那時不知道，他奮鬥的心血都沒有白費，他說的話，我們數萬學生散居世界各地都深深記得，在各自的領域傳他的薪火，永恆不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