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軍在歐洲勝利之後，急欲結束亞洲的對日戰爭，在中國和太平洋島嶼的日軍明知大勢已去，卻仍在作困獸死鬥。在那些荒涼的小島上，雙方死傷數十萬人，直到美國以數千架轟炸機密集轟炸日本，東京已半成廢墟。
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國領祖在盟國佔領的德國波茨坦發表官二日，促日本無條件投降（同一日，英國領導戰爭至勝利的丘吉爾首相大選失敗下臺，亦未見終戰果實）。第二天日本內閣會議，從早上到深夜，主戰派主張準備本土保衛戰，大和民族寧可“玉碎”拒絕投降。英美新的領袖文德禮和杜魯門發表聯合對日作戰聲明。二一
天后第一顆原子彈投在日本廣島，日本仍拒投降;八月九日，第二顆原子彈段落長崎。全世界的報紙頭條是巨大的照片上原子彈升起的章狀雲和下面的一片火海。
八月十四日，在各種戰壕中垂死掙扎的日本兵，聽着他們的昭和天皇廣播，叫他們放下武器，“日本業已戰敗，無條件投降，依照開羅及波茨坦宣言，將臺灣歸還中國了……
八月十五日，蔣委員長向全民發表廣播演說:“國人於勝利後，勿驕勿怠，努力建設，並不念舊惡，勿對日本人報復了……”這個寬宏的態度，後來成了戰爭賠償中“以德報怨”的寬宏條文。至今仍是中國人的一個困惑;日本與德國在盟國的扶助下迅速復興，而中國卻在戰後，疲兵殘將未及喘息，被迫投入奪取政權的內戰，連“瓦全”的最低幸福都未享到。
日本正式投降時重慶的狂歡，是我漫長一生所僅見。
隨着廣播的聲音，愁苦的大地灌滿了歡樂，人們丟掉平日的拘謹矜持，在街頭互相擁抱，又跳又笑，聲嘶力竭地唱“山川壯麗，國旗飛舞……這樣的愛國歌，說是萬人空巷還不夠，黃昏不久，盛大的火炬遊行燃亮了所有的街道。
我跟着哥哥和表哥們也拿着火把往沙坪壩大街上跑去，左連小龍坎，右接瓷器臥，幾乎沒有一寸黑暗的路，人們唱着，喊着“中華民國萬歲!”真正是響徹雲霄。
我跟他們走到南開中學的校門口。看到門口臨時加了兩個童子軍在站崗，手裡拿着和
我當年胳臂一樣細的軍棍，臉上童駿的自信，正是我當年跟着張校長唸的“中國不亡，有我!”的自信。校門裡範孫樓的燈全開着，我想到當年張大飛自操場上向我走來。這一瞬間，我突然感到萬聲俱滅，再也不能忍受推擠的人羣。竟然一個人穿過校園，找到回家的小徑，走上漸漸無人的田梗，往楊公橋走，快到那小木橋的山坡是個多年廢棄的亂葬崗，我哥哥常常向他的朋友挑戰，看誰敢去掀那個露出一半的棺材蓋，他們又說許多鬼火的故事，比賽誰最勇敢。平常我都由前面大路回家。白天偶爾同大夥走過。走過小木橋上坡，就是我們去年爲躲警報而搬去的家。我一面跑，一面哭，火把早已燒盡熄了。進了家，看到滿臉驚訝的媽媽，我說，“我受不了這樣的狂歡!”在昏天黑地勵哭中，我度過了勝利夜。
從此之後，我不再提他的名字。我鄭重地把他寫來的一大疊信和我寫去的一大郵袋的信包在一起，與我的書和僅有的幾件衣服放在一起。我想，有一天我會堅強起來再好好看看。但是第二年夏天，我意外地由成都直接“復員”回到上海，媽媽帶着妹妹由重慶搭飛機復員回到北平，除了隨身衣物只帶了一些極具紀念性的照片。那些信和一切的痕跡，全留給苦難時代的狂風。它們的命運，在我家日後播遷的歲月中，連想象都難了。
這一年的十一月，在他從軍時贈我《聖經》整整八年後，計志文牧師從成都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我，說他由珞珈團契的一位朋友處得知我在深沉的悲哀中，他勸我振作，抄了《啓示錄）第七章最後一句，“在主寶座之前穿白衣的人是從大患難裡出來的……因爲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
計牧師不久到樂山傳道，我在衛理公會受洗成爲基督徒，我在長期的思考後，以這樣嚴肅的方式，永遠的紀念他:紀念他的悽苦身世，紀念他真正基督徒的善良，紀念所有和他那樣壯烈獻身地報了國仇家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