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我立即飛往北平（如今稱爲北京），由外甥甘達維買到火車票，到遼寧鐵嶺去看我生身之地。白天班的快車，早上八點鐘開，晚上十點到。我可以和六十多年前一樣，看到每一寸土地。可以真真確確地看到那些聽了一輩子的地方，車過興城、葫蘆島市、錦州、溝邦子、新民……，我幾乎一直在興奮的心情中，身體疲勞，卻半刻不願閉上眼睛。一九二五年冬天，我的父親曾隨着郭鬆齡將軍率領千軍萬馬攻佔了這片江山。車過巨流河鐵橋的時候，天已經黑了，鐵橋很長，什麼也看不到。我買來回票，希望回程時可以在早上過橋時清楚看看，誰知回程換了飛機，未能在那長長的鐵橋上，看到巨流河東岸，懷想我那年輕的父親，在雄心壯志的郭將軍身旁，策馬布陣，一心相信明天會進瀋陽城，想不到一夜之後逃亡終身，脫身之時，曾一寸一寸地爬過這座鐵橋。
這一趟還鄉之旅，原已令我激動得目不交睫，竟還有驚異的奇遇。我用臺胞證買到的是一張軟臥頭等票，一間車廂四個人，同車廂內是兩個俄國人和一位通譯。他們是從俄國海蔘歲到中國安徽省包工程的工程師，我是從臺灣來的英國文學女教授。他們看我好似火星人，我看着他們，想着三十多年來抗俄的大口號，如今竟然和敵人十四個小時關在一間疾行快車的車廂裡……四個人侷促對坐，好似不同星球的人精遇於太空。他們對臺灣好奇的範圍超過了那位通譯的字彙範圍，所以有時用幾個英文字，攤開他們隨身帶的世界地圖，他們不停地問我問題，臺灣的地理、歷史、教育、家庭、女子地位、衣、食、住、行……我也問他們俄國的問題，從托爾斯泰到史達林……，那真是一場豐富的交流。
車過瀋陽大站，上上下下，大大熱鬧一場，再過一小時，已夜晚十點半，車進鐵嶺站，但是除了站牌以外，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車上播音說正在更換電力設備，車外是月臺吧，只見一個站員提着一盞風燈走過來，好似從黑暗的深淵中冒出來，看不見旁邊還有沒有人，我提着小箱子下車，那兩位外層空間的俄國人說，“太暗了，別去!”，我說有人接我，他們說“但是看不到人啊!”隨後竟然跳下車，用手比劃，叫我跟着他們到哈爾濱，明早讓他們的通譯帶我回鐵嶺，他們臉上充滿不放心的關切和誠懇，就像托爾斯泰書中的俄國農民那般樸實。在猶豫中，我對着黑暗的站臺喊我堂弟的名字，“振烈!振烈!”這時聽到遠遠有人喊，“三姐，三姐!”（我在老家大排行）然後就是一陣腳步聲，振烈帶着他一家人跑過來。雖然都已老了，還是認得出來的。俄國人回到車上。車開了，他們伸出手來拚命揮着，在車廂的燈光中，可以看出來他們放心的感覺。
多年來有時回想，那真是一趟奇異的，充滿象徵意義的還鄉之旅。我們到臺灣抗俄，恨了他們半輩子，而在我家鄉黑茫茫的車站，是這兩個俄國人跳下車來要保護我!而他們帶回俄國的臺灣印象（在地圖上和俄國比，是極大和極小的國土），應該是一個現代化"人民有充份自由的地方，所以一個女子能一個人着手提包，萬里出山海關，尋找睽別六十年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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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找到齊振烈，得以重回故鄉的路，該是天意吧。
一九八七年臺灣開放探親時，我父親已去世了，內湖的家空置沒人居住，漸漸也疏於整理，院子裡的草長得掩住了花牀。我與妹妹已無能力維持一所沒人住的空院，只能有時回去看看那滿目淒涼。第二年過年前，我回去在已裝滿落葉的信箱看到一封信，封面有遼寧鐵嶺的地址。
振烈和我同太祖，抗戰勝利後我母親住在北平的兩年，他兩兄弟爲了上學，曾去同住，四哥振飛讀輔仁大學，六弟振烈讀中學。他記得我兩次暑假回家總是逼他念書，嚴格地給他補英文。我記得這哥倆都長得很英俊，很有精神。一九四七年我一個人來了臺灣，家鄉的人和事對於我，像鐵嶺那晚的車站一樣，黑茫茫的一片。我們必須大聲呼喚半世紀前的名字，才找到我回鄉的路。大陸被“解放”後，振飛哥輾轉到了江蘇鎮江，因爲大學資歷，或因當年曾參與美國調停國共之戰的馬歇爾計劃外圍譯事工作，在江蘇理工大學找到工作，娶了賢慧妻子，三個女兒女婿都很孝順顧家，是少數幸福的人。振烈中學畢業後投考空軍，已經到飛行階段，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因地主家庭背景被停飛，命令回鄉耕地，在小西山種莊稼十多年，終得“平反”到鐵嶺市石油公司工作，妻子在衛生所作護士，一家得以溫飽。但“從天上掉到地裡”（東北人稱“田”爲“地”），對他心理創傷很大，一生未能平息怨忿。臨別時，弟媳請我勸他脫掉那件空軍皮外套，已經磨得發白了，他就是不肯丟掉，那是他一生最輝煌的紀念。
另一位堂兄齊振武，原在家鄉種地，淳樸本份。一九五0年韓戰爆發（韓戰又稱韓朝戰爭），大陸一片“抗美援朝”聲（中國人民志願軍參與朝鮮戰爭者）。他參加村民大會時。冬天大家坐在熱炕上，徵兵的幹部請志願參軍者站起來，一面叫人在炕下加火，熱得坐不住的人剛一起身就被鼓掌，歡迎參軍……不由分說拖上了瓦罐車（運貨的火車廂）。第二天早上，車已過了鴨綠江，到了韓國的新義州車站，從此是暗無天日的生活，不斷的血戰，不斷的轉移，人只是個拿槍的機器，敵人是誰都不清楚，家鄉當然不能聯絡。一九五三年七月韓戰結束後，倖存者選擇自由退伍或回鄉：不願回大陸的一萬四千多官兵來臺灣，成爲全球矚目的“一二三自由日”，這些義士給蔣總統的力量增加了很大的聲勢。
全世界的記者都到義士村訪問，臺北採訪記者發現名單上有位齊振武，遼寧鐵嶺人，回來問我哥哥，“會不會是你的家人？”我哥哥即親自去探訪，臨去時問我父親，如何相認？父親說，你問他爸爸的小名叫什麼。他說他爸爸的小名是“老疙瘩”。我父親自己也前去相認，是同曾祖兄弟的兒子，我們稱他五哥。他退伍後找了個守倉庫的工作，一九七0年後期死於腦溢血，我哥哥和我大姑的兒子在高雄傳教的毛中穎表哥，把他葬在高雄燕巢鄉的基督教公墓。
又三十年後，振武哥的親侄子齊長凱不知如何由一本筆會季刊看到我的名字，由瀋陽打電話到臺北筆會找我，取得聯繫。他說自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之後，就不知他伯父齊振武生死存亡或流落何方，已到處打聽多年了，如今得知他已死，埋葬臺灣，電話中哭了起來，說:“他怎麼死了呢?怎麼會是這樣呢?”（我請中穎表哥託人照了墓地的照片寄給長凱，他們看到白石墓的照片，似乎感到一些安慰。）
怎麼會是這樣呢?當我回到小西山時，我也問，怎麼會是這樣呢？
我獨自從北京坐白天的火車回遼寧鐵嶺，就是爲了要看見每一寸土地。堂弟振烈帶我由鐵嶺回去小西山。我回到村莊舊址問人，“鬼哭狼嚎山在哪裡?”所有的人都說從來沒聽說過這個山名。我才明白，幼年時聽母親說的“鬼哭狼嚎山”，原來就是她當時的心情。
由於父親一直在國民政府做事，祖居莊院早已摧毀，祖墳也犁平爲田，村子已併入鄰村茨子林。我曾滿山遍野奔跑、拔棒槌草的小西山，半壁已削成採石場。各種尺寸的石材在太陽下閃着乳白色的堅硬冷光，據說石質甚好，五里外的火車站因此得名“亂石山站”。齊家祖墳既已被剷平，我童年去採的芍藥花，如今更不見蹤影，而我也不能像《李伯大夢》中的RipVanWinkle，山裡一睡二十年，鬢髮皆白，回到村莊，站在路口悲呼，“有人認得我嗎?”。我六歲離開，本來就沒有可能認識的人。
這萬里還鄉之旅，只見一排一排的防風林，沃野良田，伸向默默弩蒼，我父祖鐵石芍藥的故鄉，已無我立足之地了。
許多年來，我到處留意芍藥花，卻很少看到：在臺灣大約因爲氣候的緣故。更少看到。幾乎所有的人都住在公寓大樓裡，沒有庭院，也沒有閒情逸致去種那種嬌貴的花吧？我記得陪着哭泣的母親去的祖墳，四周種滿了高大的松樹，芍藥花開在大樹蔭庇之下，風雪中有足夠的擋蔽。我記得祖母把我採回的一大把花，插在大花瓶裡，放在大飯桌上，整個屋子都好像亮起來了。祖墳松柏隨着故園摧毀，那瓣瓣晶瑩的芍藥花卻永遠是我故鄉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