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臺大的助教工作忙碌起來，大陸來的教師多了，文學院長由沈剛伯先生接任（錢歌川先生回了大陸，後來轉赴美國），外文系由英千里先生擔任系主任。他由北平輔仁大學來，單身在臺，初期也不定時上班，我仍須每天早上去開門，黃昏鎖門下班。繫上的公文、教材仍由我經手，打字、分發，新來的助教侯健和戴潮聲在樓下研究室上班。
臺大在舟山路與羅斯福路一巷內，新接收了一批小型的日式教員住宅，“資深”助教可以申請。經濟系的華嚴配得了一戶，告訴我快去申請。外文系只有我一個資深助教，所以我也可以配到一戶。那小小的榻榻米房間有全扇窗子開向種了花木的院子，我很開心地向裕昌說這好消息，原以爲他也會高興，不料他聽了沉吟不語。第二天，他很正式地對我說，他不能剛一結婚就作妻子的眷屬。我們兩個公教人員，只能分配到一處公家宿舍，他若去住臺大宿舍，今後便不能申請鐵路局的房子。最重要是，他的工作是全年無休，要隨時保持鐵路暢通，不可能每天搭換兩路公共汽車準時上班，唯一自己能調度的是腳踏車（我的嫁妝裡有一輛菲利浦腳踏車，在那時很帥，差不多像今天的汽車一樣），若遇到工程有急需，從景美到臺北站需騎半小時，會耽誤公事。臺北段近百里鐵路，實在責任太大，所以他不贊成搬到臺大宿舍。他的意見，我父親完全同意，他在我由上海回臺灣前已多次鄭重贈言:“不能讓丈夫耽誤公事，也不能傷他尊嚴。”
不久，鐵路局臺中電務段長出缺，裕昌和我商量，想調到臺中段。他認爲，那裡的段長宿舍很好，有相當大的院子，我們在那裡養育兒女比較舒服，臺北段公事忙，事務多，局裡局外的人事複雜，厭於應付，而臺灣面臨的政治局勢，也令人憂慮。到了臺中，我們可以靜下來過自己的生活，靜心看看自己的書再想前途。臺灣若能安定下來求發展，鐵路運轉的樞紐在中部而不是臺北，也許將來電務段的工作並不只是修修行車沿線的電線杆和通訊而已。
他請求調臺中時，鐵路局的人都說，“這個老羅真奇怪，在臺北首席段長做得好好的，卻自動要調往小段去!”我向臺大辭職時，前一任的系主任王國華教授說，“MisS齊，沒有人在臺大辭職。”但我一生工作皆隨夫轉移，如此，我便隨他遷往臺中，一住十七年。
一九五0年六月五日，我第一次走進臺中市復興路二十五號的前院，玄關門外的那棵樹開滿了燈籠花，好似懸燈結彩歡迎我們。
大約二十坪的榻榻米房子，分成兩大一小間，走廊落地窗外是個寬敞的院子，一端是一棵大榕樹，樹須已垂近地面。我立刻愛上了這個新家。
這時我已懷孕六個月，九月十九日在張耀東婦產科生了第一個兒子。由於分挽過程太長，掙扎至第二天夜晚已陷入昏迷狀態。我母親驚嚇哭泣，在旁呼喚我的名字，和當年舅舅在漢口天主教醫院呼喊她的名字一樣，從死神手中搶回我的生命。醫師用產鉗取出近四公斤的胎兒，我約二十多天不能行走。
嬰兒近三個月時，我母親必須趕回臺北，嫂嫂在十二月底生她的第二個孩子。
媽媽走後數日，裕昌下班時間仍末回家，屋內黑暗陰冷。我大約氣血甚虛，竟不敢留在屋內，抱着孩子拿個小板凳坐在大門口。房子臨街，復興路是條大路，有許多腳踏車和行人過往。
靠鐵路調車場，一直到臺中糖廠，有大約三十戶鐵路宿舍，我坐在門口，將近九點鐘，電務段的同事廖春欽先生走過，他不知我因害怕而坐在門口，告訴我，“段長今天下午帶我們去漲水的筏子溪搶修電路，橋基沖走了一半，段長腰上綁着電線帶我們幾個人在懸空的枕木上爬過去架線，一個一個、一寸一寸地爬，這些命是揀回來的!”
不久，遠遠看到他高瘦的身影從黑暗中走到第一盞路燈下，我就喜極而泣，孩子餓了也在哭。他半跑過街，將我們擁至屋內時，他也流淚地說，“我回來就好了，趕快衝奶粉喂孩子吧。”
我的婚姻生活里布滿了各式各樣的鐵路災難，直到他一九八五年退休，近四十年間，所有的颱風、山洪、地震……，他都得在最快時間內衝往現場指揮搶修。午夜電話至今令我驚悸，我得把沉睡中的他搖醒，看着他穿上厚雨衣，衝進風雨裡去。然後我就徹夜擔心，直到他打電話告知身在何處。
實際上，在他退休之前，凡是天災或火車事故之後他都不在家。十大建設凡是鐵路所到之處都是他的責任，他那衣物漱洗的隨身包放在辦公室，任何時間，一個電話，他就奔往高雄;再一個電話，奔往花蓮。去幾天呢？不知道。擴建蘇花線的時候，坐工程車沿線看着，車上放個板凳，可以坐在軌道旁監工：隧道塌了再挖，他就多日不回家，逢到假期節日他們奔波操心更無寧日。我們在臺北麗水街的鄰居，陳德年先生，也是電機工程師，任局長五年內，從末在家過年，除夕晚上他坐慢車沿線到各站慰問回不了家的鐵路員工。他的太太病重去世之前，正逢鐵路電氣化工程一個重要關頭，他必須到現場打氣，不能整日陪在病榻前。我對普天下的工程人員充滿了同情與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