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上海俞家的時候，天已經黑了。
俞伯母看到女兒和兒子突然回家來了——那時沒有任何人家有長途電話，所有的事都是“突然發生”的，上海和四川更沒有聯絡之路還帶了一個土土的女孩子，歡喜了一陣子。把我安頓在俞君的妹妹房裡，他們全家再去客廳詳細述說別後。
俞君的妹妹比我小一歲，是我進入上海生活的關鍵人物。第二天早上，我在她對面的牀上醒來，趕快穿上我那件比較好的布旗袍和比較新的車胎底圓頭皮鞋，看到她正以詫異的眼光看着我。生長在上海上流社會的她，即使在日軍佔領的八年中，父親也去世了，卻沒有吃過什麼物質的苦。勝利一年之後，上海已漸漸恢復了國際都市歌舞昇平的生活。她是五兄妹中的老麼，生性雖然善良卻很率性，有話直說，倒也縮短了我摸索適應的時間。在全家早餐的時候，她說下午要帶我出去買些衣裳——事前她並未與我商量，事後我才漸漸全然瞭解，走在上海街上，我那些“重慶衣裳”使她難堪;沒有腰身的布旗袍，車胎底的皮鞋，在六月的上海街上行走，說一口沒有人懂的話八年艱辛的戰時生活中，人人如此，學校的男同學說，“藍旗袍也有幾百種穿法”，從來沒有人覺得我“土”。
下午出門之前，她半強迫地要我換上一雙她的淺色涼鞋。我拿了大飛哥由美國受訓回國時送給媽媽的白色塑料皮包，那時後方尚未見過，我上大學時她送給了我，到樂山後，根本未從箱中拿出來，不久在全宿舍爆發的大竊案中被偷走，失物又全部在一個女同學牀下“發現”，找回來發還。幸好那書形的皮包是好的舶來品，尤其好的是裡面裝着回重慶的船票錢和足夠的盤纏，還有一筆“惜別費”第一次去武大時，臨行爸爸在家中即告誡我說，“如果有男生請吃飯應設法還請。不可以佔小便宜。”所以我自信可以付治裝費用。
記得在那間服裝店的鏡子裡看到的，真是一個我所不知道的自己。雖然只是米色
短袖襯衫，緒色裙子。卻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買的時髦衣服。初中的童軍制服是學校發的，升高中後穿的長袍。從冬到夏都是媽媽按學校規定到鎮上小裁縫店做的。到了大學只是多了兩、三種顏色的素面長袍而已。我們所有女同學都沒有胸罩，內衣內褲也全是手工縫製的，高中以後，在上衣縫了幾條“公主線”，形成兩個小小的凹形渦渦罷了。換裝後的我，有好幾天連走路都不知手腳怎麼放。俞家妹妹對於我“現代化”的結果大爲讚賞，竟然更進一步坦白地說。“我二姐昨天帶你進門的時候。我真
不明白Peter是怎麼回事，剛纔看你笑的樣子，我才知道他爲什麼喜歡你。”
回到上海家中，俞君的名字恢復作Peter。似乎除了我之外，沒有人叫他中文名字。他的母親叫我齊小姐。那些天裡他是我唯一的依靠，兩人一起由遙遠的四川來，臨行曾在深山將自己心中最大的痛苦和隱密相告。形成一種Closeness。由於他的緣故，我對那巨大、陌生，處處以冷眼看人的上海也有了初識之美的印象。
白天，他帶着我四處走走，看許多種了法國梧桐的街道，他讀過的學校，教他聲樂的老師家和從外灘的揚子江口到長江入海之處。晚上飯後在客廳唱歌、禱告，他帶我到閣樓他父親藏書之處也是他的房間，給我看案上開卷未合的吉卜齡小說《消失的光芒》，那一頁是他父親逝世前正在讀的。然後我們在窗下的長椅坐着，悄悄地說些心裡的話。
到上海的第四天是星期一，早餐之後，由俞君帶路去找我父親。
未逢亂世，無法瞭解我那時的心情。末經世事艱難的我，泰然來到上海那樣的世界，才明白自己與家人的聯絡鏈子是多麼脆弱。我只知道自從勝利之後，爸爸多半的時間在南京，準備政府復員“還都”。他回重慶時曾告訴媽媽，他去上海會住在丁家，有事寫信請他多年老友吳開先轉交（他的兒子也讀南開中學）。吳伯伯最早回到上海故鄉，任社會局長，負責由日本人手中收回英、法祖界及日本人強佔的一切資產，重新安頓百姓等地方工作。我見到吳伯伯，說要找我爸爸，他嚇了一跳說，“你這小囡本領倒不小，戰區各級學校剛剛放假，長江船由四川到漢口和上海的，一艘接着一艘，還沒有輪到學生呢，你怎麼就跑到上海來了呢？正好，這幾天你爸爸就要由南京來了，我給他一個驚喜吧!”就這樣，幾日之內我父親來到俞家，找到他的女兒，感謝了俞家對我的照顧。三天後，乘京滬鐵路夜快車，我隨他去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