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初中三年最快樂的記憶是童子軍訓練。戰時的少年比較勇敢，因爲是真正的天真，愛國更絕不落後。
那年重慶被炸得最兇的一次大火後，我們選了一隊童子軍代表走路進城去共赴國難。走了大半程，只見士兵從未熄的火中擡出無數焦黑屍體由軍隊運出城，指揮者間帶隊老師:“這些娃兒（四川話）來做什麼?趕快帶他們回去！”
我們站在路邊拚命哭，一面唱:“我們，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少年兵，年紀雖小，
志氣高……”據說回校後，老師被記了大過。但是那一具具焦黑的屍體，綿延十里，是我半生的噩夢。
我至今仍記得有次到歌樂山麓去練旗語的情形。我認真地傳遞敵情，覺得自己有用得不得了。又因爲童子軍必須日行一善，每次經沙坪壩鎮上回家的路上，總希望能幫助路旁需要救助的人。但那時的沙坪壩已有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南開中學等師生數萬人，已是有名的文化鎮，輪不到童子軍去日行一善，頗令我們感到無用武之地。初三開學不久，有外國貴賓來訪，南開是首站，我和另一個同學被派去大門口站崗。那時我剛升爲小隊長。童軍服（即制服）肩上釘了一卷繩子之類的標示，紮上鮮
明的紫白二色南開領巾，手持童軍棍，自以爲是在做很重要的事。那天，恰好張大飛由重慶丟我家——他已開始飛驅逐機與日機作戰，經過南開門口，到家後對我母親說，“我剛纔看到邦媛在校門口站崗，她的胳臂和童子軍棍一樣粗。”
我聽了不以爲意，所有的人都說我太瘦，我反而說胖的人俗氣。那時的我，對外表美醜毫無自覺。剪個男發，從不照鏡子，甚至對男女有別的種種也很不注意。我的堂姐保岡恰好相反，人長得漂亮，在中山中學讀高二，據說是校花。暑假回家。整天照鏡子，很看不上我的不修邊幅，對我說:“你的童年怎麼這麼長？”
整個初中時期確實似童年的延長，但從小到處轉學的我，從此進入穩定的成長期，在南開優良的讀書風氣中，得師長之春風化雨，打下了一生讀書爲人的基礎。
那年開學前，媽媽在鎮上給我訂做了幾件淺藍的和陰丹士林布（洗一輩子也不褪色，到臺灣後幾乎沒看到過）的制服長衫，因爲我要上高中了，不能再穿童軍服了。
有一天早上我穿了一件淺藍短祖的制服，從家門口小坡走上田梗，走那種長滿了草的窄田梗需要靈活的平衡，兩旁的稻用在大雨後積滿了水，在一低頭之際，我看到了稻田水裡一個女孩的倒影，那是穿了長衫的我啊!我正伸着雙手保持平衡，滿臉的快樂與專注。頭上的天那麼高，那麼藍，變化不已的白雲飛馳過去。十六歲的我，第一次在天地之間，照了那麼大的鏡子。
烽火燒得熾熱，炸彈聲伴着我們的讀書聲。不跑警報的時候，埋首用功;跑警報時，課本仍然帶着，準備明天的考試。在這種環境長大的孩子，跟今天在幸福環境成長的孩子比起來。較具憂患意識，懂事得早，心靈卻也衰老得快一些。在那麼艱難的環境，我們每天吃得不好，穿得不好，晚上被臭蟲咬，白天要跑警報，連有月亮的夜裡也不放過。正因如此，剩下的一點時間就變得無比珍貴，老師說:“不好好做人，就會被淘汰。”就像不好好躲起來就會被炸死那樣地戒慎恐懼。每天早上升旗典禮，老師們總會說些鼓勵的話，南開給我們的這種“敲打的教育”，深深影響我們。在戰火延燒的歲月，師長們連手守護這一方學習的淨土，堅毅、勤勉，把我們從稚氣孩童拉拔成懂事少年，在惡劣的環境裡端正地成長，就像張伯苓校長說過:“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讓人看出你是南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