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利之後，英茂與我們失去聯絡，她的明信片到臺灣時，我們都已七十歲。我原擬去歐洲開會，回程到紐約會晤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的總編輯康珍馥（JenniferCreW），再到加拿大去看望英茂。誰知正逢美國的感恩節，安排旅程的人說，“所有的人都在公路上趕路，回家團聚去了。”所以我就未去美加，想着明年開會再去。誰知第二年收到呂文鏡曲北京來信，說英茂因病已去世。我與她當聚而未聚，是我極大憾恨。以此歉疚之心，我寫了一封無法投遞的長信《寄英茂》恕我遲遲至今纔給你覆信。初接到你的信時，我興奮許久，當年一切美好的、困惑的、可憾的記憶，都隨你的信潮涌而至。你還記得麼?我們畢業那年夏天，大家等着聯考發榜，我們去重慶城裡看你，五個人手牽着手往車站走，突然一輛吉普車衝來，把我們衝散，驚魂初定時，你用一貫靜靜的聲音說:“我們以後恐怕不能再見面了，我母親的法國迷信說，牽着的手被人從中衝開，就是分散的預兆。”這些年中，我有時會想起那一次的離別。那預兆可真準，這麼徹底的分散，天南地北各自過着無從存問的日子……。
這封長信祭念我們戰火下的青春，依悵取暖時不能遏止的悲與樂。我也將此信寄給了不斷催促我回大陸團聚的一九四三班的好友，不久《四三通訊》將此信刊出，由此得到更多的訊息和催促。
促使我終於在一九九九年去北京參加四三班的年度聚會，是我另一位好友賴叔穎去世的消息。她與我小學中學兩度同學，她的父親是江西人，卻在奉直軍閥戰爭中，與我祖父相識，是我同學中最老的父親。
我記得她家好像住在重慶曾家巖的山坡上，我父親帶着我很恭謹地拜望他。叔穎不是我那多幻想型的死黨，卻是我沙坪壩家中的常客，與我父母更多一層親切。兩岸開放探親後，她即寫信給我，請我幫她尋找當年隨政府來臺的哥哥賴光大的下落，我尚未打聽到，卻遠班友通訊突然得知她因病去世。我知道她嫁給北京的吳姓名醫，“解放”後受高層信任，大約末受折磨。但是怎麼七十歲就死了呢?我再不回去聚會，還能看到多少人呢?
我回到北京時是農曆暮春三月的夜晚，北國的春天仍有相當寒意。負責一直與我聯絡的邢文衛已在旅館等我。我進了大廳，遠遠看到她在人來人往的接待櫃檯前站着的樣子，臉上等待的神色就是與衆不同。迎向我走過來的，就是邢文衛!南開中學真正的校花。男生宿舍“遙望受彤樓（女生部）”的焦點，她是我所見過最端莊美麗的中國少女。高一時，我座位、排隊在她與英茂之間，羨煞許多人。如今緊緊握住我的，當然已不是那冷豔、矜持的少女。明亮的眼睛也黯淡了，但是她仍然與衆不同。與她同來的是餘瑜之（與柳志琦和我是班上三文友）。她們說柳志琦住在天津，這幾年她一直說，等齊邦媛回來時，她一定來北京開班會。她們離開我的旅館時，我說此行專爲歡聚，一不談病痛健身靈藥，二不談臺灣迴歸祖國之事。
第二天早上我到邢文衛家（她大學畢業後，嫁給我們同班的男生，康國傑終身是她的仰慕者）。當年同班女同學到了十多位，見面都已不識，都是老太太了。只有在說出名字時驚呼一番。我們急速地把五十年前的影像延伸到眼前的現實，無數的“你記得嗎……都似在解答我在臺灣難解的謎。驗證了我今生確曾那般歡躍活過的青春。這些人，這些事，那魚池，那默林都真正存在過，歲月能改變，但並不能摧毀。
快到中午的時候，門鈴響，邢文衛把我叫到門邊，對我說，“柳志琦從天津來看你，你不要說你認不出她。”門開處，一對年輕人扶着一個勉強站立的老婦人走進來。我實在無法想象那倔得一寸都不肯讓的柳志琦會彎腰!在進門的甫道，她抱住我，哭着說，“想不到今生還會看到你!”昨晚她們沒有告訴我，她脊椎的傷已不能坐火車，爲了與我們團聚，她的女兒爲她僱了一輛出租車，一路上可以半躺，由天津開了一百多公里路來北京。半世紀前，她與友伴去了的解放區，我只身來到臺灣，兩人不同的命運已定。吟誦清代顧貞觀《金縷曲》“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的詞句，不勝烯噓。
一九四六年暑假，勝利復員的各大學，開始由四川、雲南遷回原校。秋季上課，柳志琦也興沖沖地離開四川家鄉到了北平。她讀的飛生只大學戰時遷往成都華西壩。我們同班大約有十人在那裡，都只差一年大學畢業。我在復員到武漢上學前，與她在北平重逢，也同遊歡聚。她初次到北方，充滿了好奇，古都的政治文化場面很大。柳志琦應是親身目睹燕京大學末日的人，因是“美帝”的基督教會大學，解放之初即被斷然廢校，美麗的校園。著名的末名湖（多不吉祥的名字!）硬生生地變成了北京大學校園;一九五0年以後寫末名湖畔大學生活回憶的是北京大學校友。我相信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中國，沒有人敢於公開懷念燕京大學和她的優雅傳統。政治力量便如此斷然消滅了一個共同的回憶!我那充滿文學情懷的好友，在五十年激盪之後，如何回首我們分手的一九四九年?
這一場令我一直近鄉情怯的重聚啊!時時刻刻都那麼寶貴，說不盡的當年趣事，唱不夠的當年歌曲，蒼老的聲音，疲憊的記憶，努力重燃南開精神……。第二天下午分手之前，她們開始唱當年的班歌，那是我十八歲文藝青年情懷寫的班歌，“梅林朝曦，西池暮藹，數載無憂時光在南開，而今一九四三春風遠，別母校何日重歸來……。”
當年在後方風起雲涌的學潮，由街頭遊行演進成實際參與，我們班上大學後有幾位也去了延安，每一位都有很長的故事吧。其中一位是傅綺珍，她從山西太原來，仍是高大爽朗，我立刻想起她在校時和我談話響亮的笑聲。上大學不久，聽說她與幾位友伴到延安去了。在中學時幾乎看不出誰“前進”，誰“反動”，原來都是深藏不露的人啊!——這半世紀來，延安的人在中國當家，她的境遇應該是幸運的吧!（五年後曾接到她寄來南開時代的照片，有一張是她穿着解放軍制服，旁邊注“隨軍入太原城”，她信上說那不完全正確。）我充滿了想間的問題，但是在十多個人團團坐的場合，確是不知怎麼問這些純屬個人攸關生死（Vital）的大問題。如今在近六十年後，用憶起的熱情一遍又一遍地再唱少女時的歌，這些飽經憂患的心啊……你們怎麼還記得呢?我們這一代，在抗戰的重慶長大，在荒郊躲警報時爲《天長地久》、《葛萊齊拉》裡的癡心愛情而神往，但是我們的一生，何曾有過蔚藍的海灣?何曾有“黑髮隨風披散，腮際掠過帆影，傾聽漁子夜歌”的可能?留在大陸的，歷經政治動盪，很多嘗過苦難;到臺灣或到國外的，又總感到在漂流中，如此相見，真如隔世。當一切都是“一言難盡”時，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如今一九四三春風遠”時，記憶與遺忘似雙股柔絲，層層繞着這一屋子白髮的小友。這些當年菁英中的菁英，因爲政治的斷裂。
婚姻的牽絆，失去了許多正常生活的歲月，成爲失落的一代，吞沒在“春風遠”這麼簡單直率的嘆息乏中，無需記憶，也無法遺忘。
那一天中午，我們從邢文衛家走到巷外大街的飯館吃飯，街名我忘了問，只記得沿街種的是楊柳或馬櫻花。四月正是柳絮飄飛的季節，撲頭蓋臉地落下，我和餘瑜之在後面牽手而行，我看着前面七、八位同學的白髮上和肩頭灑着零零落落的柳絮，不禁憶起當年在孟志蓀老師詞選課上，背過蘇東坡詠楊花的《水龍吟》，她說記得開頭是“似花還似非花……”我們接力背誦下去，“也無人惜從教墜，拋家傍路，思量卻是，無情有思……一池萍碎。春色三份，二份塵土，一份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站在這陌生的北京街頭，白茫茫的柳絮中，人生飄零聚散之際，這鋪天蓋地的惆悵，是詩詞也無法言說的啊!
兩年後，我在臺灣收到新的《四三通訊》，登着“邢文衛病逝”的消息。初看時，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把它拿近燈光再讀，它是真的了，但是在悲傷之外，邢文衛變成了邢文衛，令我惱怒，似乎也助我抗拒它的真實性。到了我們這年紀。死亡原已臨近，但是。我竟不知她已生病，對她無一句慰問!而她的死訊卻是用這個我不認識的名字宣告。最後一次相聚人多，無法說明白各人遭遇，歌聲笑語，好似都不怨尤生不逢辰的痛苦和遺憾，早已將苦杯欽盡了——那樣六十年後的聚首，對於我只是印證今生果真有過的青春吧…
漸漸的，班友的通訊也停了。一九四三的春風不但遠了，也永久消逝了。
四三班會之後，我去朝陽門看兩度與我同學的楊靜遠。她在南開比我高兩屆，曾住同寢室。我到武大的時候她已上外文系三年級，是朱光潛老師的高徒。在樂山我曾去她家吃過年夜飯。她的父親楊端六教授是經濟系貨幣學專家，母親袁昌英教授，自一九二九年由歐洲回國，即在武漢大學外文系教戲劇和莎士比亞（我曾受教兩年），被稱爲“珞珈三傑”之一。另兩位是凌叔華和蘇雪林。
在這樣家庭長大的楊靜遠，書讀得紮實，思想相當有深度，天性善良、浪漫，在正常的時代，應可成爲她嚮往的真正作家，也必然是作學術研究的知識分子。但是，在一九四五年大學畢業前"她已捲入困惑着每一個大學生的政治思潮。同學中傾向的自稱爲“前進”，稱傾向保守的爲“反動派”。那時，正面抗日的中央軍在苦戰六年之後，正陷入湖南、廣西、貴州保衛戰最艱苦的階段。四川太大，一般城鄉的人過着平靜的日子，但是逃難來的下江人，又陷入戰火逼近的恐慌中。
楊靜遠在二00三年出版《讓廬日記》裡記述她早期受吸引，覺得政府已經“徹
底”，必須改組，左派同學借給她《延安一月》和《西行漫記》，使一直用功讀英美文學作品的她說，“我必須看它，我得抓住每一個認識的機會。”父母苦口婆心隨時勸她先讀書，不要衝動捲入政黨之中，“政治和戀愛很相像，相處久了，就不能脫身。”她從武大畢業後，父母全力助她去美國密西根大學英文系深造，但是她在“解放”的浪潮下，因愛情徑自放棄學業，回來建設新中國。五十年後她將當年兩地情書結集出版《寫給戀人——1945-1948》（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那一年我在北京看到她與戀人嚴國柱（武大工學院，與我大學四年同屆），知她一生在愛情中是幸福的。但是她的父母所受的政治迫害，那般慘痛也許是難於釋懷吧!二00二年她主編《飛回的孔雀——袁昌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相當詳細地敘述了袁老師晚年極悲慘的遭遇：在校園掃街，被逐回鄉，年老孤身寄居親戚家，她自稱爲坐“山牢”的歲月，孤悽至死。令我這當年受業的學生淚下不已。
我也想到親自召見勸我轉入外文系，慨然擔任我指導教授的朱光潛老師。臺灣開放回大陸探親初期，我在武大校友通訊《珞珈》讀到一位王築學長寫《朱光潛老師在十年文革浩劫中的片段》中得知，四年“牛柵”生活之後，一九七0年朱老師被遣回北京大學的聯合國數據翻譯組，繼續接受監督勞動改造，掃地和沖洗廁所之外，可以摸到一些書本了。有一天在西語系清掃垃圾時，偶然從亂紙堆中發現自己翻譯的黑格爾《美學》第二眷譯稿，那是他被抄家時給當作“封、資、修”的東西抄走的。重見這些曾付出心血的手稿，如同隔世，幸得組長馬士沉取出掩護，他在勞動之餘，得以逐字逐句推敲定稿，並且譯出第三卷，文革後得以出版。在這方面，朱老師幸運多了。一九年錢穆先生到香港新亞書院演講，重晤朱先生，我原也想去香港得以拜謁，未能成行，錢先生回臺北告知，朱老師已不大認得人了。
而當年以“佛日：愛如一炬之火，萬火引之，其火如故”期勉，支撐我一甲子歲月以上的吳宓老師，也在政治迫害下，失去學術尊嚴。近半世紀後，吳宓老師幾位已是名學者的學生將他“文學與人生”的大綱和上課若干講義合輯出版，錢鍾書封面題字，有一些手稿是用毛筆寫的，中英文並用。北京大學外文系退休教授王岷原是編者之一，將英文譯成中文，當時已八十二歲，“面壁而坐幾個月，用放大鏡逐字逐句辨認研究手跡，譯完並作註釋……”。書中敘述吳老師一生勤於讀書教書，自己儉樸卻不斷助人，然而在文革期間卻“不得善終”——不準授課、遭批鬥、屈辱、逼寫檢討、強迫勞動、捱打、罰不準吃飯、挾持急行摔斷腿、雙目失明……，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神志昏迷，頻頻發出文革中的聲聲呼喊:“給我水喝。我是吳宓教授…我要吃飯，我是吳宓教授!”他之所以受這樣嚴重的迫害，是因爲他竟敢在“批孔”會上說，“孔子有些話還是對的。”當有人要強迫他批孔時，他的答覆是：“寧可殺頭……”王教授的後記寫着:“在任何文明社會都應受到尊敬的人——深切懷念雨僧師”
這些我在大學受業的老師幾乎都未能身免，所受之苦，是中國文人百年來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極致，即使傾三江之水，也洗不去心中的憤慨憾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