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建興十二年、吳嘉禾三年（234）八月，吳人聞諸葛亮卒，恐魏藉機取蜀，乃增巴丘（今湖南嶽陽）兵萬人，一欲爲蜀之援兵，二欲以事分割。蜀亦增永安（今四川奉節東）守兵，以防非常。同月，蜀右中朗將宗預使吳，孫權問，蜀爲何增加白帝守兵。宗預答道：“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今河南鎮平東南）人。漢建安（196—220）中，隨張飛入蜀，劉禪即位，預爲丞相主簿，遷參軍右中朗交，以後累遷至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史。蜀景耀元年（258）約七十歲，卒年不詳。
吳嘉禾三年（234）八月，由於諸葛恪堅稱他必會成功，於是孫權提拔諸葛恪爲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撥給他手執棨戟的騎兵三百人，授官儀式完畢後，孫權還特意命令擺好儀仗，興作鼓吹，引導簇擁者他回家。諸葛恪到任後，採用武力圍困與招撫並用的方針，發放公文給四郡所轄屬縣的長官，命令各郡嚴守疆界，嚴肅法紀，已歸順的山民，一律設屯聚居。隨後，調集各路將領，派兵據守險要峪口，修築圍困工事，不與山越交兵，又令士兵全部搶收田野成熟的稻穀。山越人新谷無收，舊穀食盡，因饑饉而被迫出山歸降。諸葛恪下令：“山民揚棄惡習，接受教化，應當安撫。遷到外縣的山民，官府不得隨便懷疑，加以拘禁。”山民周遺，過去橫暴爲惡，如今困迫無路，只好出山，心仍存異志，準備伺機爲亂，臼陽縣長鬍伉知他心思，把他綁送到郡府。諸葛恪認爲胡伉違反了“不得拘禁山民”的教令，將其斬首。山民聽說胡伉被殺經過，知道官府只是想讓大家出山，沒有別的意思，於是大批山民扶老攜幼，紛紛歸降。三年後，諸葛恪先後收服山民達十萬餘人，和預期的完全相同，他將其中壯丁四萬餘人編入軍隊，自己統領一萬人，其餘的分給了其他各位將領。
孫權嘉賞諸葛恪的功績，派尚書僕射薛綜赴軍慰勞，拜諸葛恪爲威北將軍，封都鄉侯。諸葛恪請求率兵在廬江皖口屯田。他到皖口後，派輕兵襲擊舒縣，俘獲該縣百姓，然後回軍。諸葛恪還向遠處派遣偵察人員，察看道路和險要關隘的形勢，想要攻取壽春。孫權認爲時機不成熟，沒有同意。
吳嘉禾三年（234）十一月，廬陵（今江西吉水）人李桓、路合，東冶（今福建福州）人隨春，南海（今廣東廣州）人羅歷等一時並起。孫權詔呂岱督劉纂、唐諮等分部鎮壓。隨春即降吳。嘉禾五年二月，中朗將吾粲殺李桓、將軍唐諮殺羅歷，起事相繼失敗。
青龍二年，劉曄卒。魏太和六年（232）以病拜太中大夫，後出爲大鴻臚。魏青龍二年遜位，復爲太中大夫，諡景侯。吳右將軍潘璋去世，征戰駐紮時，潘璋設立軍中市場，其他部隊沒有的物品，都靠軍中市場補給充實，但是他天性奢侈，晚年更加厲害。使用物品的規格超出了規限。富有的將士有的被他殺死奪走財物。多次不遵循法令，監司檢舉報告，孫權愛惜他的功績而不責伺他。孫權下令其部隊交由呂岱接管。潘璋兒子潘平行爲不端而被流放會稽。潘璋之妻居住在建業。孫權賜于田地房屋和免除賦役的佃戶五十家。陳壽評價：“爲人粗猛，禁令肅然，好立功業”。”“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之所厚待也。以潘璋之不脩，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
司馬懿的長子司馬師娶了夏侯尚的女兒夏侯徽，夏侯尚是夏侯淵的侄子，夏侯徽的母親曹氏，是大司馬曹真的妹妹，受封爲德陽鄉主。夏侯徽的兄長是夏侯玄。夏侯徽嫁給司馬師生下了五個女兒，夏侯徽舉止優雅，很有見識和器度，每當她的丈夫司馬師有什麼想法時，都由她從旁策劃協助。魏明帝曹叡在位時期，司馬師的父親司馬懿居於重位，而司馬懿的兒子們都有雄才大略。夏侯徽知道司馬師絕不是曹魏的忠臣，而司馬師又對出身曹魏家族的夏侯徽非常顧忌。青龍二年（234年），夏侯徽遭到司馬師的毒殺，死時年僅二十四歲。夏侯徽死後，葬於峻平陵。
泰始元年（265年），司馬師的侄子司馬炎受禪登基，建立西晉政權，是爲晉武帝。晉武帝登基時，並沒有給夏侯徽追加諡號。泰始二年（266年）十一月十五日，晉武帝在司馬師第三任妻子景獻皇后羊徽瑜的屢次進言下，才爲夏侯徽追加諡號爲景懷皇后。這個當然是晉書裡面記載的，夏侯徽是發現了司馬懿、司馬師他們並不忠於曹魏帝國，所以才被司馬師給毒死了。不過，從時間上來看，這項記載是非常不可靠的，因爲夏侯徽死的時候，還是公元234年，那個時候，司馬懿正在大西北和諸葛亮死磕，正受到曹睿的極度信任和重用，這個時候，無論從感情還是形勢上來說，司馬懿都不可能想要發動政變，而且夏侯徽是皇族成員，司馬師公然毒死她還不被處罰，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所以，夏侯徽只是個可憐的短命人，她是正常死亡的。
夏侯徽死後，司馬師很快地娶了吳質的妹妹，吳質當初和司馬懿一起伺候過還沒有當皇帝的曹丕，是曹丕四大智囊之一，吳質最後也是做到了侍中（皇帝高級顧問）。不過，吳質本人出身低微，被當時大多數出身名門的高官們看不起，他的後代們也沒有出人頭地的，司馬懿看出吳質一家沒有前途，就讓司馬師和吳質的女兒離了婚。
羊徽瑜出生於214年，泰山南城（今山東費縣）人，出身官宦世家，她是南陽太守羊續的孫女，上黨太守羊衜之女；其母爲東漢名士左中郎將蔡邕之女、蔡文姬的姐妹。
羊徽瑜出身，比曹魏皇族還要高貴。其家族世代擔任俸祿二千石的官職。她成爲了司馬師的第三個妻子。
這樣的家族，就是曹魏皇族都想和他們攀親家，司馬師死了一個老婆、離了一個老婆，還能娶到羊徽瑜這樣出身的女人，我們就能夠看出來，司馬家族當時的名望已經到了一個什麼樣的層次。
魏青龍三年（235）四月，明帝曹睿大興大木，作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建翔鳳於其上。力役不已，農桑失時。司空陳羣上疏奏說：“大禹繼承了唐、虞的盛世，卻仍然不看重修建宮室，厭惡豪華的衣服，何況當今自靈帝死後，天下大亂，老百姓所剩不多，比起漢文帝、漢景帝時，現在戶口超不過那時的一個大郡。再加上邊境戰事頻繁，將士勞苦，如果再遇到旱澇災害，國家的憂患可就深重了。況且吳國、蜀國尚未消失，國家還很不安定，應該乘他們還沒有興師進攻，加緊訓練軍隊，鼓勵農耕，做好準備，嚴陣以待。現在陛下捨棄這些當務之急，反而先建宮室，臣下恐怕老百姓會日漸睏乏，將來拿什麼來抵抗敵兵呢？當初劉備從成都來到白水，驛站內建造了許多接待來往過客的房舍，徵用耗費了不少勞役，太祖就認爲他在勞民。如今，中原地區像這樣耗費勞力，正是吳國和蜀國所希望的，這可是關係到國家安危的大事，希望陛下能好好考慮這件事。”
曹叡答道：“滅吳、與建宮室，也可以一起進行，一起完成。滅吳、蜀後，罷兵守城，怎麼可以再徵用勞役呢？你是司空，和當年建未央宮的蕭何一樣，自然有建造宮室的職責呀。”
陳羣又說：“從前漢高祖劉邦只和項羽爭奪天下，項羽滅亡後，宮室都被大火燒燬了，因此蕭何才修建了武庫和穀倉，這些都是急切需要的設
施，可漢高祖看到這些建築造得很壯麗，仍然氣沖沖地責備蕭何不該把它們造得過分豪華。如今吳、蜀尚未平定，實在不應該大興土木。人想要做件事或者想要得到某種東西，沒有找不到藉口和辯解之詞的。何況您是天子，沒有誰敢違抗您的旨意。如果以前您打算拆毀武庫，就可以說不能不拆毀它；如果以後您打算再修復它，又可以說不能不修復它。如果您一定要做的事，固然陛下打算不會屈從於臣下的言辭，但是如果您能斷然回心轉意，也並非是臣下的力量所能達到的。當初漢明帝想修築德陽殿，鍾離意極力勸阻，漢明帝就聽從了他的意見，可後來還是動工修建了，宮殿建成後，漢明帝對大臣們說了這樣一句話：‘要是鍾離尚書還在，這座德陽殿也蓋不成了。’所以說，當帝王的怎麼會懼怕一個臣子，其實都是爲了老百姓啊。現在臣下不能讓陛下留意傾聽我的意見，比起鍾離意來，我可差得太遠了！”
少府楊阜楊阜上疏說：“堯居茅屋而天下安居，禹住低宮而百姓樂業。古代聖帝明王，沒有人爲自己建造高大華麗的宮殿而勞民傷財的。夏桀修築璇室、象廊，商紂建造傾宮、鹿臺，結果亡國喪身。楚靈王因爲修築章華臺，結果身受其禍；秦始皇營造阿房宮，結果殃及兒子，天下背叛，帝位僅傳到二世就亡國了。凡是不顧惜老百姓只圖自己快活的人沒有不自取滅亡的。陛下應當效法堯、舜、禹、商湯、文王、武王，吸取夏桀、殷紂、楚靈、秦始皇的教訓。高高在上，當修德行。要謹慎地守護王位，才能繼承祖業。否則，巍巍皇權，岌岌可危。不早晚警惕，撫卹臣民，仍自我逸樂，崇尚華麗的宮室，則必有顛覆危亡的災禍。《周易·豐卦》說：‘蓋起大屋，遮蔽家人，從外望進去，好像沒人。’大王應以天下爲家，說大屋無人，這是災禍的徵兆。而今吳、蜀二賊聯合，危害國家，十萬大軍，東西奔走，邊境無安寧之日。農民不能從事生產，面有飢色。陛下不憂慮這些大事，而是大興土木，無休無止。如果國亡而我們大臣都能活下來，我也就不說什麼了。但是君王爲首領，大臣爲肢體，存亡一體，生死與共。《孝經》說：‘天子有敢於直諫的大臣，只要七人，那麼即使他治國不當，也不會失去天下的。’我雖然愚笨怯弱，但又怎敢失爲臣的本分呢？言語不切直，就不能感動陛下。如果陛下不聽勸告，恐怕祖先打下的天下會敗亡的。假如讓我身死，而能對國家有所補益，那麼，我雖死猶生。我這是在敲着棺材勸諫，等待殺戮。”明帝爲他的忠言所感動，親筆寫詔書作答。每當朝廷會議大事，楊阜總是侃侃而談，以天下爲己任，反覆諫諍，明帝不聽，於是他反覆乞求辭職，未得允許。楊阜死的時候，家裡沒有多餘的財產。孫子楊豹繼嗣。
侍中領太史令高堂隆高堂隆上疏勸諫說：“從前周景王不沿遵文王和武王的德行，不理會周公旦的制度，既鑄造了大錢，又建造大鐘。單穆公勸諫也不聽，泠州鳩批評也不理會，迷途不返，周朝國運因此而衰弱，這些都記錄在史，作爲永久的借鑑。但是，今天一些小人，喜歡敘說秦漢的奢侈靡麗的生活，用以迷惑您，求取大鐘這樣的亡國之器，勞民費時，有傷於德政，這是自取亡國，並不是振興禮樂、確保神明美好的途徑。”這天，明帝巡視上方，高堂隆與卞蘭從行。明帝把高堂隆表交給卞蘭，想爲難高堂隆，說：“興衰在於政治，跟音樂有什麼關係，政治之退化，怎麼能是鐘的罪過呢？”高堂隆說：“禮和樂是政治生活的大事。所以簫韶演奏九次以後，鳳凰飛來，擂鼓六遍，天神下降，政治所以穩定，刑法得以實施。這是和順的最好例證。新聲瀰漫，商辛隕命；大鐘鑄成，周景王衰敗，都起因於此，怎麼說與政治的興衰不相關聯呢？您的一舉一動都要記載在史書中，這是歷來的規則，如果您的行爲不合常道，怎麼向後人作出表率呢？聖王願意聽取下人批評他的缺點，這是勸規補過的正途;忠臣願意盡心盡職，所以才能爲了君王而奮不顧身地勸諫。”明帝認爲說得有理。]
後來高堂隆遷任侍中，兼領太史令。崇華殿遭火災，明帝下詔問高堂隆：“這是什麼災禍呢？按禮節，該有祈禳之義嗎？”高堂隆說：“所有的災禍，都是向人們展示誡告。只有修行禮義與品德，才能戰勝災禍。《易傳》說：‘上不節儉，下也不會節儉，所以會引來大火。’又說：‘如果君王大修高臺，天火作災。’這是因爲君長只知道修繕宮室，不知道百姓的困苦，所以上天應之以乾旱，火災從高殿而起。上天提出鑑誡，讓災異告訴陛下：陛下應該尊崇人道，愛惜民力，以順天意。從前，太戊時桑谷生在朝廷，武丁時，雉落在鼎器上。他們都視之爲災異，感到恐懼，進而修治德政。三年以後，遠方的部落也來朝貢，所以稱他們爲中宗、高宗。這是前代明鑑。今考古書，凡是災異發生，都通過燃燒宮室爲誡鑑。但今天所以要大興宮室，是因爲後宮人數太多啊！應當只留下那些有才德的人，按照周朝的制度，其餘的都應放出來。這也就是祖己之所以要訓導高宗，而高宗之所以流譽久遠的根本原因。”明帝又問高堂隆：“我聽說漢武帝時，柏梁臺發生火災，武帝大修宮殿來鎮災，這是爲什麼呢？”
高堂隆說：“我聽說西漢柏梁臺火災之後，越國有巫者出個主意，應修建宮室壓它，所以修建了建章宮，以壓火祥。這是夷越巫者的計謀，決不是出自聖賢的訓導。《五行志》有言：‘柏梁臺火災，其後有江充巫惑衛太子事發生。’如果按照《五行志》的記載，越國巫者勸漢武帝修建章宮以壓火災，並沒有起作用。孔子說：‘災異按類與人們的行爲相感應，人神相感，用以懲戒君主。’因此聖賢往往見災異就躬身自責，修養道德。當今應停止民役。宮室制度，應從儉約爲好，只要能抵禦風雨，能講求禮儀就行了。清掃一下災禍發生的地方，不再於此地建造宮殿，莆嘉禾一定會生長此地，用來報應陛下虔誠恭謹的品德。怎麼能讓百姓疲勞，讓國庫空竭呢？這樣做，並不能使天降祥瑞，也不會讓外人心服的啊！”明帝於是修復崇華殿，當時郡國出現了九龍，又改名九龍殿。
開始建造陵霄闕的時候，有喜鵲在上面築窩，明帝問高堂隆此爲何故。高堂隆說：“《詩經》說：‘喜鵲築窩，鳩鳥居住。’現在興建宮室，蓋陵霄闕，喜鵲築窩，這是宮室未蓋成，陛下不能居住的徵兆。天象像是在說，宮室未蓋成，將會有異姓人住進去，這是上天在勸誡您呢！天道是最無私的，只和善人相親，不能不有所防備，不能不深刻反思。夏、商末世，帝王都是繼位的，但他們不恭敬地聽取上天的明訓，只聽信諂言，隨心所欲，不修明德，所以很快亡國了。太戊、武丁，看見災異而感到恐懼，趕緊聽從上天的勸戒，所以迅速興盛壯大。當今如果停止各種勞役，崇尚節儉，廣施德政，處處遵循帝王的禮德，翦除天下大患爲民興利，那麼，你就可以成爲繼三皇五帝之後的偉大的帝王，殷王轉禍爲福又怎能與您相比呢？臣下做爲您的心腹，如果能輔佐皇帝，保全國家，即使身死族滅，在所不辭。我豈能懼怕惹禍招災，就不聞不問，讓陛下聽不到切至的忠勸呢？”聽了這話，明帝爲之動容。
同年，有彗星在房心尾三宿間顯得特別明亮。高堂隆上疏說：“凡是帝王遷都立城，都首先確定天地社稷的位置，並恭敬侍奉它。凡建宮室，首先應是宗廟，其次車馬庫
和糧倉，最後纔是宮殿。而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等都還未確定下來，宗廟的制度也沒有按禮儀實施，卻修繕殿堂，讓官員放棄日常業務，農民放棄農耕，後宮所需費用，與興兵軍費大體相對，民不堪命，都含怨怒。《尚書》說：‘天聰明，是因爲萬民聰明，天明畏，則因爲萬民也知道威儀。’轎伕作頌，上天賜予五種福事，百姓怨怒，則天降六種凶事威恐，是說上天的獎賞與懲罰，順應民心民意。因此，臨朝當政，首先應安撫民衆，然後遵從古代的教化，成爲帝王，百官以及廣大百姓共同遵從的準則，從古至今，無不如此。以不加斫削的柞木爲樑，建造低矮的宮室，唐堯、虞舜、大禹因此能垂青後世;修築玉臺瓊宮，夏癸、商辛因此冒犯上天。今天的宮室規格，早已違背禮儀制度，而且還要興建九華殿，華麗鋪張，前所不及。彗星在房心尾三宿間發光，進犯帝王星宿而旁及紫微星，這是上天寵愛陛下、向您發出勸戒的徵象，始終都滯留在尊位，殷勤鄭重，想要感動陛下，這是慈父般懇切備至的訓誡啊。應當按照孝子的禮節，明告天下，垂範後世，不應疏忽，冒犯天意。”
當時國家多有徵伐之事，刑法苛刻。高堂隆認爲當務之急應是推行禮樂，崇敘明堂，修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重儒士，推舉隱逸之人，制定各種禮儀，修改正朔，變換朝服顏色，提倡孝悌之道，崇尚節儉，然後準備禮儀，實行封禪，就可以不發生戰爭就一統天下。高堂隆還認爲，修改正朔，變換朝服顏色，改變徽號，變動器械，這是自古以來的帝王爲新人耳目、改弦易轍的基本辦法。所以要敦促修改舊服。明帝聽從他的建議，將公元237年（青龍五年）的春三月改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朝服改爲黃色，宗廟祭品尚白，按地正建醜，以農曆十二月爲正月。後高堂隆遷升爲光祿勳。
明帝大肆修築宮殿，雕飾觀閣，鑿取太行山的石英，開採谷城的文石，在芳林園建起景陽山，在太極殿北築起昭陽殿。又鑄造黃龍、鳳凰等奇偉的野獸，用以裝飾金墉殿、陵雲臺和陵霄闕。大耗人力，又有天災人禍屢次出現。
高堂隆上疏勸諫，言辭急切道：“天地間最大的品德是生，聖人最大的寶物是位。如何才能守住權位呢？用仁。如何才能聚集天下之人呢？用財。士民是國家的寶物，穀物衣服，又乃士民的命根，沒有好的年成穀物不會豐收，沒有勞力投入其中，衣物也不可能製造完成。因此帝王常常親耕，用以勸導農民種莊稼，種桑養蠶，才能織衣服。因此要上告天庭，用來宣佈自己的虔誠和措施。伊唐時代，厄運四起，洪水滔天，派鯀去治水，沒有成效，於是又推大禹，隨山砍樹木，前後經歷了二十二年。災異之嚴重，空前絕後，而百姓勞作之勤苦的年月，也沒有比這更長久的了。而堯、舜君臣，和平統治而已。大禹治水，設顯九州，官員和平民，功臣和普通官吏都有不同等級，君子小人，各有服飾。而今並沒有大禹時那種危急，卻動用了各種人力大興土木，讓四邊鄰國都知道了，名聲實在不好。如果載入史冊，更不會流芳千古。因此，有國有家的人，近則取之於身邊，遠則取之於物，溫馨養育，所以說‘聖賢君子，乃民之父母’。而今上下勞苦，疾病流行，年成又不好，飢餓備至，連年關都過不去。應當撫卹下民，解救他們的困頓。
我察閱了古書的記載，天人之際，沒有不發生感應的。因此古代聖賢，都敬畏上天的神明，遵循陰陽的規律，兢兢業業，惟恐有所違失。然後國家才能興旺。德行與天神相符，發生災異後，應當有所警懼，趕緊修養德行，這樣才能昌延國運。至於末世，那些昏庸的君主，不遵守先王的法則，不採納良臣的忠告，隨心所欲，疏忽勸誡的作用，則很快就會招致亡國。
天道顯著，不必細說，再表人道。六情五性，人所共有，嗜慾、廉貞，各居其一。如果這些本性興動於內，必然相互矛盾。如果慾望很強，而意志薄弱，則情性縱橫，禁而不止。精誠不能制服，就會放縱無極。情性的本願，必然是追求美好，而追求美好，沒有人力財力不行，沒有穀物綿帛也不能。如果情性過強，則人不堪其驅使，也無法滿足其物質方面的要求。勞苦、欲求同時發生，災禍也隨之來臨。因此不斬斷情慾，就無法供其需求。孔子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來看，禮義的制定，並不是拘泥自己，而是遠離災害而振興國家的根本大法。
而今吳、蜀兩個敵國，決不是勢單力薄的小賊。他們佔據天險，擁兵衆多，各自稱帝，想和中國爭一高低。如果有人來報告說，孫權、劉禪都講究道德修養，主張節儉，減削租賦，不沉湎於玩好，尊重長老，遵守禮則。陛下聽後，難道不會對其警惕，並不希望他們如此嗎？因爲他們這樣做，就很難征伐，這不是國家的憂患嗎？如果有人說，孫權、劉禪窮兇極惡，勞民傷財，斂聚民命，百姓吁嗟，日甚一日。陛下聽後，難道不會勃然忿起，想要討逆伐賊，解救百姓嗎？再者，難道不會慶幸敵人疲敝而討伐容易嗎？如果是這樣，從別的角度來思考，這裡的道理實在不難明瞭。
秦始皇不修養道德的根基，卻修築阿房宮;不憂慮禍起蕭牆，卻修建萬里長城。當時的君臣所以這樣做，也都是想創立萬世功業，讓子子孫孫有天下。誰能想到在一個早晨，匹夫一呼應者如雲，天下頓時傾覆。所以我認爲，如果前代君王知道他們的所做所爲會導致敗亡，他們也就不會這樣做了。因此亡國之君絕不會料到自己會滅亡，但終究還是滅亡;聖賢的君主總怕亡國，但終究不會亡國。從前的漢文帝可謂賢主，躬行約儉，流惠下民，而賈誼卻以危言作比，說是天下即將傾覆，可爲痛哭的事有一，可爲流淚的事有二，可爲長嘆息的事有三。更何況天下凋弊，百姓沒有任何儲備，國家也沒有夠吃一年的積蓄。強敵在外，邊境大軍屯積，而國內卻大興土木，州郡不寧。如果出現敵人入侵的緊急情況，我擔心天下有變，結果不堪設想啊。
再說，將吏的俸祿已逐漸折減，與過去相比，不過五分之一而已。凡已去職者不再供給官糧，不應繳納的財物也比過去增加一半。這說明如今官府財政收入應比過去多，但還是每每不足，徵收牛肉這樣的小稅，前前後後也進行過多次。反而推之，這些費用，都出自何處呵。俸祿賞賜用的穀物和衣物，是君主用以讓官吏和人民盡忠盡節的基本手段，而今連這點手段都廢而不用，無異於不讓吏民出力效命了。既得到這些吏民，卻又失掉他們，人們怎能沒有怨言呢！《周禮》說：大府掌管九賦之財，以便分配使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彼此不相矛盾，都能滿足其用。滿足各自的用費之後，多餘的財產便可供君王玩好。如天子用財，必須徵詢大臣。而今陛下與同在朝廷治理天下的人，不是三司九列，就是臺閣近臣，都是心腹之人，應當無所忌諱。如果看見財物的增減而不敢陳述，從命奔走，惟恐不及，這只是具體理事之臣，不是耿直之臣。從前李斯教導秦二世說：‘作爲皇帝而不敢放肆，天下就好像是監獄一樣。’二世遵循此言，結果亡國。李斯也遭滅族之災。因此司馬遷認爲李斯不能正直勸諫，所以告誡後世。”明帝審閱奏書後，對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說：“看了高堂隆的奏書，使我感到畏懼不已。”
明帝爲之稍有減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