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強在打理着自己的產業，改進的改進，擴張的擴張，新建的新建，既是爲自己增加着財富，也爲革命積累着資金。同時，也使這個國家薄弱的工業基礎能夠堅實一些。
對於革命軍的奮戰，陳文強只能是從財政上予以儘量的支持，具體的行動他不過多插手。畢竟，他更擅長的還是在工商領域，還是在交結各方人物，爲將來的革命爭取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而革命軍的批亢搗虛顯然是出乎清軍意料的，他們沒有想到革命軍會置壓在當頭的大軍不顧，轉而向東西兩個方向流竄。是的，在清軍看來，這就是流竄。只不過，這流竄來得突然，來得猛烈。
普洱、臨滄相繼被合流的革命軍攻破，總兵力達到三千多、且裝備精良的滇西革命軍已經具備了縱橫攻掠的實力，被大量抽調的地方清軍根本抵擋不住這迅猛的攻勢。
而元江以南，向來是少數民族聚居之地，政府的控制力並不強。而土司的實力在歷史上的改土歸流過程中，又大受打擊。這使得革命軍掌控地方政權變得相對容易，只要軍紀嚴明，不擾民、害民，甚至沒有了苛捐雜稅的盤剝，便少有地方武裝會與革命軍爲敵。
甩開了清軍主力後的兩路革命軍，在東西兩面展開了迅猛攻掠。在滇西，革命軍勢如破竹，地方清軍非降即逃，佔永德，克龍陵，兵鋒直指滇西南重鎮永昌（現保山）；在桂西，陸榮廷率人馬在左右江地區亦是摧枯拉朽，光復數縣，殲敵上千。
而就在這又一次國內震動的時候。陳文強已經由廣州出發，前往上海。武漢、上海、瓊州這三大地區，正是陳文強的產業之基。而上海，因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則是陳文強佈局江浙的重要棋子。
西南、東南，再加上武漢的腹心地位。這就是陳文強設想的革命方略。而要直搗腹心，粵漢鐵路便是關鍵，這也是他幾乎傾盡全力的原因所在。
只要鐵路修成，從瓊州出動人馬便可攻襲廣州，然後乘車北上。再加上西南、東南的呼應行動，在長江以南掀起革命高潮，並吹響埋葬清王朝的號角，還是比較有把握的。
而在回上海之前，陳文強還要先到天津。誠摯的邀請已經由人送達了。而對袁世凱。袁老四，袁大頭，對這位歷史上的“竊國大盜”，陳文強的感情是複雜的。
德國著名的《歷史學報》提到當時大清王朝的四個人，除了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外，一是袁世凱，另一個則是端方。
不可否認，老外的眼光很獨到。而袁世凱能爬到現在這個位置，也確實與他的能力有關。絕不是投機取巧。一個沒有功名的傢伙，靠着事功扶搖直上，你能說他全靠鑽營和運氣？
而現在，袁世凱雖未失意，但卻不如意。
清廷於一九零六年十一月正式發佈新官制上諭。新的官制沒有采用袁世凱、奕劻等人所希望的責任內閣制（因爲在責任內閣制度下，皇權要受制於內閣。萬一慈禧太后去世而光緒有了出頭之日，屆時也不能把出賣化皇帝和維新派的袁世凱怎麼樣，實際上是爲他自己留後路），而是繼續保留了舊的內閣和軍機處，各部院的設置則基本採用了奕劻提出的方案。
這一次。慈禧再一次支持了守舊派，奕劻和袁世凱的如意算盤都落空了，特別是袁世凱，他最希望的陸軍部居然落空，心裡別提多難受了。
而從各部長官的人選上來看，雖然清廷標榜不分滿漢，在十三個部院的長官中，滿漢在人數上看似平分秋色，但仔細看的話就會發現，滿人佔據的大都是要害部門。
由此也可以看出，預備立憲後，滿族親貴專制化的趨向不但沒有扭轉，反有愈演愈烈之勢，這開了一個極爲惡劣的先例，而後來慈禧太后死後，攝政王載灃後來組織的“皇族內閣”更是把這種情況推到極致。
官制改革的硝煙雖然散去，但奕劻、袁世凱與瞿鴻禨、岑春煊等人的矛盾已經完全明朗化，雙方已是勢不兩立，都想去對方而後快。
兩派的分歧其實並不是立憲與否的問題，而是什麼時機推行的問題——也就是說，立憲是遠期目標還是近期目標的問題。
緩行立憲的一派認爲，一個國家的立憲要取得實效，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如政府對社會的有效控制能力，各種資源（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的相對充沛，國民的教育程度，吏治的清廉和有效等。
這種觀點姑且稱爲“條件論”，他們由此認爲，在不具備這些條件就貿然速行立憲，不但事與願違，反會給國家和民衆帶來災難。更有甚者，他們對改革者的動機表示懷疑，認爲大清的國情和歐美國家有很大差別，僅僅是一些人爲了追求立憲的虛名，結果恐怕不能於國有利，反導致“執政者無權”，那些別有用心的“神奸巨蠹”倒“棲息其間，日引月長，爲禍不小”。
而主張速行立憲的一派也承認當時的現狀，但他們反過來認爲這種現狀是因爲沒有變革的結果。因此，只有通過立憲的刺激和引導才能改變這種危機。而且，速行立憲派對立憲後的推論相對樂觀，他們認爲立憲制度一旦建立，緩行立憲派說的那些條件是可以在這種制度下逐漸創造出來的。這種觀點也就是所謂的“危機論”。
儘管兩派都各有道理，但在清末的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情況下，“危機論”顯然更有市場，更容易引起人們的共鳴。
從陳文強的角度來看，他已經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不可能回頭。所以，即便“危機論”更傾向於一種非理性的情感層面，即便“條件論”更具有理性，對他來說。也全都不重要了。
但這並不妨礙陳文強從中取利，他的揣摩，他的探悉，他的左右逢源，將是他值得信賴的武器。而且，不管是什麼派。日後都有成爲革命的同盟軍的可能，推翻滿清，也少不了他們的力量。
革命軍與北洋軍難免有一戰，並不一定要打得你死我活、分出勝負，但北洋軍要顯示出力量，革命軍也要展現強軍的風采，重要的是敢戰的精神。最後解決問題還是要在談判桌上，軍事永遠要爲政治服務。
是的，沒錯。陳文強並沒有抱着革命成功等同於武力統一的念頭。除非北洋軍倒戈，而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從當時的中國軍力來看，北洋軍與革命軍打得兩敗俱傷，打得持續不斷，傷害得不僅是國家的元氣，更會招致列強的干涉，比如日本，那是肯定會趁火打劫的。
最後將是一個談判達成的妥協。才能儘量地保全國家的武力，包括北洋軍在內。特別是中國的北方。沒有了北洋系的軍隊，最直接受害的便會是東北。而革命軍的實力被消耗太多，也無法穩固佔領和控制某些省份，也就無法實現革命者心中的國家建設的理想。
一場大戰，一場談判，一場妥協。然後是一段相對平和的發展時期。至於統一嘛，除了武力，恐怕還有別的辦法吧？
所以，陳文強纔要去見一見袁老四這個中外皆知的大人物，希望能從他的思維中尋找到可資利用的東西。不一定非要現在發揮作用。可作爲一個長遠的準備，也是很好的。
“袁大人對陳先生是慕名已久，今番能在天津相見，終於是圓了心願，必然心中大慰啊！”張一鏖作爲袁世凱的親信幕僚，此次攜信邀請陳文強成功赴津，差事可謂辦得圓滿，心情也很暢快，對陳文強更是唯恐有觸犯之處。
“袁大人擡舉，張兄客氣了。”陳文強淡淡地一笑，說道：“兄弟官卑職微，實是當不得如此謬讚。”停頓了一下，他盯着張一鏖緩緩說道：“恐怕袁大人邀兄弟會面詳談，並不只是有關北洋機器製造局，以及修築津鎮鐵路之事吧？”
津鎮鐵路，也就是後來改名的津浦（天津至南京浦口）鐵路。一九零二年，清政府改派袁世凱督辦津鎮鐵路，袁世凱又委派唐紹儀、張翼等人與英國中英公司及德國德華銀行代表進行談判。
但清政府與英、德關於津鎮鐵路借款的談判遭到直隸、山東，江蘇三省京官、地方紳商及留日學生的反對，認爲“津鎮一路，北接畿甸，南貫江淮，扼江海之咽喉，握三省之命脈”，地理位置和戰略意義十分重要，要求將津鎮鐵路收回自辦，事情由此擱置。
一九零七年年初，清廷又加派張之洞會同辦理津鎮鐵路。張、袁幾經協商，認爲廢約自辦困難很大，借款自辦雖切實可行，但合同必須不甚苛刻，方可爲國人所接受。
而陳文強在粵漢鐵路修築中的籌資募款顯然是可以借鑑學習的，工程進度也令人驚訝讚歎。但陳文強卻知道，袁世凱邀其見面，並不是修鐵路這件事情，至少不是主要的。北洋機器製造局呢，專爲北洋軍制造槍炮子彈，與湖北槍炮廠似乎也不是什麼競爭關係。
張一鏖想了想，委婉地說道：“當然還有別的要事，只是製造局和鐵路，哪敢勞動陳先生大駕呢！”
“言不由衷。”陳文強伸出手指輕輕點了點，嘆息道：“政爭我是不管的，京官我也不會幹，至於英國人，我對他們印象不好，能不用就不用。”
張一鏖略有些驚訝，但城府也深，瞬間便恢復正常，岔開了話題，象是閒聊般地詢問道：“最近亂黨在滇桂兩省鬧得很兇，湖北新軍雖然赴援，卻上奏朝廷言說裝備不強、力有未逮，請調北洋新軍南下剿亂……”
陳文強噗卟笑出聲來，打斷了張一鏖的講述，看着張一鏖投過來的疑惑目光，他趕忙表示抱歉，然後解釋道：“北兵南戰，實是可笑。氣候水土、環境地形皆不適應，連我這軍事外行也知道這不是好辦法。”
“袁大人也是此意。”張一鏖贊同道：“南方潮溼多雨，又有瘴癘難防，北兵赴南，水土不服，未戰而先病弱，史上是有記載的。”
“我卻不知這史上記載。”陳文強裝傻充愣地搖了搖頭，轉而說道：“只是遷民至瓊州墾殖，親眼所見水土不服及瘴癘之疫病。這還是淮北、上海等地的災民窮人，若再往北的地方，估計更難適應了。”
“原來是陳先生親眼目睹。”張一鏖信以爲真，想了想，說道：“那可有防治之法？”
“倒是有一些，但要適應卻頗耗時間，不可能立竿見影。”陳文強沉吟着說道：“比如在山林中行走，如何防範蚊蠅毒蟲，如何辨識瘴樹毒氣……”
其實，陳文強所說的並不是危言聳聽，在東南地區，除了最主要的疫病——瘧疾外，還有很多致命的因素，具備山地叢林的生存常識是很必要的。比如在南方溼熱的叢林地區，樹林內常有甲烷等可燃性氣體聚集；地面落葉腐爛，溼度大並且孽生大量的病毒、細菌以及山螞蝗和蚊蟲。不知如何預防，如何規避，確實很危險。
“瘴江西去火爲山，炎徼南窮鬼作關。從此更投人境外，生涯應在有無間。”張一鏖倒吸着冷氣連連發出慨嘆，“古人誠不欺我。”
顯然，對於張一鏖來說，陳文強約略的描述便足以使他悚然心驚，視東南滇桂兩省爲畏途了。
對於陳文強呢，不管能不能達到目的，他都要盡力阻止北洋軍南下，爲革命軍的發展壯大爭取時間，儘管他所說的這番話未必會成爲清廷或袁世凱作出決策的依據。
當然，陳文強的辦法不只是靠他的一張嘴，復興會所掌握的媒體也會加以反面的宣傳和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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