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範曾任江西鉛山縣令，因爲對地方教案“處理不當”而被免官。他親眼目睹了清朝官場的黑暗、戊戌變法的失敗，因此非常希望通過辦報來呼籲國民救國圖強。當時愛國學社剛剛成立，經費不足，遂與《蘇報》相約，由學社教員蔡元培、吳稚暉、章太炎等七人輪流每日爲報社寫評論一篇，報社則每月給學社一百銀元爲報酬。
而新版《蘇報》一經推出，就以其“鍼砭時弊、力主改革”的辦刊風格贏得了知識界的青睞。梁啓超曾稱讚說：“屹立於驚濤駭浪、惡毒迷霧之中。難矣，誠可貴矣！”
1903年2月，已經成爲愛國學社師生髮表言論的園地的《蘇報》特闢《學界風潮》一欄，將各地學堂中的腐敗黑暗現象公之於衆，讚揚進步師生的抗爭。這樣，《蘇報》大爲世人矚目，不但稿源不成問題，銷售量也是節節攀升。
如果僅僅報道學界風潮，抨擊權貴，那也最多隻是態度偏激而已，但是，隨着形勢的發展，《蘇報》的革命色彩越來越濃厚，措詞越發尖銳，矛頭指向也更加明確了。
到了1903年五月末，陳範正式聘請愛國學社學生章士釗爲《蘇報》主筆，使《蘇報》迅速向輝煌的頂峰攀升”。
六月初，年少氣盛的章士釗以初生牛犢的猛勁，從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對《蘇報》進行了大膽革，宣佈“本報大改良”，將報道“學界風潮”的欄目移到頭版頭條，言論更加激進；隨後，蘇報在《革命軍》發表後，發表了章太炎的評論文章，盛讚其爲“國民教育第一教科書”；六月二十日，又發表章太炎的《駁康有爲論革命書》，在該文中，章太炎直呼光緒皇帝的名字，號召“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六月二十二日，更是刊出《殺人主義》一文，狂歌“殺盡胡兒才罷手”、“借君頸血，購我文明，不斬樓蘭死不休，壯哉殺人”之類驚世駭俗的詞句。
如果說蘇報將革命聲浪發揮到極致的是大力推崇鄒容的《革命軍》一書，那將反革命革命聲浪推進到頂點的便是章太炎批駁康有爲的政論文的發表。而《蘇報》的張揚和無所顧忌，早已引起了清廷統治者的震驚和仇視，最後的案發可以說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所謂盛極而衰，在短短一個月時間內，《蘇報》的發行量迅速飆升，僅發行點就增加了幾十處，令上海灘老牌大報《申報》都黯然失色。而輝煌的頂點，恰恰也是它的終點。
鄒容剛從日本回國後，寄居在愛國學社，與章士釗、章太炎等人意氣相投，是比較熟悉的。而陳文強恰恰是因此而有所擔心。因爲《革命軍》是僞名發表，外人不知作者爲鄒容，但章太炎等人卻是知之甚詳的。
而且，章太炎的瘋是出了名的，癲是出了名的，狂也是出了名的，他的學問淹通博洽，造詣精深，是靈光巋然的國學大師，那些著作，絕非普通瘋子所能結撰。但他更喜歡別人稱他爲革命家，只要前腳邁出書齋，說話行事，他就恣睢放縱，常常會做出些令“高級食肉動物”極端頭痛和難以收場的事情。他有包天巨膽，不怕殺頭，不怕坐牢，想鳴就鳴，想吼就吼，想罵就罵。
正因如此，陳文強便擔心“章神經”大嘴巴一張，把鄒容給說出來。嗯，這種可能性是很大的。畢竟思維模式不同，陳文強斷不會自投羅網或坐以待斃，而很多人卻樂於捨生取義，希望得到生命親證與道德承當的機會。
所以，陳文強不奢望在短短時間內便改變了鄒容由來以久的思想，他要預先安排，使鄒容暫時避開這場即將到來的驚濤駭浪。而日本的來信，則使他有了相對合理的藉口。
“鄒小弟，你不必過於擔心。”爲了使鄒容能安心跟隨自己去日本，陳文強開始半真半假地進行勸慰，“《蘇報》報館是在租界，滿清想報復，哪有那麼容易。工部局要維持他們國中之國的權威，不會完全聽命於清廷。如果向滿清政府妥協的話，就會破壞租界在中國享有的治外法權，導致中國本土審判權的復歸，這在西方國家內部也會引起很大的爭議。”
鄒容露出憤激的神情，咬了咬嘴脣，沉默不語。這確實是個非常矛盾的事情，也讓人產生複雜的情感，既爲列強粗暴踐踏中國司法主權而憤慨，卻也希望租界能成爲革命者的避風港，更希望滿清王朝的絕對威權無用武之地，使其不能再大逞淫威。
“我要去日本走一趟，缺個翻譯。”陳文強用徵詢的目光望着鄒容，“希望你能陪我，這將是一次很有意義的遠行，一種能救千萬人的新藥可能就此便會誕生。”
鄒容猶豫了一下，說道：“如果只是翻譯的話，我可以推薦一兩個。現在這個時候，我還是想留在上海。”
“在上海你幫不上什麼，在日本則不同。”陳文強繼續勸說，除了把蘇報可能遭到打擊的嚴重性大大降低外，還說出了另外的理由，“聽說在東京，以梁啓超爲首的保皇派的氣焰十分囂張，極力誇大革命的危害。以鄒小弟的學識和激情，我覺得更應該去東京，增加反擊的力量。”
明治維新後，日本埋頭苦幹，勵精圖治，在甲午戰爭中戰勝中國，獲得大量賠款，爲國家發展輸入了大量血液，可以說日本是吸中國人民的血發展起來的。到1902年，日本已然以發達國家自居，日本又與老牌強國英國訂立了同盟條約，其主要內容是保護雙方在中國和韓國的現有利益，其矛頭直指俄國。
由於日本的發展神速，日本代替了西方成了中國人學習的榜樣，這也是國人急功近利的思想作怪，顯然真正應該學的還是西方。由此掀開了中國人東渡日本的高峰年，黃興，鄒容，陶成章，廖仲愷，魯迅等人，均於此年先後來到東京。
這一年對於維新派和革命派都是關鍵的一年，他們的活動中心都在東京，他們的政治領袖都在東京，他們的爭奪的重點無疑也是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