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趙昺的眼光看，那些建築雖然不失高大、雄偉，甚至依舊富麗堂皇，可是在他這個缺乏審美的理科生眼裡都沒有藝術概念，沒有藝術品位和美感。這折射出大宋無論是在物質上和精神上久已停滯不前，對藝術的追求已然喪失，也變得毫不重要。而原材料價格高低和加工難易程度纔是決定工藝品價值的要素。
從這些情形中，也可從側面反映出工匠的素質，趙昺想想也就釋然，那些沒讀什麼書的工匠，從事如此“賤業”，只可能因循守舊，按照祖師爺傳下來的樣子依葫蘆畫瓢，不但工藝技術上難以有進步，審美趣味更不可能有多高水平，只能在材料和繁複的程度上做文章，以求賣個好價錢。
所以在趙昺眼裡這幅人人稱讚的畫作，雖然技法嫺熟，色調鮮明，可仍然帶着衰敗之氣。作者依然沉浸在對過去輝煌的懷念，卻沒有能夠衝破固有的執念，沒有反思和創新。在加上一幫附和者的稱讚，他更覺陳腐之氣盈院，處處瀰漫着腐朽的味道。
俗話說世事難料，但趙昺覺得形成今日局面也是有例可循的。在前世他記的有位叫‘滅霸’的威漫英雄，其秉持着中‘資源有限，無法支持人口擴張’的觀念不斷挑起戰爭。他覺得這種觀點在大宋似乎也得以驗證，人口不斷突破歷史紀錄，全社會的生產效率和發展水平反而不斷降低，技術發展陷入停滯，工藝難以得到創新。
現代學者在社會文明的發展上有個基本的共識，就是一個社會分工是否精細、文化藝術是否發達、工藝品是否精良，這些指標其實都直接取決於一個基礎性指標：一個社會有多大比例的成員能脫離生存必須品的生產，專注於其他技藝的發展，簡言之，一個社會的剩餘率越高，文明就越繁榮。
毫無疑問，一個社會的勞動生產率越高，全社會的剩餘率也越高；而勞動生產率來自技術進步，自然，技術進步就會帶來全社會剩餘率的提高。這個觀點會有什麼問題嗎？
有人給出了不同的觀點，他們認爲技術進步確實可在短期內提高勞動生產率，但人口增長很快又會將勞動生產率拉下來，結果只是增加了人口，只須幾代或十幾代人就回到起點。結論就是在傳統社會，除非技術進步連續涌現，或永遠存在可供拓墾的新土地，從長期來看，技術進步並不會持續提高剩餘率，所以文明並不會一直朝着繁榮的方向發展。
趙昺覺得兩種觀點是各有千秋。城市的出現和發展是評價一個時期社會繁榮的標準之一，脫離食物生產的人通常都生活在城市，所以，城市化率是個直觀反映文明繁榮程度的指標。我們皆知進入現代化之前，多數傳統農業社會的城市化率都很低，並以爲這個比例是常態。
而人口的增長同樣被視爲社會繁榮的指標。有學者認爲除非有災難性事件發生，文明總是趨向於進步，而大規模消滅人口的戰亂、瘟疫和饑荒總是降低文明水平。
趙昺以爲在宋朝卻並不適用，在中國歷史中不難發現一個現象，無論是文化上的藝術和思想觀念、器物層面的工藝和技術，還是組織模式和制度要素，最重要的源頭，大都出現在兩宋、南北朝和更早的先秦。而這幾個歷史時段對應的都是人口壓力相對較鬆弛的階段。
宋代的產業生態很像工業革命前夕的英格蘭，其核心特徵是廣泛採用非人力能源和勞動節省型機械，水力作坊遍地開花，包括大型水力紡車。但是而宋朝在經歷了靖康之亂後，朝廷南渡江南，隨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和戰亂的影響，人口大量南遷，江南的人口暴增，社會繁榮卻沒有得到持續的發展和繁榮。
其中原因，趙昺以爲從現實考慮，江南在宋朝已經得到了充分的開發，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土地已經得到了充分的開發，而南渡後人口的增加使得土地利用率基本上飽和，軍事上的失利又使他們無法通過戰爭獲得新的土地。從政治上考慮，當傳統社會人口增長到逼近極限時，必引發大規模戰亂，但統治者不可能有意建立一套有效壓低人口的制度，以避免這種週期性的人口增長和消滅。
不過巨大的人口壓力下，統制階級會自然演進出一套這樣的制度，使得中國的生產技術和組織方式，不再朝着節省人力的方向發展，而是向可以讓更多人‘餬口’的方向發展，畢竟勞動力比高效率的機械要便宜得多。如此鐵鎝鋤頭代替了耕牛，推磨的水力換成了人力，紡織業變成家庭副業式的生產。
趙昺的經歷也恰恰驗證了這一點。當他前往瓊州時，那裡尚是荒蕪之地，人口稀少，處於難以自給的狀態，這就需要以機械來填補人力的不足，藉以提高生產力。而這也便是他能夠得到臣屬們的默認和支持，任由自己‘胡鬧’，發揮他的所長，卻沒有過於干涉。
但是收復江南之後，形勢已然改變。江南地區雖然也經歷了蒙元南侵，不過這個過程十分短暫，加上蒙元政策的改變，江南人口損失相對來說較少，並不足以改變土地供給不足的現狀。反而是蒙元的侵佔及北方人口的南遷導致土地兼併更爲嚴重，稀缺性並沒有緩解。
如此情況下，科技的發展就變的不是那麼迫切，加上固有的思維作祟，從而導致趙昺推行技術創新變得消極，甚至反對。那麼他設立科學院，培養科技人才和工匠隊伍的計劃自然受阻，覺得沒有必要去再花費錢財和精力去做這些事情。
趙昺卻是不這樣以爲。一方面，土地不能增加，那麼田稅的收入基本也無增收的可能，而妄加稅賦則會導致百姓負擔增加，民心不穩；另一方面，失去土地的農民增加，導致他們成爲流民，而人口流向城市求生成爲必然，這同樣是導致社會不穩定的因素。
所以趙昺的策略是通過發展工商業吸收失地的流民，將這些人的身份轉換爲產業工人，生產出更多的產品。而這些產品正可通過外貿銷售出去，獲得更多的剩餘價值，朝廷則可以此增加更多的賦稅。國家有錢了，軍事裝備得以更新，如此則有能力完成自己的統一大業。
此外，趙昺知道中國的製造業水平開始提升，那還是英法聯軍燒了圓明園、開明官員開啓“洋務運動”以後的事了。在清末年廢除科舉，引進西方近現代學制，包括興辦許多近現代的職業學校和大學裡開設工科院系。許多年輕人進入採礦、紡織、冶煉、機器製造的學校和專業，“中國製造”才慢慢地告別古代那種少有創新、單憑經驗的重複勞動，有了真正意義上質的飛躍。而正是這些頑冥不化的守舊勢力，使得趙昺的計劃難以實施，如何讓他不怒……
“哪裡來的小兒讀了幾句聖賢書，便來此賣弄？”趙昺的話讓在場的幾個人聽起來萬分刺耳，當下有人出言指責道。
“呵呵，吾自是不如虛谷先生學問精深，能領會聖人之意，可也做不出蒙元來犯，身爲一方牧守之臣卻率衆出城三十里相迎之事，聖人便是如此教導先生以報君恩的嗎！”趙昺見是老色鬼方回，撇撇嘴笑着道。
“汝懂得什麼，還敢教訓在下。保境安民乃是一方牧守之責，蒙元強大，兵臨城下，此爲保全百姓的不得已之計，也正所謂君子不立危牆之下！”方回冷笑着言道。
“哦，那虛谷先生之‘死封疆’之言只當是狗屁嘍！”趙昺聽罷無名火氣，但想想自己此來的目的，搖搖扇子降降溫道，當然也沒好話了。
“小兒無知，竟口出穢言。入夏則夏，入夷則夷。只要行的是堯舜之道，誰爲人主又有何妨……”鄧牧見其被揭了短，頗爲尷尬，出言爲其出頭道。
“文行先生孟浪了，吾等皆是受聖人教誨，自當知食君之祿，忠君之事的道理，怎能口出妄言！”陳普聽其說出瞭如此大逆不道之言，心中也是着惱，怕其再說出什麼大逆不道的話，沉聲打斷了其言道。
“君以國士待我，我當以國士報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報之！”鄧牧卻是個人來瘋，越是有人反駁，他越是來勁，轉臉言道，“當今官家重用胥吏、武人，哪裡將士人放在眼中，對我江南士子更是大肆打壓，使得無數飽學之士壯志難酬，行的乃是亡國之道。如今天下誰不知石堂先生大名，卻不能發聲於朝堂之上，反要與賤役爲伍，又何必爲其發聲！”
“文行何必動肝火，汝已是方外之人，又何必管那興亡之事，這邊飲上兩杯，管他天塌地陷，與吾等何干啊！”這時有一道士裝扮的人將鄧牧拉開，行禮勸道。趙昺剛剛從旁人口中知此人名叫馬臻，於宋亡後遁人道門，隱居西湖之濱，日與遺老接，沉浸於清虛淡泊之中。
“唉，太祖盟誓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而如今卻險些亡於外族，吾等豈能無過，理應自省。”這時張炎卻在旁嘆口氣道。
“若非先帝寵信奸佞之徒，隔絕了納諫之途，又不肯垂衣裳而天下治，否則怎麼能有彼時之禍。而當下天子依然緊握權柄，假武人之手打擊士族，哪裡還有士子的容身之地，與聖王之道愈遠矣。”此時一箇中年士子言道，看其裝束像是個落第的舉子。
“不錯，人主就應高拱於上，不參以己意，不間以小人，不維制之以區區之繩約，使其臣無掣肘之患，然後可以責其成功。而當下天子卻把持朝政，聽不得臣僚忠諫之言，一意孤行，至天下百姓於不顧，不肯與蒙元和議，卻鼓吹再起邊釁。”又有士子符和道。
“人君之身端本示儀於上，使天下之人則而效之。而當今天子年少，卻事事躬親，奪宰執之權，又不肯納諫，將天下至於危局之中！”在旁士人也紛紛指責起來。
“汝等……”
“公子，這邊太過呱噪，還是到那邊歇息片刻！”馬端臨見小皇帝說話就知道今天要壞事，他卻被涌上來的士子們擠出了圈外，而今見小皇帝又擺出了要舌戰羣儒的架勢，急忙讓兩位隨行的侍衛硬擠出一道縫拉住陛下道。
“真是豈有此理……”趙昺還沒有說完，就被侍衛夾着衝出了人羣，但他依然不忿的嚷嚷道。
“公子，出來之時可是答應吾只聽不言的，怎好失言！”馬端臨見小皇帝還是不依不饒，在其耳邊言道。
“唉！”趙昺聽了立刻沒了脾氣，可看到有士子挑釁的目光，還是恨恨地瞪了回去，不過還是嘆口氣坐了回去。
“公子勿要生氣，這些人哪裡明白公子之志，皆是信口妄言，不必理會！”馬端臨連忙給小皇帝換了杯熱茶陪着小心道。而心中卻是忐忑，有些後悔帶陛下前來‘長見識’了。心中卻也氣那些人不識真神，真惹惱了這位，少不了又是一場腥風血雨，他們死了也不打緊，還會牽連到整個士林。
“吾倒不是因爲他們言語不敬而惱火，氣的是這些人經歷了亡國之痛，理應靜下心來認真的反思自我，總結經驗教訓，以史爲鑑，痛定思痛，以免重蹈覆轍，使得我大宋再度沉淪！”趙昺搖搖頭，面色沉痛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