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觀點相左的對方，是任何一個組織的任務和目的。無論有沒有對方，沒有就尋找一個或者製造一個。革命和鬥爭都需要目標，沒有目標和對象，就沒法鬥爭和革命。最初，一個組織或者一個人打倒對方的方法是口號和文章，是偉人的語錄。於是天天有人遊行，口號震天；再不然就傳單滿天飛，大字報貼滿了每一個牆角；再就是各個組織的宣傳隊，扛着旗幟上街頭，用歌舞佔領輿論的至高點，與敵方唱對臺戲；或者索性與對方脣槍舌劍地展開辯論，甚至發生暴力衝突。人們的口才和思辨能力空前地提高，從飯桌上到廁所裡到單位上再到大街小巷，人們不停地辯論，爲自己的觀點或者利益辯論。張學坤和彭華，是大媽家的兩個準女婿，都是內江機牀廠技工校的畢業生，都在機牀廠工作，但他們一個是保皇派另一個是造反派，到了大媽家的飯桌上，他們彼此都會尋機挖苦諷刺對方，或者大段大段地搬出語錄和對方辯論。
造反派和保皇派辯論，造反派和造反派、保皇派和保皇派也要辯論，爲革命的真理和謬論無休止地辯論。每個人都是一個觀點，對每一種觀點都有一種理解；每個人都是一面旗幟，都代表着一種力量，都試圖卻永遠沒有辦法辯倒對方，這就是人們不停地辯論的原因。辯論，是一種觀點和力量與另一種觀點和力量之間的遊戲，是文革時期的CS，是文革中的一大景觀，也是文革中“文鬥”的一個顯著特徵。看起來，一切都更像是一場遊戲，但人們對此的態度卻異常地嚴肅認真，因此遊戲的背後積蓄着一種可怕的力量，讓人感到這個世界正處在一個由革命激情堆砌的火山口上。
每個人，每個組織，每一種觀點或力量，都把打倒對方視爲革命；對立的每一方，都認爲自己是最革命的。革命就是正義，就是一切。一篇文章、一張大字報、一場辯論、一次遊行，最終會指向一個具體目標，會把這個目標從某個革命隊伍裡、從某個工廠裡或者機關裡、甚至從某個家庭裡無情地“揪出來”，戴上塔一樣的高帽子，當衆示威、遊行、批判，甚至自己打着鑼鼓自報家門：我是地富反壞右，我是現行***分子，我是投敵叛國分子，我是資產階級的走狗，我是***修正主義分子……一時間，到處都是階級敵人，到處都有革命對象，於是人們用各種方式把從而把他們揪出來，然後把他們打倒。這種打倒包括精神上和上，甚至打倒以後還要“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最後可能致人死地。激奮的時候，人們不會僅僅滿足於口頭和文字的力量，“不會那樣雅緻地革命”。那時候的中國，沒有什麼東西比輿論的力量更可怕。革命輿論可以導致革命行動，一種聲音、一種觀點，可能使成千上萬的紅衛兵和紅小兵瘋狂和喪失理智，就可能使無數的人在鬥爭中喪命。這就是革命，地地道道的革命，流血的革命。
從十多歲的學生到六十歲的老太太，每個人都是那麼激情、好鬥、愛憎分明和幼稚可笑。每一個平民，關心的都是國家大事；而國家大事，便是國家領導人的政治言論；大到國家領導，小到平民百姓，擁護某某人，打倒某某人，成了人們時時思索的問題和需要表明的態度。這就是當時最著名的所謂“路線問題”。路線是革命的生命，也是處於革命Lang尖上的革命者的生命。甚至一家人也會因此而四分五裂，反目爲仇，因觀點不同而彼此成爲政治上的敵人，也要相互打倒。每一個平民，研究的都是連專家也沒有弄明白的理論和哲學；每一個平民，都是一個政治細胞，都承擔着國家的重任，肩負着全人類的命運，同時又在飢寒交迫中掙扎。
千千萬萬的人只穿一種服裝，只唱一種歌，只跳一種舞，只對偉大領袖表忠心。早請示，晚彙報，吃飯以前也要喊口號、表忠心：祝他老人家萬壽無疆。生活已經紀律化、格式化、革命化，這就是革命的成果和最高境界。
這就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文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