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拉德四世大開伊斯坦布爾的城門,親自帶羣臣出城歡迎凱旋而歸的將士們,整個伊斯坦布爾處於一片歡樂的海洋中。穆拉德四世當場宣佈整個帝國舉國慶祝,放假三天,對於輕微犯罪人員大赦。一時間全城歡呼陛下聖明,穆拉德四世的威信達到高峰。
歡迎儀式持續了整整一天,回到王宮後,穆拉德四世一點都沒有感到勞累,戰爭勝利的消息早就傳來,哈立德族長將整個戰爭的過程完整的向他作了報告,就連負責指揮指揮戰役的總督決策過程都沒有遺漏。穆拉德四世也看過總督給他的戰爭經過總結,寫的和哈立德酋長差不多,通過這兩份報告,穆拉德四世對總督略微有些不滿,但看在他誠實的份上,也不再追究,畢竟還是打了勝仗,不好責備。
但是穆拉德四世對於哈立德家族和伊*格萊的表現非常高興,他決定用最高的封賞作爲對他們獎勵。哈立德族長被授予帝國王爵,參與軍機大事研討,成爲他的重臣。哈立德酋長則被授予大總督的爵位,封地包括了小半個阿拉伯半島,面積比原來大了五倍,哈立德酋長感恩戴德不盡,發誓一定會永遠效忠穆拉德四世。但是,哈立德酋長更明白自己能夠崛起的原因,那是因爲鳳陽王國的朱常潤,沒有朱常潤的幫助,別說大總督,他現在能保住性命都難說。
伊*格萊的封賞更是豐厚,除了將第聶伯河左岸緊鄰黑海的土地授予他以外,另外還從贖金中拿出一百萬兩白銀賞賜給他,讓他在那裡重新招納舊部,意圖東山再起,再就是讓他和大順侯國的李鴻基搞好關係,購進必要的裝備,千萬別發生糾紛。
國內局勢逐漸穩定,穆拉德四世就要打算進行變革了,通過這次戰爭,尤其是維也納城的戰役,穆拉德四世看到了自己的國家已經開始落伍於東西兩方,最起碼如果不是有從大順侯國購進的大批擊發槍,這次戰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無論是回回炮還是火繩槍,相比於哈布斯堡聯軍的燧發槍都差得很多,更不要說這些擊發槍了,無論是軍隊訓練還是武器裝備製造,都需要進行大力改進。
由於歐洲的海運發展,尤其是近幾年大明帝國的海上貿易活動加強,通過陸路運輸溝通東西兩方貨物流通的貿易越來越少,這就造成了奧斯曼帝國財力上的幾大匱乏,甚至許多商品都是通過海運到西班牙以後,他們將不需要的東西再賣給奧斯曼帝國,不但價格高昂,而且東西還經常缺乏,這方面就需要和鳳陽王國進行溝通,將大明的商品通過海運到波斯灣,然後再經阿拉伯河向帝國縱深發展,讓商品流通起來才能互通有無,增加帝國財富。
想到有關經濟問題,穆拉德四世就想到了哈立德族長,他決定讓哈立德族長來負責帝國經濟問題,因爲哈立德酋長和鳳陽王國的關係比較好,許多問題可以和朱常潤溝通,比方說在鳳陽王國看到的小手扶拖拉機、播種機、耕耘機等,這些東西是不是可以購買到,甚至在奧斯曼帝國製造。
穆拉德四世通過學習從朱常潤那裡得到的書籍,他更加認識到儒家學說的重要性,那是中華幾千年經久不滅的最根本原因。像自己的前輩,歷史上數次進攻大唐,最終的結果還是被趕到了這裡,而到了這裡以後,幾經沉浮纔算建立起了這個龐大的帝國,這個帝國目前的統治基礎是信仰,但是這個信仰有些過於激進,並不能讓帝國再繼續強大下去,反而已經開始阻礙了帝國繼續強大,必須要把它和發展結合起來,讓它爲帝國發展起到正面作用。
其實奧斯曼帝國對於各種信仰還是比較自由的,但是因爲信仰伊斯蘭教的民衆免稅,讓其他信仰的人感到不平等,造成了民族割裂。地處歐亞大陸的交界處,奧斯曼帝國受到東西方文明的影響都非常大,而且突厥民族本身就不是一個純粹的血統,他們從遊牧開始到建立奧斯曼帝國這個過程中,已經融合了東西方的許多部落和不同民族,因此他們的宗教信仰並不想後世那樣虔誠,至於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猶太教的對立關係,那是後世以色列建國引起的,現在的衝突並不強烈,穆拉德四世還是可以調和的。
政治改革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改革,除了體制上的變動,信仰上的改革更是涉及到國家的基石。穆拉德四世決定廢除伊斯蘭教信仰者免稅的法律,這個決定涉及到帝國高層許多人的利益,爲了保證這些人的忠誠,穆拉德四世就必須給他們其他方面的利益補償,確切地說要讓他們在改革中獲得利益。
普通民衆對於國家的政策理解不深,但是帝國高層對於這個問題很敏感,穆拉德四世的改革很艱難,他需要在帝國高層和國家利益之間找到平衡點。地方總督是需要擴大稅源的,向所有人徵稅使他們可以獲得更多的財富,爲了穩定帝國高層,就必須讓他們獲得比以前更多的財富,因此對於各地方總督,穆拉德四世就讓他們自己制定向帝國繳納稅金的比例,其次是不得藉機向民衆增稅加碼,避免引起民衆動盪。
政策的執行者必須是利益受益者,這個觀點是經過歷代證明過的,只有執行者可以得到利益,他們纔有動力去執行這些政策。因此許多政策制定的時候,就預留了執行者可以獲得利益的漏洞,通過這樣的政策漏洞,執行者獲得一定利益,他們就會強力執行,達到改革的目的。
政策漏洞不是一成不變的,隨着改革的深入,一些漏洞將會被堵上,繼續想利用漏洞獲利的執行者將被淘汰,這就是所謂的犯罪,當政策繼續被完善,達到帝國的改革目的時,這纔是真正的改革成功。
穆拉德四世通過研究朱常潤送給的書籍,改革方面的問題他借鑑了“王安石變法”的經驗教訓。這是一個失敗的變法,失敗的原因就是受益者太多,而且是還沒有什麼政治影響力的普通百姓,受到損害的反倒是利益執行者,就是基層的宗族勢力,因此變法在執行的時候發生了與目的相違背的結果,最終導致變法失敗,王安石黯然失色,革職回家。
奧斯曼帝國通常採取的是包稅制,就是向各地總督下達稅收總額,然後任由他們自己操作,這個弊端很大,因此穆拉德四世向帝國公佈了稅率,制定的標準的徵收辦法,讓大家清楚徵收範圍和稅率,在給予各地總督自由的時候,還要接受帝國和民衆的監督,正常執行制度可以獲得利益,通過政策漏洞也可以獲得一些利益,但是當你過分貪婪時,影響了最終目標實現,這樣的總督就成了階下囚。
宗教改革上,除了廢除了免稅這一部分,穆拉德四世更是決定,宗教法處於國家法律之下,也就是說宗教法不是超越國家法律的存在,他可以是國家法律的補充,屬於道德範疇。穆拉德四世的這一規定對後世的影響非常大,奧斯曼帝國自此從宗教國家向世俗國家轉變,宗教對國家的影響變得越來越小。
改革需要正確的防向,更需要足夠的財力,因爲改革開始的時候,需要讓民衆享受到改革的甜頭,本來奧斯曼帝國是沒有這個本錢的,但是現在穆拉德四世有錢了。哈立德酋長給他從哈布斯堡家族討來了兩千多萬兩白銀的鉅額資金,這就是他改革的資本。
穆拉德四世將這兩千萬的白銀用來做投資,他沒有朱有孝那樣的金手指般作弊手段,但是他可以向鳳陽王國學習,本來造船業並不發達,但是奧斯曼帝國所處的地理位置非常好,他建立了一支龐大的商船隊伍,從大明購買了商船和自衛武器,再加上許多商品,他的船隊不需要經過非洲的好望角,直接從波斯灣的鳳陽王國登陸或者是進入紅海的蘇伊士港口,這就比繞過非洲好望角幾乎節省了一多半航程,而且危險性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大明商品的價格成本就地多了,取得了價格上的優勢,讓他可以賺取高額利潤。
這些還不算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通過這條航線,讓歐洲國家的海上貿易受到了致命打擊,在這一增一減中實力很快就會發生變化,其中受到最大打擊的就是荷蘭的東印度公司,這也是後來奧斯曼帝國和歐洲頻繁爆發戰爭的一個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