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天災都往往伴隨着人禍，這幾乎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硬道理，在大漢更稱得上是一種常態。在多災多難的大漢，幾乎每出現一次災害，受災地的官場都面臨着一場劇變。
災前、災中、災後，都有大量的官僚職吏，因爲層出不窮的原因，被奪職免官，乃至殺頭流放。而其中單純因爲防災、救災不力而被朝廷檢查處罰的，是極少數，更多出現的，還是藉着災難中飽私囊、草菅人命的情況。
這其中固然也有積極的一方面，比如一些憂國憂民、勤懇盡力的官員，會得到褒獎與升遷，但與整體樣本相比，更屬少數了。
雖然大漢的吏治教育中，一直要求官僚忠君愛國、育民如子，明大義、識大體、顧大局，但在具體的任職實踐中，能夠做到的，實在是鳳毛麟角。
就這，還是在大漢監察權力強勢的環境中。就同歷往每一次災害中的情況一樣，去年的中原雨水災害，同樣也伴隨着對一批官員的處理，其中就以貪官污吏居多。
膽子大的，甚至連水部與道司撥下的護河、護堤、植林款項也敢貪墨。作爲大漢的核心統治區域，對其維護，在老皇帝的領導下，朝廷是向來捨得投錢。
就比如沿黃、汴、淮水沿岸的植樹固土保堤政策，已經施行三十多年了，並且每年都有錢糧下撥，專款專用。同時，涉及到一些州縣無法承受的水利、橋堤工程，只要向上請援，不管需要排多久隊，經過審批後，多少都能夠摳出些錢糧來。
甚至於，還有利用關係，專門通過水利工程請款，以彌補其他方面的虧空。水利工程，目的在於防害取利，取利多少如何往往無法具體評估，但在防害上，一旦洪水之至，那誰實誰虛也就一目瞭然了，由此甄別誰忠誰奸、誰賢誰庸也更具說服力。
每次聽到怒的情緒，既怒其貪惡，也頭疼這些人的膽大妄爲、不長記性。
到如今，經過千錘百煉的太子，再審閱地方呈上的奏章時，也已抱着聽十分、信五分的態度，甚至更低，就同老皇帝一般，太子對大漢的官僚們也沒有更多信心可言
因此，從上陽宮拿到的那些關於黃淮道州災後重建過程中發生的爛事，劉暘雖然心生慍怒，但還真就沒多少驚訝。
明面上的醜陋與罪惡，不過遣派監察欽差，巡視查辦，基本就能解決，難的是，那些隱藏在表面下，不曾體現在奏章的東西。
而皇城、武德二司奏章中所提到的，土地兼併問題。毫無疑問，一場禍連州縣的雨災洪澇，不只使受災官民損失慘重，也嚴重阻滯了大漢的稅制改革。
在淮南、淮北地區，甚至出現了普遍性的反覆、倒退。淮河流域的土地，淹沒的土地達有百萬畝，毀壞的不只是土地上生長的莊稼，還有災前的土地秩序。
開寶二十八年時，兩淮的稅制改革纔剛開始不久，土地清丈的進展也很緩慢，但是，一場大水過後，微薄的改革成果也跟着泡湯了，幾乎伴隨着那些被破壞的土地標識與界線，以及那些遺失的數據、資料與憑證。
道司提交的災後重建，在劉暘看來，更像是一場禿鷲的飽食盛宴，以及保守派的狂歡。上百萬的災民，地方官府根本不可能救助得了所有人，有限的資源，也只能用在其中一部分的幸運兒身上。
而剩下的災民，更需要自助自救，單純地依靠官府救災，人早就餓死了。能忠實地按照朝廷的要求做到全方位救助災民的地方官府，幾乎沒有，出現在大漢這樣的封建王朝本身就不那麼合理。
過去二十年的經驗之談，能夠儘量保證救濟糧供應，減少饑荒致死就已經算用心了。這一次水害中，兩淮的官府做得也的確是差勁。
流民回到家鄉，面對的是滿目瘡痍，基本一窮二白，想要生存下去，官府靠不住的情況下，就只能仰求那些鄉賢郡望的幫助了。
這份幫助當然不是無償的，代價是中國過去大部分歷史長河中循環往復發生着的事情，變賣土產，淪爲佃民，人身依附。
誠然，當前的大漢體制下，那種無節制、無底線的兼併行爲是得到極大限制的，但是，再嚴密監管，也有空子鑽，世上有太多事不是一些法條就能約束得了的。
在經過三年稅改轟轟烈烈的洗禮後，大漢的地主階級們也從初期的打擊中醒過神來，適應之後，
像當初那種把土地在族內化整爲零，分擔地稅的辦法，到如今，也已顯得落伍了。就像正在兩淮一些地方發生的情況，災民返鄉後，土地依舊給你種，田冊上登記的所有權還是你，還提供農具、種子、耕牛租賃服務，只不過，每季地裡產出，刨除上繳給朝廷的正稅之外，還需繳納一部分給“債主”。
也不怕上面來查，畢竟，這一切都是按照稅改規定來的。這可不是兼併，只是還債，朝廷要打壓“主佃”關係，這“乾乾淨淨”的債務關係總不能禁止吧。
唯一的問題，或許只是利率要高一些，還能隨時調整，到那種一輩子都還不清的程度這是剝削？是壓榨？若不是賢達、族老們施善心，人都要餓死了，即便剝削，你首先得有被剝削的價值。
如果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嗯，正常情況下，官府是不會來找麻煩的，只需要把稅收繳足，餵飽了官僚，他們又怎會關心屁民的困苦。
何況，值這等大災時節，他們的做法，可是救苦救難，功德無量，給朝廷省了多少事，又減少了多少是非動亂，對治安秩序的恢復又有何等改善作用，該是官府予以嘉獎表揚纔是。
而鄉賢郡望，需要做的，只是把自己地盤上的泥腿子們管好，老老實實種地產出，規規矩矩繳稅納糧，別搞出什麼大亂子，給官老爺們惹麻煩，給朝廷添堵。
大家夥兒，一起維持“開寶盛世”，攜手營造一個河清海晏、繁榮昌盛的氣象，那就是天下大同了
似乎淮南地主們的搞法，並非特例，這就像是封建地主的本能，觸類旁通，這也不是唯一應對朝廷稅改的策略。
即便並不是稅改的主要執行人，對於兩淮出現的種種現象，劉暘依舊感到憤慨。作爲太子，他必須地站在朝廷與皇室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拋開其他種種不提，就這種想盡辦法找漏洞、挖空心鑽空子的行爲，便是對朝廷權威的褻瀆。
能夠在朝廷大政上動心思，自然也能在其他任何事件、任何領域與朝廷對抗。陽奉陰違，對任何一個上位者來說，都是難以容忍的。
憤慨之餘，劉暘又大感頭疼，因爲他清楚地看到，倘若地方上那些宗族土豪都這麼搞，朝廷想要整治，實則也拿不出太多的辦法。
武德司的調查，也僅僅是浮於表面的，知道有這種行爲，但要具體到個人，需要投入成倍的精力，要具體到更多案例，付出的代價將更加高昂。
歸根結底，朝廷的監管力量是有限，輻射範圍也是有邊際的。皇權下鄉，何其難矣。一旦讓鄉下那些土豪們掌握了應付朝廷的辦法，麻煩也就隨之而來了。
劉暘幾乎已經預見到，兩淮地區的稅改，遭此挫折，如不設法遏制，加強監管，恐怕前途堪憂。甚至於，對老皇帝在這晚年強行推動的稅改，最終會走向怎樣的結局，劉暘都有所懷疑了。
大漢有數十道，上千縣，每年發生的各類大小災害難計其數，而每一次災害，都是對舊有田土秩序破壞，都能輕易造成自耕農的破產，給地主階級帶去兼併擴張的機遇與便利。
天災與人禍糾纏在一起，爆發出的對政權的破壞力，是難以想象，也難以杜絕的。
有那麼剎那，劉暘幾乎認識到了大漢帝國統治的本質，不管皇帝怎樣憂國憂民，朝廷施行何等善政解民之困，民，永遠是困苦的。
皇帝不可能越過貴族、官僚、地主、宗族去直接統治小民，只要中間隔着這些食利階層，那民永遠不得自由，溫飽都不容易，遑論其他。
倘若要推翻中間的利益階層，那又無異於自掘墳墓，皇帝制度終究不是靠那億萬黔首屁民來維護的。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話固然不假，能夠意識到這點的皇帝，更能稱之爲明君。但是，天下黔首，絕大多數時期，都不具備“覆舟”的能力。
皇帝能夠秉持着這樣“愛民”的理念去治國，但需要搞清楚，其最終目的還是爲了維護家天下的統治，而不是去與黔首共情。
黎民百姓能做的，只是苦苦掙扎，所謂盛世，也只是受剝削的程度相對輕淺一些，即便享受不到自己流血流汗創造的成果，但還有在底層稍稍向上觀望的機會
劉暘不似老皇帝，內心之中，依舊還存有理想，有天下太平、萬民安康的美好冀望。因而，雖則因一些現實問題感到傷神，但心態調整得很快。
即便很多問題根深蒂固，難以根除，但是該作爲時必作爲，建立的規矩必須維護，哪怕僅僅保證朝廷在某一侷限的領域重拳出擊之時有法可依、有理可循，那就是積極意義所在。
接下來，在稅制改革的推進與維護上，要多加註意了，劉暘心中暗暗道。稅改進展到第四年，朝廷這邊已經沒有太大爭議了，這是共識，不管新舊稅制的利弊如何，大漢的稅制必須統一，這畢竟是嚴重關乎統治秩序的問題，容不得反覆拉扯、過分遷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