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秉政時期，也是大漢帝國迎來的一個真正的“庶族時代”，從中樞層面，帝國“庶族”官僚第一次真正地蓋過了貴族集團。
在范仲淹的吏政改革中，黜落了一批屍位素餐之人，其中固然不乏庶族權貴，但更多的還是靠門第恩蔭而居高位要職者。
同時，也提拔了一大批人才，這就不可避免地提高庶族官僚的實力與影響，畢竟，經過上百年的發展與積累，思想理念、社會經濟都發生了巨大變遷，庶族集團的人才儲備與覆蓋面都要遠遠超過那些功臣老貴。
當然，到了正統十一年，大漢帝國所謂的貴族與庶族之間，並非完全對立的兩派，早在太宗時期，雙方之間，就已經開始合流。
庶族之中，並不乏投身權貴，以謀晉身者，甚至有不少人得以躋身高位；而以家族世襲爲傳承的功臣勳貴，尤其是那些軍功老貴，隨着降等世襲的壓力與日俱增，爲保證家族的權力與影響力，也同樣在招攬門人，支持培養庶族人才。
因此，在大漢帝國的上層統治階級中，早就不單純以門第、出身區分立場派別，各勢力集團的劃分實則很複雜。
宗室、外戚、門閥、學派、同年、改革派、保守派、皇黨、相黨、集權派、地方派，乃至單純各衙司在漫長歲月中誕生的利益集團，都極大地豐富了帝國的政治派別。
相比之下，反倒是那些職權低下、目光淺狹的中下級官吏、士人，更加看重出身，計較門第，多少自命清高者，對那些“臭不可聞”的權貴、權勢，暗地裡羨慕極度，上趕着追逐。
而諸派系中的領袖人物，不論貴庶，實則都有一個共同身份——權貴，都屬於同一階級——統治階級，他們之間的羣體劃分，只是基於不同政治立場與利益的內部矛盾分化。
在帝國上層階級日益固化、保守、遲緩、墮變的同時，政治的穩定性，實則也是在不斷提升的，就在於一個平衡牽制。
或許有人、有派系能夠強勢一時，大權在握，但絕對擺不平所有人與勢力。這也是范仲淹秉政時期大漢帝國的政治生態，這也是他以一屆“寒門”、南臣的身份，在明顯缺乏皇權支持的情況下，卻能躋身百官之首，位居尚書令，將最大的一部分相權攬在手中的真正原因。
這種政治生態的的形成，不只反映出新權貴的崛起，老勳貴的讓權，對皇權而言，也未必就是一件壞事。畢竟，列祖列宗們，需要費盡心機、使盡手段才能維持的一種平衡，經過百年滄桑，已然真正在帝國上層建立了。
既是約定俗成，也習以爲常，可謂深入人心。看看皇帝劉維箴都做了什麼吧，仔細地列舉，他似乎什麼也沒做，就連一直想修的道觀，都被范仲淹阻止了。
但大漢帝國的狀態，卻是風吹雨打，而不動如山！這就是帝國耗費百年時光，方纔形成的政治體制與生態，帶來的一種根深蒂固的穩定。
只不過，在上層建築越發趨於保守頑固的時候，難免產生一些問題與弊病，如范仲淹者，想要改變，扭轉那種有如逝者下流的自然趨勢、客觀規律，顯然是很困難的。
從正統六年回京之初的萬衆期待，滿堂歡呼，到十二年的“聲名狼藉”，非議不斷。這六年間，范仲淹的諸多改良措施、政策方針，在苦苦支撐，艱難維持建隆盛世餘暉的同時，也在不斷地篩選同道與同志。
經濟上的整頓就不需多說了，清酒紅人面，黃金動道心，動了人家的奶酪，人家自然視其爲仇讎。但是，帝國的經濟場，水深且混，可供渾水摸魚，妥協、交易的空間也大。
關鍵在於政治上的措施，尤其是范仲淹的選材、用人思想，唯纔是舉固然是政治正確，放諸天下都顛撲不破的道理，但也不能罔顧現實的政治環境。
因此，當范仲淹開始對恩蔭制度動心思，哪怕只是一種改良，再加上一些限制，依舊引得羣起而攻，並且註定了其失敗走人的結局，因爲他觸及的是朝廷老貴、新貴所有人的利益，遠重於錢財的根本政治利益。
反噬在正統十二年，在河北之亂徹底平復之後才真正到來，都是發動者們深明大義，或者說抓的好時機了
當然，即便改變不了深層次的、根本上的問題，范仲淹還是實現了一些對既有制度的重大撬動。比如，正是在范仲淹時期，文臣掌軍，第一次堂而皇之出現在帝國的軍政壇上。軍功貴族們對兵部的壟斷，已被打破幾十年了，到了正統年間，在范仲淹的主導下，在一干庶族力量的支持下，趁着“石李之爭”，將軍功貴族對樞密院軍政大權的壟斷也給擊破了。
“石”指的是石元孫，“李”指的是李光輔，這二人一個是石守信子孫，一個是李筠曾孫，都是帝國根紅苗正的老牌勳貴之後。
在樞密使折惟昌病逝之後，爲了爭奪樞密使的位置，各引援手，鬥得不可開交，引發了帝國軍令系統內的一次大洗牌。
最後，范仲淹聯合蕭氏，將世宗時期的名將蕭惠，推上了樞密使之職，但與此同時，時任西北巡檢使的富弼，被任命爲樞密副使，這文臣第一次真正位居帝國武堂，即便是排名最末的樞密副使。
如富弼、韓琦等學院派士人，雖在世宗時期就有名聲，並得到充分的鍛鍊，但也正是在范仲淹掌權後，才真正得到重用。
范仲淹稱富弼爲王佐之才，若非其大力提拔，富弼得多走十年的仕途，方纔能達到今時的地位。當然，富弼的出挑，與他的岳父老相公晏殊，顯然也脫不了關係。
而平定王則起義，雖然以樞密副使石元孫作爲主帥，但作爲安撫使的敬彥博也是文人出身，並且具備軍事指揮之權。在河北戰場，韓琦也作爲河北轉運使、行營糧料使，負責大軍輜需供應，手下同樣有兵.
雖然早有徵兆與趨勢，但經由范仲淹徹底發動，針對帝國軍令系統進行的改革，也顯然引發了大量功臣老貴的不滿。因此，這讓他們直接地感受到，自己對於帝國軍政影響力的動搖。
而關於范仲淹對軍隊“精兵簡政”的整頓提議，也同樣引發了大量不滿，即便他是出於嚴紀強兵的考慮，依舊讓人反感，直覺其手伸得太長。
包括自郭良平之後，勢力有所回落的海軍系統，都對范仲淹不滿，因爲他試圖裁減由老樞密郭良平制定的“二十年造艦造炮計劃”。
范仲淹的倒臺，讓後人產生了無數的遺憾，讓無數眷戀建隆盛世的人其意難平，但是，在正統十二年，他的倒臺是註定的，這是由帝國統治階級集體發動的一次反撲，是一股時代濁流，其勢難擋。
而範公留下的諸多時代印記，真正爲人所接受，並引發衆多統治階層效仿的，便是“義莊”。
早在建隆時期，范仲淹便首倡義莊，在其兄範仲溫的支持下，兄弟倆在蘇州建立了一座“範莊”，置辦土地，發展生產，用以安置、接濟那些窮困的範氏族人、親戚。
爭相效仿者很多，得名又得利，等到正統年間，全國各地，由權貴們建立的義莊已然在帝國諸道遍地開花。
大漢帝國的莊園經濟，迎來了一波蓬勃發展，而世祖、太宗皇帝曾經努力尋求限制與打破的人身依附關係，又再度在地主與佃民之間建立起來了，並且更加強勢與頑固。
歷史是個圈，兜兜轉轉，最終還是難免回到讓人熟悉的軌道上。也正是從范仲淹之後，歷代王朝興衰變遷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弊病與問題，也以一種顯著的、不可遏制的姿態，出現在大漢帝國身上，並且再難通過努力，恢復到曾經的清明。
只不過，比起歷代王朝，大漢帝國的各種資本要更爲豐厚一些，家產也能夠敗得更久一些。但具體能敗多久，除了要看帝國統治階級的墮變速度，也跟皇帝的素質與作爲息息相關，畢竟，帝國還是一個君主制的國家，君父對國家發展的影響依舊重大。
同時，隨着商品經濟的大規模發展，海外貿易的蓬勃興起，內外交流的日益緊密，資本主義的萌芽也以一種可做期待的姿態，出現在大漢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