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熙四年夏六月，刑部大堂，一場別開生面的審判已然到收尾的關鍵時刻。這場侷限於刑部大堂裡的審判，牽動的卻是京畿上下、宮廷內外幾乎所有宗室、勳貴、官僚的心絃。
受審者身份特殊，乃是吳國公劉暉府上長史劉周，司馬朱廷和，主簿張常建，同時，吳國公劉暉也被要求二堂旁聽審判。
主審者乃是刑部尚書李惟清，由隴西調任京城任大理寺卿的王禹偁，陪審的身份就更加高貴了，燕王、宗正卿劉昭，以及宰臣、都察使韓徽。
徐王劉承贇，在雍熙三年臘月，走完了他平淡卻極其顯貴的一生，皇帝劉暘下詔，廢朝五日，以悼念這個故去的宗室舊老。
徐王的後事如何暫且不表，劉暘總歸不會苛待，一切依禮制而行，只是比起世祖皇帝時物質待遇方面有所削減。
而空出來的宗正卿，則讓皇帝劉暘頭疼了一陣子。隨着皇室成員逐漸增多，各脈宗王公卿也都在開枝散葉，作爲直接管理宗室成員的宗正寺就越發凸顯了。
關於接任人選，劉暘頭疼的倒不是取誰的問題，而是他的想法一時間不好宣之於口罷了。因爲論資歷、論輩分，趙王劉昉是最適合的人選，然而，劉暘顯然不願意趙王掌管宗正寺。
甚至於往下排到的吳國公劉暉，劉暘也排除掉了，他心裡實則也不喜歡劉暉的虛榮浮麗。
於是，當皇帝都心有所屬了，不管過程如何，也不管結果呈現得是否好看，大漢第三任的宗正卿誕生了，正是燕王劉昭。
此時，涉案人員又是吳國公三名主要僚屬，又是吳國公旁聽，又是燕王陪審，場面搞得如此嚴肅，事情的嚴重性也可想而知。
追本溯源，還是“稅改”的問題。隨着朝廷加強吏治，加大對各地不法勳貴、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糾治，雍熙元年前後那此起彼伏的所謂稅改弊病得到糾正，不說一掃而空，至少風氣是扭轉過來了，此前亂象大幅減少。
在一種磕磕碰碰、反反覆覆的狀態下，這幾年下來，各個道州從官府到民間，從權貴到地主，行事都收斂了不少。畢竟，天子雖然慎刑少殺，但酷愛流刑，一流還往往數千裡，甚至遠渡重洋，這如何讓人受得了。
這些年，隨着海上貿易的風潮，各種海貿暴富的傳奇傳說層出不窮，不勝枚舉，但是，這終究只是少數人，即便是海貿已然格外風靡的江浙閔粵地區，參與進去的都只是少數人。
至於更爲廣大的大漢江河內陸道州，真正有實力、有意願嘗試海貿，只有上層貴族抑或是實力雄厚的大商賈。
而大部分大漢士民，其經營的重心還是在土地上，再沒有比腳下的黃土，生長的糧食作物，這種看得着、摸得到的東西更實在了。
雖然他們有機會的時候，還是忍不住花錢買兩件“海物”，沾一沾洋氣，甚至偶爾也會憧憬、幻想那種暴富，但要讓他們踏出那一步，還是過於艱難，千百年來根植於中國百姓骨子裡的土地思維太難扭轉。
而如今，只因爲對那些泥腿子壓榨太狠了，就要罰沒大量錢財，還要被迫變賣所有土地家產，舉家外遷封國，這樣的處罰實在太重了，也幾乎是所有地主豪強難以承受之重。
趨利避害乃是人之本能，但朝廷的“嚴刑酷法”這真的落下來的時候，大部分人還是選擇收斂韜晦，進入蟄伏期。
因此，經過這幾年的過渡期，大漢的稅制改革算是緩緩落地了，至少在土地確權、土地買賣、土地等級、稅務規定、稅務收取等方面，已經形成一個系統，並且在絕大多數道州推廣開來，正式代替舊的兩稅制。
而一個極其重要的標誌，便是在雍熙四年初，在全國上計之中，朝廷正式明確了全國各道州府在冊田畝數目。這是中央與地方在稅制改革、田地規模上達成了一致，當然，這是一種妥協的一致。
但對於大漢的政治經濟而言，卻意義重大，這意味着，經過長達十年的改革推進，終於取得了一個突破性的發展，有了決定性的成果，從此以後，朝廷可以根據這些田畝籍冊進行收稅。
也意味着由改革帶來的稅制、治安上的混亂，經濟、民生上的負面影響，都將逐步消散，這是大漢走向一個盛世雍熙的重要政治經濟基礎
甚至於，可以這麼說，大漢以“統歸地稅”爲核心的稅制改革，已經取得了一個初步成功。
這是很多大臣在給劉暘的奏章中表明的東西，並以此誇耀劉暘的卓越政績，不墮先帝之志，延續開寶盛世。似乎，從雍熙四年開始，大夥兒又可以安心享受清平盛世了，因此，皇帝你也就不要再和世祖一樣折騰了
只不過，在這些讚譽背後，權貴們究竟存着什麼心思，劉暘也不是毫無察覺。
至少，大漢的稅制改革，當真成功了嗎？這一點，在劉暘心中仍舊打了個問號。
就拿中樞對地方財稅的收取來說吧，至少形式上，同樣是扣除地方留稅之後，再上繳。只不過，比起“量入爲出”的兩稅法，朝廷有了一個更爲清晰明確的依據：土地，且在土地狀況不發生改變的條件下，能夠保持一個穩固的收入。
如此，對於財政司而言，自是省了很大的事，畢竟做財政預算這種東西，不可控的因素實在太大了，而朝廷對於帝國的管理也不可能做得那麼細緻。一切圍繞着田畝籍冊來展開，似乎起到了一個“旱澇保收”的效果。
然而，朝廷每年的支出卻不是固定的，只要這份不確定性還存在，就永遠不可能高枕無憂，財政司還得應時調整，一勞永逸的事情是不存在的。
新稅制下，朝廷根據田畝數目從諸道收取固定稅收，地方道司再從下屬州府縣邑收取賦稅，如此層次分明，但有一個極其明顯的問題，那就是目前的田地確權，籍冊數目，那數據當真是真實準確的嗎？
不言而喻，這本質上只是稅改到一定地步後，經過無數次糾纏碰撞之後，中央與地方達成的一種妥協。
也就是說，不管是道司也好，還是下屬州府縣鄉也好，似乎都只需上繳固定稅額即可，那麼基於田冊的固定稅額之外呢？
還有，田畝確權造冊之後，是否就一成不變了？土地交易後造成各家土地數目變化，從而產生的稅費差距，這個如何把控，中樞其能監察得這般細緻？
水田便旱田，旱田變水田；富田過渡利用後肥力下降變成中下田；田地種植不同作物，稅收上是否應該有所差別，如果有，是否會影響基礎糧食作物產出
總之，圍繞着土地，能產生無數的疑問甚至是矛盾，而這些都不是中樞朝廷真正能夠把握的。
這些問題，最終只能放給地方政府，而一旦放任，那麼以封建官僚根深蒂固的秉性，那麼舊的問題，新的矛盾，一起涌出來，是大概率的事情。
因此，那些始終排斥稅改，希望恢復舊制的臣子，他們的反對並不是毫無道理，也並非全然基於私利而提出反對意見。
畢竟，依着從前，按人頭派稅賦，每一人，每一戶，照章納稅，豈不比複雜的地稅簡單省便？
說到底，大漢的稅改，最核心的地方就在於，將納稅依據從人頭變成了土地，這其中是有突破性改變的。
這是世祖皇帝基於實現一個“相對公平”而進行的改革創新，然而，經過這麼多年的摸索，作爲實際執行者新一代君臣，卻逐漸發現，這條路實在太難走了。
在新稅制下，對於朝廷的監督能力，對官員的治政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實事求是地說，絕大部分的官吏，都不具備處理複雜稅收導致的複雜民生、政治、經濟問題。
面臨着這般現實的情況，劉暘最終選擇了妥協，也是不得已之下的選擇。也正是觸及到了一些更爲根本的問題，劉暘才決定及時剎車，作爲一個正兒八經的君主專制帝國，有些問題，尤其在土地問題上，只能改良，而不能改革，因爲改革必死，必亂。
也正因如此，作爲世祖皇帝的第一繼承人，劉暘對他老人家開拓策略的理解，才又多了一層深刻的理解。
尤其是經歷過“川蜀之亂”後，對所謂的“泄洪所”，纔有了一絲豁然開朗般的明悟。
顯而易見的是，新稅制下的大漢帝國，也面臨着全新的挑戰與矛盾。在這樣的環境下，統治階級要麼完成一場自我進化，進一步強化對帝國、對黔首下民的控制，要麼就只能在不斷地捂蓋子、壓矛盾的過程中筋疲力竭，直到帝國盡頭，而這個過程中伴隨着的，仍然只可能是改良。
而就當下的雍熙王朝而言，能夠做的，也致力於做的，還是調和階級矛盾，這也是劉暘正在進行的“新政”的本質。 至於稅改，平心而論，到此時的程度，不管是朝廷權威所及，還是官吏能力所限，亦或是既得利益者的忍受，導遊到達一種極限平衡，再不依不饒，對所有人都不好。
因此，在過去的幾個月中，風向已經逐漸改了，這種變化身處局中的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並自上而下，層層傳遞下去。由此，大漢帝國從中央到地方，方纔恢復了明面上的風平浪靜。
然而，真的能靜下嗎？
妥協後劉暘與大漢朝廷，並非沒有退後半步，相反，在“調和路線”越走越遠，越走越堅定，法制的口號每月每日都在喊，雍熙四年春闈錄取的明法科進士人數破天荒地達到了78人，對於不法勳貴、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打擊，更是堅決如初。
這是真正被劉暘視爲“執政方針”的東西，也是人治體制下，維護體制、鞏固統治的做法，歷朝歷代，但凡能做到劉暘這樣的程度，距離所謂盛世也就不遠了。
因此，在劉暘登基後的第四個年頭，大漢帝國整體上開始呈現出一種政治清明、軍事強大、文化繁榮、經濟活躍、社會矛盾緩解的狀態，帝國開始在他的統治下邁向下一個巔峰。
但是，該有的問題，它依舊存在，哪怕朝廷壓制得比較厲害，並且，時不時地還能來一個“驚喜”。
比如呈收斂姿態的權貴與地主們，他們當真老實了嗎？事實上，在朝廷監管不及的地方，一切都是照舊的，朝廷的每一項規定，每個制度，都有避讓的餘地，他們也擅長鑽空子。
法制的時代，都有無數的漏洞可鑽，何況人治的時代，有太多人能堂而皇之地逾越乃至踐踏所謂的法律制度了。
只不過，劉暘領導的朝廷，如今正在全力打擊這些行爲，於是，他們也順勢做出改變，從此前的明目張膽，變成了暗中行事。
被逮住了，結局固然不好，但只要不被逮到，不就行了？有錢，有權，就能帶來足夠的安全。
這又是朝廷與剝削階級之間一場馬拉松式的角力，本質上還是統治階級內部的自我調節，只不過，結果可能不那麼讓人樂觀，最終的勝利者，大概率不會是朝廷。
就一個問題，作爲皇帝的劉暘，又能統治大漢帝國多久？
並且，有些人根本沒有等那麼久的意思，就在今歲夏，給皇帝劉暘出了一個難題。
有人往三法司各投了一份舉報信，皇城前的銅匭也沒放過，內容是吳國公劉暉府上，隱匿土地，強佔民田，以高利貸奴役下民，同時有欺男霸女、殺人害命之舉，市井之間也迅速流傳開這些內容。
一時之間，洛陽從朝廷到坊間，非議不斷，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垂拱殿。
輿論堆積到這等程度，對此事，劉暘除了下詔徹查，其他任何包庇的做法都與他的人設不符，也有違他治政之理念。
而吳國公劉暉府上的事，並不難調查，兩萬多頃的地，又飛不走，同時還有更多人把土地寄名於公府名下，對外都說是吳公的地，籍以免稅。然而，實際擁有的土地數目，比朝廷給的免稅額度，超了何止十倍？
這種情況，換在普通勳貴、地主身上，早就重罰了。至於奴役佃民、僱工，放高利貸，乃是草菅人命的行爲，則屬於“正常操作”了。
而經過調查之後，其他小魚小蝦不需再提，真正被拿到刑部偵訊的，便成了刑部大堂上被審判三人。
至於具體的罪責如何，早就清楚，並報請皇帝批覆過了，今日只是走個過場罷了。
隨着三人罪行宣讀完畢，伴着一聲震耳驚魂的驚堂木砸打聲，刑部尚書李惟清操着一口淮音，義正辭嚴地宣讀最終判決，並由大理寺卿王禹偁當場覈准。
判辭宣讀完畢，三名犯官，最後站着的只有兩人，主簿張常建，他被判流南洋，至少腦袋保住了，至於癱軟在地的兩人，斬！
一切都是經過安排的，幾乎提供了一條龍服務，二人押赴天牢侯斬，判流刑的主簿張常建也被立刻押出去，帶上枷鎖，背上家屬準備的行囊，在兩名差役護送下，踏上海外“追夢”之旅。
至於從頭到尾聽完宣判的吳國公劉暉，則在燕王劉昭的陪伴下，失落地走出刑部，夏日陽光落在他那張顯得格外滄桑的俊臉上，把那無限悽然都給照了出來。
僅從外貌形象上而言，如今的劉暉是那種中年帥哥，天家貴氣與璀璨文氣交織在他身上，再加上那麼一層滿帶故事的憂鬱，絕對能讓無數少女傾心。
可惜，跟在身後的，是個大男人。默默地看着劉暉那失魂落魄的背影，燕王劉昭臉上也不禁浮現出一抹不忍，然而見他欲離去，還是忍不住開口叫道：“七哥.還請留步！”
劉暉身體聞聲一頓，緩緩回過身來，看着劉昭，以一種譏諷的語氣道：“雞的下場已經看完了，我這隻猴還不能回府嗎？”
“不能！”聞言，劉昭給了一個肯定的答案，迎着劉暉的目光，深吸一口氣，緩緩道：“還請七哥隨我去一趟宗正寺吧！陛下詔意，圈禁一年！”
聽到這麼個迴應，劉暉臉色變了變，變化是那般精彩，良久，打量着一臉爲難的劉昭，雙手伸出，漠然道：“需要帶鐐銬嗎？”
“七哥言重了！”劉昭趕忙表示道。
劉暉時年四十，但在這一進一出之間，就彷彿蒼老了十歲。劉昭也實在於心不忍，道：“一年時間很快，我也交待好了，必不會怠慢了七哥！”
劉暉沒有接話，見狀，劉昭又道：“七哥，陛下也是沒有辦法，人言可畏，你切勿埋怨.”
劉暉還是沒有說話，一直到登上劉昭的王駕，兄弟倆同乘着，前往宗正寺途中，腦袋枕着車廂的劉暉方纔輕聲說道：
“陛下不是在渤泥島給了我一塊封地嗎？我家大郎也二十歲了，你代我傳句話，懇請陛下給他一份恩典，讓他出海就國吧.”
皇城內，垂拱殿中，皇帝劉暘正殺氣騰騰地注視着恭立於面前的皇城使王約，冷冷道：“給朕查出來！”
顯然，這件事讓劉暘異常憤怒，不在於最終對劉暉的處置，抑或顧念兄弟之情，而在於這種於暗處推波助瀾、興風作浪的行爲！
其心可誅！其行可罪！此時的劉暘，就像一條被觸了逆鱗的真龍，不施雲雨，只降雷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