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文學館之設立。是我以個人微羽的力量，向政府文化政策所作的最後一個挑戰。一九九八年三月底，報紙有一篇報導立法院審查會擬將籌備多年的國家文學館附設於文建會“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不能獨自設館，或亦可將它附設於大學院校一事，令我感到學術界又受一次政治愚弄。因遠在七年之前，文建會由黃武忠先生等人策畫，請我與四、五位專家學者，多次頂着大太陽前往臺中、臺南、高雄等地探勘館址，同行者有羅宗濤、陳萬益等中文系教授。經過半年的討論，決定在臺南設館，然後就被他們延擱多年，如今竟是這樣!
第二天上午是九歌出版社二十週年慶祝會，原已邀我作“貴賓致詞”，當晚我思索許久，決定在賀詞之外，爲這件事說一些話。這不該是我一個人的憤怒。這樣的聚會就是真正的文壇之會，許多人已知我多年。我在會場詳細說明自己與這件事的因緣和所耗時間和心血，唯一的期望是給我們的文學一個“家”，絕不能與古蹟、文物、保存技術等混在一起，在衙門的屋檐下掛一個孤伶伶的牌子，收藏一些發黃的手稿。
因爲在臺灣這樣的政治環境，只有文學是超然的，或能不受政黨、經濟的影響：如果定名爲國家文學館，臺灣未來是統是獨，它有文學的尊嚴，任何搞政治的，也沒有膽量推翻一個“國家”。我一場慷慨陳詞不但引起與會文友的熱烈反應，第二天四月一日，各報都有相當顯著的報導。《聯合報》文化版以很醒目的標題:“不設國家文學館——文學之恥”強調此館之重要，並且附了一張我在麥克風前握拳大聲疾呼的照片，以半版的篇幅寫作家的發言，和設館乖舛的籌備過程，反映了政治現實妥協下的荒謬……。
這些聲音確實產生效果，不久我們即收到立法院幾位文化立委和教育立委召開聽證會的邀請函。我認爲自己公開呼籲已說明了衷心盼望應該有更多的聲音和力量，在會前我寫了一封信給向陽（林淇漬），希望他們以詩人的洞見（Vision）加強我提出的中心意象，我這樣寫：
當人們說到“文學殿堂”時，有時會有嘲諷之意;但想到文學館，我認爲它在教化的功能上應有殿堂的莊嚴涵義，所以不宜與別的實用工作組織擠掛一張牌子而已。
這個館應該有一個進去就吸引人的明亮的中心，如大教堂的正廳宵蒼圓頂，或現代的展示核心，用種種聲光色電的技術，日新月異地說明文學是什麼?圍繞着它的是臺灣文學的鹹績與現況，世界文學的鹹績與現況。在後面是收藏、展示。它不是一個死的收藏所，而是一個活的對話:進此門來能有一些啓發，激盪或更多的思索，至少不空心出去。
這樣具有象徵意象的館，也許不是目前所能建立的，但是往長遠想，我們應該先說明或描繪一個真正的理想，也許政府，乃至私人捐募，可以有口建出一個有尊嚴獨立的國家文學館，遠超政治之上。
我知道現在的文建會林澄枝主委已盡心盡力在獨立設館的爭取。盼大家共築遠景。
向陽是文字靈活、意境卻沉穩的詩人，筆會季刊譯者陶忘機英譯他的“春、夏、秋、冬”四個系列的長詩，所以是可以談話的朋友，他了解蘭熙和我對“我們臺灣”愚忠心情的年輕文友。他曾主編《自立晚報》的自立副刊，更重視臺灣文學的處境。同年他也寫了一篇火力全開的《打造臺灣文學新故鄉》，爲文學館催生，我們大家最怕它在所謂“文化政策”下只是一個角落裡掛着的一個牌子，喪失了文學應有的尊嚴。也許我們的努力沒有白費，二00三年十月，由臺南兵馬營舊址整修而成的，新名爲“國家臺灣文學館”燈火輝煌地開幕了。我在新聞報導中看到，首任館長成功大學教授林瑞明（詩人林梵）和副館長陳昌明（成大文學院院長）竟都是我臺大“高級英文”班上的學生!這一座曾經歷史滄桑的建築，如今堂皇地以文學館爲名，站立在遺忘與記憶之間，總比個人的生命會多些歲月，具體地見證我們的奮鬥與心跡。
近年來臺灣已有十多所大學成立了臺灣文學研究所，自清華大學的陳萬益，成大的呂興昌等創系人，到校新成立的政治大學陳芳明、中興大學邱貴芬、臺大何寄澎、柯慶明、梅家玲，都是我的學生。有時看着各種會議的議程以及論文主題，真覺得那些年我在教室的心血。算是播下了種子吧!那一刻，我想高唱聖歌《普夭頌讚》三六五首:
“埋葬了讓紅花開遍，生命永無止息吧”。
而我多年來，當然也曾停下來自問：教學、評論、翻譯、作交流工作，如此爲人作嫁，忙碌半生。所爲何來？但是每停下來。總是聽到一些鼓聲，遠遠近近的鼓聲似在召我前去，或者那仍是我童年的願望？在長沙抗日遊行中，即使那巨大的鼓是由友伴揹着的，但我仍以細瘦的右臂，敲擊遊行的大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