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我才小學畢業，還得上學，而中山中學不收我，怕我動不動就發燒生病拖累他們。因此，父母把我一個人送到長沙的周南女中，念一年級。周南女中在湖南是有歷史的名較，在臺灣還有校友會。
我記得班上的導師是黎世芬老師。我到臺灣後近二十年，由臺中搬回臺北，常常在報紙上看到他的名字，當時是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我去拜望他，他看到我還記得我。我功課雖好，但老是生病，動不動就暈倒，發高燒，送醫院……。由於學生一律住校，家長把孩子託付給學校，校方有照顧的責任。他用湖南話說：“你這個娃兒，真是麻煩唷！”
在那短短的一學期，我書念得很好，凡事都很認真。日本人打進漢口時，我們學校參加長沙愛國大遊行，全市像沸騰一般。我參加學校鼓樂隊，老師問：“你要做什麼？”
我說:“我要敲大鼓。”
因爲那時候抗日的感受很強烈，一定要用大鼓才能表現出來。但我體重只有三十幾公斤，瘦得像只猴，根本背不動大鼓，黎老師成全我，叫一個壯一點的同學揹着鼓，我在旁邊敲。所以遊行時，我是打大鼓領隊的，這也反映出學校對由北方逃難來的學生的寬容與同情。
來臺灣後，我還留着一本當年的小小紀念冊，裡面有老師和同學們寫的一些祝福的話。在現實的劇變乏中，在育兒、烹堂二餐的空隙裡，有時我仍會想起屢弱的十三歲和長沙遊行時全市鼎沸的愛國心。以及自己在鼓聲中的惶惑與憤怒。
我們到湘鄉後兩個月，哥哥收到張大飛曲入伍訓練基地寫到學校的信，——他們的年輕教官中有幾位是黃埔八期到十二期的東北學生，知道中山中學到達湖南，落腳在湘鄉永豐鎮。
他信上第一句話就是問媽媽身體如何？（他不敢問，“她仍活着吧？”）請我們務必回信，他在信內寫了哥哥和我兩人的名字，或許是怕哥哥不一定回他的信。
信中，他也說明從軍的理由:“我已經十九歲了，畢業時超過二十歲，到時不一定考得上公立大學。日本人把我們逼成這樣，我也沒有心情唸書或等待一個沒把握的末來。我家有三個哥哥和弟弟，我如今如願考進了空軍官較，可以真正報效國家，爲我父親復仇。”
他說入伍不久即考入空軍官校，訓練很苦，但每天吃得很飽，“我自離開家。除了在南京你們家之外，很少吃這麼好的伙食。”體力好，入伍訓練也受得住。他問我有沒有看《聖經》?可以先從《新約》看起。哥哥在學校很忙，他命我立刻回信。
我到了長沙上週南女中時，給他回信說清楚家中和媽媽的身體情況，告訴他贈我的《聖經》放在腰袋裡，逃警報都帶着，只是不懂爲什麼耶穌說人打你的左臉，你連右臉也讓他打?
長沙在兩次大火前夕，處境日益艱難，父母只好把我先接回湘鄉，準備隨時再往前逃。
我至今仍記得我們在永豐鎮過的好日子。湖南有豐饒的物產、淳厚的民情和世代厚植的文風，湖南人因執着與自信常被人稱爲“湖南騾子”。那兒是個魚米之鄉，我今生走過很多地方，很少看到那樣肥美的蘿蔔和白菜。在戰火還沒有燒到的時候，日子過得太平安寧，與世隔絕，真像沈從文《邊城》裡翠翠的美好故鄉。
在《國立東北中山中學金禧紀念集》書中許多人也寫到，湖南湘鄉那近一年的學校生活雖仍在逃難申途，但山明水秀，豐衣足食，竟成爲一段美麗的回憶。